参考来源:《清史稿·睿亲王传》《清实录·世祖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外出围猎日记》《朝鲜李朝实录》《北游录》(谈迁),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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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十一月,一支规模不小的狩猎队伍出了古北口,往关外走。
带队的人是大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
那一年他三十九岁,是整个帝国里名义上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凌驾于皇帝之上的那个人。
文武百官见他下跪,奏折经他批阅,皇帝的名字在诸多正式场合里排在他的后面。
年仅十三岁的顺治帝福临,打从记事起就生活在这个人的阴影下。
这支队伍的目的地是古北口外的喀喇城,今河北省滦平县境内。
那里有多尔衮正在修建的行宫。他打算在那儿行猎散心。
随行的御医知道情形不对。
王爷近来状态明显走下坡,脸色发青发暗,动不动就咳嗽,不是短期能恢复的样子。
御医劝过,说天寒地冻,路途颠簸,不宜远行。多尔衮没理会。
《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外出围猎日记》记载:"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父摄政王身体欠安,居家烦闷,欲出口外野游。"
十二月初七,队伍进了喀喇城。日记上写着:"本日,皇父摄政王病重歇息。"
随后是初九日,戌时。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岁。
多尔衮死前,急急传令召见大哥阿济格。
阿济格没赶上。
消息用驿马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北京。
十三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得报,沉默了很久,说了三个字——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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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大妃之子到孤立无援,十五岁的多尔衮学会了忍
要理解多尔衮这个人,得先从他的出身说起。
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多尔衮出生于辽东赫图阿拉城,生母名阿巴亥,乌喇那拉氏,是乌喇贝勒满泰的女儿,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她早在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满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
阿巴亥深得努尔哈赤宠信,是名副其实的大妃。
她生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多尔衮排行第二。
生在大妃膝下,努尔哈赤又偏爱这个儿子,多尔衮的早年日子本不该难过。
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就把多尔衮列入共议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那年多尔衮才八岁。
八岁的孩子跻身议政核心,这本身就说明努尔哈赤对他寄予了多少厚望。
但这种优待,在天命十一年那个秋天戛然而止。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叆鸡堡驾崩。
他这辈子打过无数仗,最后一次没打赢的,是年初的宁远之战——袁崇焕用西洋炮守住了宁远城,努尔哈赤含恨而回,此后郁郁成疾,未能再振。
努尔哈赤一死,局面立刻变了。
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众贝勒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于农历九月一日在大政殿即汗位。
皇太极登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既不是祭天,也不是封赏,而是去大妃阿巴亥住处,向她宣布——殉葬。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阿巴亥只有三十七岁,正值盛年,基于对人生的留恋和对爱子的牵挂,她不愿殉死。
代善、皇太极坚持必须遵从先帝遗命,阿巴亥被逼无奈,于辰时自尽。
那年多尔衮十五岁。
亲眼看着母亲被逼死,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史书里找不到他对这件事的任何记录,他没有在任何文字里表达过与此相关的只言片语。
这种沉默,可以有两种解读:要么他打从那天起就明白,把话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要么就是他早早学会了,凡是不能动的事情,就当作不存在。
无论哪种,结果是一样的——他开始往死里打仗。
战场是当时唯一能让人不可替代的地方。
多尔衮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从母亲死后,他就跟着皇太极南征北战,把自己打进了八旗最核心的圈子里。
天聪三年,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和弟弟多铎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以偏师出击大获全胜,杀古鲁台吉,获人畜一千二百余。
当年三月,多尔衮被皇太极赐号"墨尔根戴青",满语意为"聪明机警"。
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史料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不是谁的儿子,也不是谁的弟弟,就是他自己。
往后十几年,他越打越猛,战场上的账算得越来越准,人也越来越难对付。
天聪九年,1635年,多尔衮率军前往收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获得传国玉玺,这成为皇太极称帝的重要依据之一,加速了清朝的建立。
这一仗不光是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的分量同样不轻——把那块玉玺送到皇太极手里,多尔衮等于替皇太极把称帝的"天命"给捧出来了。
崇德元年,1636年,多尔衮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
崇德六年至七年,1641年至1642年,一场决定明清走向的大战在辽东打响——松锦之战。
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会战,多尔衮是清军主要统帅之一,后皇太极亲赴增援。
明军经两年激战最终惨败,洪承畴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寿举锦州城投降,松锦之战后辽东全属大清,明朝势力退入山海关。
这一仗之后,明清之间的主动权彻底换边了。
可以说,没有多尔衮在战场上的这些积累,后来的清军入关不会那么顺利,甚至未必能在那个时机发生。
皇太极看着这个弟弟越来越觉得离不开,重用是真,也忌惮是真。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既是同一战壕里的盟友,又是心里都清楚彼此分量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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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太极死了,多尔衮在皇位面前退了一步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在盛京猝然病逝。
没有留下遗诏,没有指定继承人,皇位就这么空出来了。
皇太极猝死的消息一传开,八旗贵族在盛京城内外奔走相告,军营里、王府中都炸开了锅。
这个局面,是所有人都没料到的。
多尔衮站在这个节点上,手里的底牌不薄。
他掌着两白旗兵马,这十几年打下来的战功和威望,在宗室里无人能超过他。
支持他登位的人不少,私下里也有人暗示,就算强行拿下,多尔衮未必没有这个实力。
站在另一边的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豪格当时三十四岁,有能力有军功,两黄旗的索尼、鳌拜等重臣誓死站他那边,公开表态:必须立先帝之子。
豪格本人也不含糊,据说他当着众人的面骂过多尔衮"有病无福"——这句话后来被多尔衮记了很久,找机会算了回来。
两边都把话说到明处了,谁也不肯让步,争了好几天,眼看就要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最终,多尔衮抛出一个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他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年长之后,归政皇帝。
这个方案把豪格踢出了局,又让两黄旗的人面子上说得过去——毕竟是先帝的亲儿子继位,不算坏了"父子相承"的规矩。
而多尔衮自己,以辅政王的身份留在核心圈里,大权拿在手里,不必顶着皇帝这个名头,也不必承担豪格那些铁杆死磕到底的风险。
1643年10月8日,六岁的福临在盛京继承皇位,年号顺治,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这一步退得算账。
六岁的孩子坐在那把椅子上,能拿多尔衮怎么办。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尔衮在争位这件事上,确实没有走到最后那一步。
他若真的一心称帝,机会就是这一次,两白旗的兵马、满朝的声望,都在这个节点上。
他没走出去,退了。
这一退,是历史上争论了三百多年的一个谜。
【三】入关之后,权力一步步往皇帝的位置靠
顺治元年,1644年,大清的机会来了。
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大明就这么亡了。
吴三桂开了山海关的门,多尔衮带着八旗大军长驱直入。
顺治元年,多尔衮指挥清军大举入关,进占北京,入主中原。
进了北京之后,多尔衮没有沉浸在这场胜利里太久。
他很快就着手做了几件实质性的事:严禁清军入城后抢掠,给崇祯帝发丧,重新启用明朝旧臣,在汉族士绅最敏感的地方先做出一个姿态。
这些决策,让清廷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北京稳住了阵脚,没有引发像明末流寇那样大规模的城市破坏和民心离散。
接着是迁都。
原本有人反对——以阿济格为首的一批人觉得北京太远,补给不够,进来容易出去难。
多尔衮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出发,主张迁都北京,最终统一了诸王大臣的意见,决定迁都,同年六月开始筹备,顺治帝于九月从盛京抵达北京。
这一步棋走对了。
留在关外,清朝永远只是关外的一个割据政权;进了北京,才算是真的入主中原。
与此同时,多尔衮自己的头衔也在往上走。
顺治元年,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进一步称皇父摄政王。
"皇父"这两个字,放在正式的文书和奏折里,意思是明摆着的:我不是你的叔叔,我是你的父亲。
顺治五年末,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之后,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全面向皇帝规格看齐。
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
奏折由他批,人事由他定,诸王贝勒每天要去他的王府候命,而不是去宫里见皇帝。
顺治六年二月,清廷派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看到国书里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当场问使臣:"此何举措?"
使臣答:"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
朝鲜国王李倧感叹道:"然则二帝矣。"
连邦交国都看出来了,北京城里出现了两个实质上的皇帝。
坐在那把椅子上的福临,这几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可言。
他长到十一二岁,性子本就刚烈,对这种处境的积怨,在那些年里一点一点往深处压。
压着的另一件事,是豪格的案子。
顺治五年,豪格班师回京,多尔衮以"隐瞒部将冒功及起用罪人之弟"的罪名将他下狱,革除爵位,幽禁。
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死于幽禁中。豪格死后,多尔衮纳了他的福晋。
顺治对这件事的感受,史料里有过一段侧面描述:当时多尔衮要处死豪格,顺治哭泣绝食才勉强保住了他的命。但最终没保住。
这笔账,顺治同样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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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弟弟多铎走了,多尔衮开始垮
如果要在多尔衮的一生里找一个转折点,顺治六年春天是个绕不过去的节点。
多铎,多尔衮的同母亲弟,是这三兄弟里最能打仗的那个。
入关后,多铎以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挥师破扬州,杀史可法,下江南,俘南明弘光帝,乾隆帝后来称他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
他是多尔衮在政治上最可靠的盟友,也是在军事上最顶用的后援。
两个人的关系,和阿济格完全不同——多铎有脑子,有判断力,关键时刻知道怎么配合,这让多尔衮对他的依赖远超常人。
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十八日,多铎"染痘疾"于北京府邸病逝,年三十五岁,谥号"通"。
多铎死时,多尔衮正在山西率兵征讨姜瓖。
得到弟弟病重的消息,他立刻班师,快马往回赶。
赶到居庸关时,多铎已经病逝的消息追来了,多尔衮换上素服,号哭奔往京城,到了豫亲王府,扶柩痛哭,险些昏过去。
多铎一死,多尔衮的处境悄悄变了。
政治上,这三兄弟是一个整体,阿济格负责勇武冲锋,多铎负责谋略配合,多尔衮在中间调度。
多铎没了,这个组合就缺了一块最关键的拼图。
更现实的问题是,多尔衮自己没有儿子,他一直在暗中把多铎当成自己权力格局的延续来培养。
多铎一走,这条线彻底断了。
身体上,多尔衮这些年的状态本就在走下坡路。
多年的戎马生涯,大大小小的伤落下了不少,加上亲政以来连轴转的政务压力,身体早就亮起了红灯。
弟弟死后,他明显消沉,酗酒,睡眠变差,脸色越来越差。
随行的朝鲜译官留下的记录写道,摄政王"面色青黑,咳血不止,医者劝止,不听"。
1650年的冬天到来时,多尔衮决定出关行猎,去古北口外散一散心。
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队伍出了古北口。
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外出围猎日记》的记录,出发的理由写得很直白:身体欠安,居家烦闷,欲出口外野游。
一支这规模的队伍出行,沿途有行宫、有驿站,补给和护卫都不缺。
但多尔衮此行的状态,随行的人都看在眼里——从出发那天起,他就时不时需要停下来歇息,进了古北口之后,咳嗽的频率也更高了。
十二月初七,队伍抵达喀喇城。
这里是多尔衮正在修建的喀喇河屯行宫所在地,今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
日记记着:本日,皇父摄政王病重歇息。
就是在这几天里,坠马发生了。
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因坠马膝盖受伤,御医傅胤祖用药有误,多尔衮由此病逝喀喇城。
膝盖着地的伤在当时处理起来并不简单——渗血、感染、发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致命,更何况多尔衮本就在这个时候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帐中,病榻上的多尔衮被炭盆围着,浑身仍是发抖,面颊绯红,嘴唇发紫,高烧一直没退。
病情在两天之内急转直下。
多尔衮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不行了。他下令急召同母大哥阿济格。
阿济格那时同样在这支队伍里,但没能在多尔衮咽气前赶到。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戌时,皇父摄政王猝薨于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他想对阿济格说的那句话,就这么带进了黄土。
十三日,讣告送达北京。
顺治帝下旨,臣民易服举丧,二十日颁诏布告全国"丧仪合依帝礼",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
满朝文武都以为,这场风波就此落幕。
然而,就在大学士刚林骑快马离开塞北向南狂奔的那一刻,他带回的不仅是多尔衮的死讯,还有另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