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大姐何丽蓉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盘点这个月的账目。
缝纫机旁边堆着几件改了一半的衣服，线头缠得乱七八糟。
电话响了七八声我才接起来，就听见大姐嗓子劈了似的喊：“红梅！你姐夫住院了，肝衰竭，要换肝！一天两万，医院催着交钱……你赶紧把店铺盘出去，凑七十万救救你姐夫！”
我手里的笔停住了。
七十万。
十年裁缝铺的流水都攒不到这个数。
我抬头看了一眼墙角那台老式缝纫机，那是婆婆陪嫁带过来的，已经踩得快散架了。
肖宏说要换新的，我一直舍不得。
电话那头大姐又哭了：“红梅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拐了个弯，最后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姐，他不是你老公吗？你咋不卖你的首饰？”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然后挂断了。
“嘟嘟嘟”的声音敲打我的耳膜，像小时候过年敲的破锣。我握着手机坐在缝纫机前，窗外老街的灯光昏昏黄黄，落在地板上像一摊干了的酱油。
肖宏在里屋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谁啊？”
“大姐。”我把手机放回桌上，手指头有点抖，“说姐夫住院了，要七十万。”
肖宏没吭声。他见过太多次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发呆。窗外的梧桐树影子被风吹得晃来晃去，像有什么东西藏在那团黑影里，正准备扑出来。
01
第二天一早，大姐何丽蓉就上门了。
她站在裁缝店门口，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脖子上挂着一根小拇指粗的金链子，手腕上晃着三四个镯子。
一进门就拽着我衣角哭，说姐夫郑贵已经在省城ICU躺了三天了，医生说再不换肝命就保不住。
“红梅，你就算不认我这个姐，也得认你姐夫吧？他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啊！”大姐鼻涕一把泪一把，声音大得街上的人都扭头往店里看。
我没说话，低头继续踩缝纫机。针脚的线走得歪歪扭扭，我又把它拆了重新走。
大姐见我不理她，声音尖了起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血？你姐夫都躺在医院等死了，你还坐在这里做衣服？你是人吗你？”
我抬起头看着她。那根金链子在日光灯下一闪一闪的，晃我的眼睛。
“姐，你这根链子，少说也有三四十克吧？”我把针顶一下，线从布眼里穿过去，“前年你买的时候跟我说花了一万八。”
大姐一愣，下意识伸手捂住脖子：“这是你姐夫送我的生日礼物，不能卖！”
我没接话，继续做活。店里只有缝纫机扎扎扎的声音。
大姐在店里转了两圈，又凑过来压低声音：“红梅，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这次不一样，是真的要命的事。你姐夫要是倒了，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办？郑浩还小呢，才十八岁……”
“十八岁不小了。”我低着头说，“我十八岁已经跟着肖宏出来摆摊了。”
大姐的脸一下涨红了。她张了张嘴，又闭上，反复了几次，最后摔门走了。玻璃门哐当一声，挂在门框上的铜铃铛震得叮叮响。
我看着那扇还在晃动的门，心里头也说不上什么滋味。是酸，是苦，还是什么别的，混在一起，像嚼了一嘴生柿子。
十点多的时候，肖宏买菜回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缝纫机前发愣，把手里的菜篮子往桌上一搁：“她又来过了？”
“嗯。”
“说了什么？”
“让我卖店。”
肖宏没接话，转身去厨房洗菜。水龙头哗哗地响，冲在青菜上噼里啪啦的。我听得出来，他在憋着火。
这些年因为大姐的事，肖宏跟我吵过不下十次。
上次最凶，是因为大姐说要买房子，让我借五万块钱做首付。
我借了，到现在三年多了，一分没还。
肖宏知道后，一整天没跟我说话。
吃午饭的时候，两个人都闷头扒饭。肖宏把红烧肉的肥肉夹到自己碗里，把瘦肉留给我。这个动作他做了十年，从我们摆摊卖早点那会儿就开始了。
我夹了一块瘦肉放到他碗里：“店里这个月流水还行，刨去布料钱和电费，能剩个三千多。”
肖宏抬起头看我。
“我没有答应卖店。”我说，“但我想搞清楚，事情到底是不是像大姐说的那样严重。”
肖宏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你什么意思？”
我把筷子搁下：“我想去省城看看。”
肖宏沉默了一会儿：“去就去吧，早去早回。店里我一个人盯着。”
下午两点，我给大姐打了个电话，说要她病历照片看看。
大姐很爽快地发了一张来，说是郑贵的住院单，上面有诊断：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建议肝移植。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扫描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打印纸上的日期是五天前的，但纸边有点皱，像是被人攥过。
还有诊断医生那一栏，签名写得潦潦草草，看不大清楚是谁。
我认识一个护士，是肖宏的堂妹，叫肖筱薇。她在县医院消化内科待了五年，之前结婚办事时见过几面，挺热心一姑娘。
我翻出手机通讯录，找到她的名字拨了过去。
“喂，筱薇吗？我是你红梅嫂子。有点事想问问你。”
肖筱薇接到电话很意外，但听我说完情况后，表示可以帮忙私下打听一下。她在那家医院有认识的同学，可以查查病历。
“不过嫂子，”肖筱薇压低声音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有些病，外人说的和病历上写的，可能不是一回事。”
挂了电话，我站在店门口抽了根烟。
我不常抽烟，一年到头也就几根，今天不知怎么就想抽一根。
烟雾混着老街傍晚的炊烟，往天上飘，散得无影无踪。
02
三天后的下午，肖筱薇骑着电动车来了店里。
她穿着一件白大褂，披散着头发，脸上带着口罩，一进门就往里屋钻，把门关上了。
我放下手里的活，跟进去一瞧，她正坐在小马扎上喘粗气，脸上的口罩都洇湿了。
“嫂子，我查到了。”肖筱薇把口罩扯下来，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打印纸，“我让同学拍了一份你姐夫的病历复印件，你先看看。”
我接过来，手有点抖。
病历上写得清清楚楚：主诊断不是肝功能衰竭，而是“酒精性肝炎失代偿期”。
患者有长期过量饮酒史，每天摄入酒精量约200克，持续超过十五年。
建议戒酒并进行保肝治疗，没有提到肝移植。
“酒精性肝炎？”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那她说的换肝……”
肖筱薇摇摇头：“酒精性肝炎确实可以发展到需要肝移植的程度，但不是这个病历反映的情况。我专门问了我同学，她说这份病历上所有指标都提示是内科保守治疗范围，医院根本没有给她走肝移植评估流程。”
我坐在小马扎上，手里那张纸被攥得皱巴巴的。窗外的夕阳照进来，把纸上的字照得有些发黄，像旧报纸似的。
“而且还有个事。”肖筱薇压低声音，“我同学说，郑贵在一个月前其实已经出院了。后来又转去别的医院住院了，但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
“出院了？”我眼睛瞪圆了，“不是说在ICU吗？”
肖筱薇摇头：“至少去我同学那家医院查到的记录，他没有住过ICU。不过我同学说，他老婆确实经常跟医生吵，说要转院、要换肝，还骂医院不给他治，闹得很凶。”
我把那几张病历复印件叠好，装进抽屉里锁上。
“嫂子，”肖筱薇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个姐姐，你得多留个心眼。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
肖筱薇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店里，天已经黑透了。
街上亮起了路灯，一对年轻夫妇牵着孩子从门口经过，说说笑笑的。
我突然觉得那画面特别刺眼。
晚饭没有胃口。肖宏吃完了一碗饭，又盛了半碗，见我不动筷子，问我怎么了。我把病历的事说了，肖宏筷子啪地拍在桌上，油星子溅到桌面上。
“我就说她没安好心！”肖宏气得脸都白了，“上次借的五万还没还呢，这次倒好，直接要你卖店！她当你是提款机啊？”
我没接话。我知道他说得对，但那个是我亲姐，从小背着我上学的亲姐。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月光穿过梧桐树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乱七八糟的图案。
肖宏睡得也不踏实，翻身的时候手搭在我腰上，热气喷在我后脖颈上。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大姐的脸。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姐妹三个。
大姐十八岁就辍学去镇上的服装厂打工，挣的钱都寄回家，供我和妹妹读书。
那时候大姐每个月工资三百块，自己只留五十块零用，剩下的都寄回家。
后来大姐嫁了人，嫁给了做生意的郑贵。
郑贵那时候刚发了点财，开着一辆二手桑塔纳来提亲，彩礼给了八千八，在我们老家那会儿算是很有面子的事。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大姐找了好人家。
婚后头几年，大姐确实风光了一阵子。
金链子、金镯子，样样配齐。
回娘家带的东西也都是贵的好烟好酒。
母亲脸上有光，我这个做妹妹的也跟着沾光。
但郑贵的生意说垮就垮。
他开了一家五金店，头两年还行，后来越来越难做，欠了一屁股债。
大姐开始跟我们借钱，一开始是几千，后来上万，从没还过。
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那盏用了七八年的老式吊灯。灯罩边缘的塑料已经发黄了，灯管有一根不亮了，剩下一根发出昏昏黄黄的光。
“红梅？”肖宏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明天我陪你回趟娘家吧。”
我转过身去看他，肖宏的眼睛在黑暗中亮亮的：“把你查到的东西带回去，让你妈也看看。她不是总说你大姐好过得好吗？让她看看她好女儿干的好事。”
我鼻子一酸，把头埋进他胸口。胸腔里头那股又酸又涩的东西翻涌上来，堵在嗓子眼，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肖宏的手指在我头发上轻轻梳着：“咱们不欠她的。你记住，不欠。”
我点了头，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洇湿了他胸前的衣服。
他轻轻拍着我的背，什么也没再说。
03
第二天是周六，裁缝店休息。
我和肖宏买了点水果和两箱牛奶，骑电动车回娘家。母亲住在城郊的老屋里，红砖瓦房，院子不大，种着两棵橘子树和一架丝瓜。
老远就看见大姐的黑色别克停在门口。我心里咯噔一下——大姐的车，她人也在。
“你姐也在。”肖宏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知道。”
门虚掩着，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听见大姐和母亲在屋里说话。大姐的声音低低的，像在哭。母亲的声音更小，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我喊了一声：“妈。”
屋里安静了。大姐走出来，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看着我，挤出一点笑：“来了啊。”
我没回应，直接走到里屋。
母亲坐在老式的木椅上，手里攥着一条手帕，看着我进来，神情有点古怪，说不上是愧疚还是别的什么，又像有什么大事要宣布。
“红梅来了，坐。”母亲用手帕擦了一下眼角，指着旁边的凳子，“你大姐都跟我说了。你姐夫病了，很重，换肝要七十万。你也知道，家里就咱母女三个，你妹在外地也回不来，能帮的只有你。”
我站着没坐。肖宏跟在我身后，把水果放在桌上。
“妈，大姐怎么跟你说的？”我直直看着母亲的眼睛，“说姐夫得了什么病？”
母亲瞪着我：“肝衰竭！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转头看向大姐：“姐，你再告诉我一遍，姐夫住哪家医院？”
大姐的眼珠子转了转：“省人民医院。”
“哪个科室？”
“消化内科。”
“主治医生是谁？”
大姐愣了一下，嘴张了张：“我……我记不清了。”
“病历呢？”我把手伸出去，“你把病历拿出来，我跟你去医院看看姐夫。”
大姐不说话，低着头，手指绞着羽绒服的拉链头。
母亲拍了桌子：“何红梅！你什么态度？你姐急得都跪下求你了，你还要看病历？病历那东西能假吗？”
“妈，”我蹲下来，把手机掏出来，调出一张照片，“这是我去医院查的，姐夫的病历复印件。上面写着诊断是‘酒精性肝炎失代偿期’，根本没到换肝的程度。”
母亲把手机拿过去，凑近看了半天，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阴沉。
“这是什么？”母亲把手机举到大姐面前，“丽蓉，你妹说的对不对？你老公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大姐的脸刷一下白了。
她嘴唇哆嗦着，眼睛躲来躲去，最后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妈！郑贵以前喝酒是喝坏了肝，后来拖严重了啊！医生说再不换肝就真的没命了！”
“那病历上怎么不是这么写的？”我追问道，声音冷静得像在审视一个学生，“你告诉我，他的名字、身价、住址都对得上。”
大姐说不出话了。她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母亲坐在木椅上，手帕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她看看我，又看看大姐，嘴唇动了动，最后叹了口气：“这事……是妈没问清楚。丽蓉，你把事情好好说清楚。”
大姐没说话，只是哭。
我站在原地，心里头说不上什么滋味。
是大获全胜的痛快？
不是。
是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也不是。
是失望。
对大姐的失望，对母亲的失望，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失望——失望自己这么多年，怎么就从来没想过要查清楚。
“妈，”我说，“我不要求大姐还我那五万块钱。但这次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她再找我借钱，我不会给了。”
母亲的脸一下白了：“红梅……”
“不是我不帮，”我转身看着母亲，“是我不想被人当傻子耍。”
大姐抬起头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红梅，姐对不起你……”
我没回头。推开老屋的木门，阳光呼啦一下涌进来，照在院子里的橘子树和丝瓜架上，也照在大姐那辆黑色别克的挡风玻璃上，明晃晃的亮。
肖宏跟在我后面，电动车钥匙响了两声：“回去？”
“回去。”
电动车引擎嗡嗡地响起来。
风从耳边刮过，带着秋天的凉意和泥土的腥气。
我坐在后座上，抱着肖宏的腰，脸贴在他后背上，闻到一股洗衣粉的味道。
我没哭。但眼睛涩涩的。
大姐说的那句“对不起”，是真的吗？还是又一轮苦肉计的开场？
04
日子照常过了两天。
裁缝店的生意秋后的蚂蚱，一天不如一天。
老街的服装店倒了又开、开了又倒，来来去去换了十几家招牌，只有我们这裁缝铺子还守着。
老街坊们都说，你家的扣子钉得最结实，你家的裤脚锁边最平整。
可好手艺换不来好生意。
那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件外套换里衬，店门口突然停下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车。车门一开，下来的人让我愣住了——郑贵，我大姐夫。
他不是说在医院住着，病得起不来了吗？
郑贵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脸上一丝病容也瞧不见。
他从车后备厢拎出一箱牛奶和一条烟，笑呵呵地走进店里：“红梅，上班呢？”
我手一抖，针扎进了手指头。食指指尖渗出一颗血珠，我赶紧拿到嘴里吸了吸。嘴里一股铁锈味。
“姐……姐夫？你怎么……”
“出院了，出院了！”郑贵把牛奶和烟放在桌上，拍拍我的肩，“医生说了，自己注意饮食、少喝酒，没啥大问题。前段时间不是把你姐急坏了嘛，你也知道，她那个人就是大惊小怪。”
他说得轻描淡写，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我看着他，他笑着看着我，像个什么都没做错的人。
“姐夫，”我把针放下，“你不是在省城医院住着吗？不是说换肝要七十万吗？”
“哎呀，那不是开始的时候医生吓唬人嘛！”郑贵摆摆手，“查了一圈最后说没事，就是点酒精性肝炎，养养就好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
他站在我面前，红彤彤的脸庞印堂发亮，笑起来还露出两颗金牙。这哪里有半点死里逃生的样子？
“那大姐说的七十万……”
“那是你姐小题大做。”郑贵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女人嘛，一遇到事就慌手脚，你别往心里去。红梅，你还是姐夫的好妹子。”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呶，这是给你的，压压惊。”
我看着那个看起来并不厚的红包，没有接。郑贵讪讪笑了笑，把红包搁在缝纫机的纸板箱上，转身往外走。
“姐夫，”我叫住了他，“大姐那五万块钱，什么时候还？”
郑贵身体一僵，慢慢转过来：“红梅，你这话说的……咱们谁跟谁啊？”
“谁跟谁？”我看着他，“上次大姐来借钱，说是你们要做笔生意，周转不过来。现在两年多了，一分没见着。大姐说姐夫住院要七十万，我拿一万出来。现在姐夫没事了，这钱什么时候还？”
郑贵脸上的笑容终于没了。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我：“红梅，你变了。”
我没说话。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郑贵摇了摇头，推门走了。店门口挂的铜铃铛叮叮当当响了一阵，又安静下来。
我看着搁在缝纫机上的红包，扯开一看，里面包了三百块钱。三百块。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冷笑了一声。
晚上，我把这事说给肖宏听。他正在洗菜池前刮鱼鳞，一听见郑贵来了，手里的刀停住了：“他来干什么？”
“说没事了，出院了。”
肖宏转过身，手上还沾着鱼鳞：“那他妈七十万的事就这么算了？”
“他给了一箱牛奶，一条烟，一个红包包了三百块钱。”
肖宏顿了几秒，笑了一下，说不清是讽刺还是无奈的表情。然后低头继续刮鱼鳞：“你这大姐夫，真是个人才。”
我把红包扔在桌上，三百块钱就那么摊着，被日光灯照着，红彤彤的，像是嘲笑我。
“肖宏，”我说，“我想再去省城查一次。我想搞清楚，姐夫到底生病没有，住了几天院，花了多少钱。”
肖宏看了我一眼：“查了又怎样？”
“我要个真相。”我说，“是我不放心的直觉。总觉得，这事没那么容易结束。”
肖宏沉默了一会儿：“行。明天我陪你去。”
第二天一早，我和肖宏骑电动车到汽车站，坐了四个小时的班车到省城。
省人民医院的住院部八层楼高，来回跑了几趟，终于在一个值班护士那里找到了郑贵的入院出院记录。
记录显示：郑贵总共住了九天院，入院诊断是酒精性肝炎，出院诊断也是酒精性肝炎。
住院期间的主要治疗措施是保肝抗炎、补充维生素，总花费九千七百多块。
我把那几页记录反复看了三遍，确认没有“ICU”三个字，也没有“肝移植评估”这个词。总花费不到一万。
护士还告诉我说，郑贵住院期间，有个女的也经常来，但那个女的不怎么会跟护士打交道，来了就站在走廊尽头打电话，偶尔让他自己吊针。
我还以为她是护工呢，后来才知道是他老婆。
我从医院出来，站在大门口，阳光晃得睁不开眼。肖宏靠在花坛旁抽着烟，烟灰落了一地。
“查清楚了？”他把烟掐灭，掸了掸烟灰。
“查清楚了。住了九天，花了九千七。酒精性肝炎，不是肝衰竭。”
肖宏抽烟的动作停了一拍：“那你姐为什么要说需要七十万？”
我看着远处车水马龙的街口，行人来来往往，红绿灯交替闪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知道我此刻心里翻涌着的苦涩。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一定要搞清楚。”
肖宏看了我一眼：“你心里有什么打算就说吧。不管做什么，我陪你。”
我低下去，落在脚跟旁边一块摔裂的地砖上：“我要回家，找我姐摊牌。”
05
回县城后，我没急着去找大姐。
我想了一晚上，把事情翻来覆去捋了又捋。
大姐为什么要演这出戏？
只是为了报复我，还是另有目的？
要七十万，她把我当傻子，但又不是纯粹的傻。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娘家。
母亲开了门，看见是我，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欢迎。
但也没关门，侧身放我进去了。
院子里那架丝瓜已经枯黄了，几根老丝瓜吊在架上晃荡。
橘子树上还挂着几个青皮果子。
“妈，我想问你一件事。”我坐在母亲对面，倒了杯茶，“大姐最近，日子过得是不是不太好？”
母亲端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总觉得，”我咬着嘴唇，“大姐不像是在骗我。至少不是很单纯的骗。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母亲沉默了很久，端着茶杯的手一直没放下，杯里的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最后，她像是下定了决心，把茶杯放在桌上：“你姐夫，欠了高利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他三个月前跟人合伙做了笔生意，被人骗了，全赔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利滚利，现在已经快六十万了。”母亲的声音越来越低，“债主天天上门，你大姐急得头发都白了，这才……这才想出那个下策。”
我靠在椅背上，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不是生气，也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是失望，是对长久以来被蒙蔽的失落。
“那为什么要骗我？”
“你大姐说，你姐夫认识省城医院的人，可以帮忙整一份假的病历和住院记录。”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小，“她知道你和肖宏这些年攒了点钱，又受了委屈不肯借。她说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你心甘情愿把钱拿出来。”
我愣住了。原来，连那份病历都是伪造的。
母亲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红梅，你大姐她……她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就可以骗我？”我声音发抖了，“她是我亲姐！她从小背着我上学的亲姐！她居然叫人来骗我、骗我说姐夫要换肝，要我卖店凑钱。她要真缺七十万，她怎么不卖她的金链子、金镯子？她怎么不卖她的车？她怎么不卖她新买的房子？”
母亲不说话了。她低下头，像是被我说中痛处。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腿有点软：“妈，这些年我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我挣的每一分都是和肖宏一起熬夜加班踩缝纫机踩出来的，不是风刮来的。大姐要借钱，可以跟我说真话，我可以借。但她用这种方式，是把我当什么了？”
母亲抬起头，嘴唇哆嗦着：“红梅，妈知道……妈都明白。”
“你明白什么？”我看着母亲，“你明白你为什么一直站在大姐那边吗？”
母亲愣住了。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和白得发亮的鬓角，那些皱纹是我嫁人以后才渐渐长出来的。
“从小到大，你都说大姐最懂事，最能干，最像你。”我声音有点哑，“我做得再好，你都说比不上大姐。可这一次，这个你最心疼的女儿，她骗了你。她觉得你太傻，太好骗，也骗了你。”
我说完，转身往外走。
母亲在后面喊我：“红梅！红梅！”
我没回头。
我知道，如果我回头，我会心软。
而我不能再心软了。
我推开老屋的木门走出去，走到院子里，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热乎乎的。
秋风吹过来，枯黄的丝瓜叶在地上翻滚。
身后传来母亲的哭声，干巴巴的，像破旧的风箱发出的声音。我脚步顿了顿，停在了橘子树下。看着那几颗青涩的橘子，还是没回头。
06
从娘家回来后，我一整天没说话。
肖宏看出我心情不好，默默做了晚饭，又去街上超市买了一瓶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一杯不？”
我摇了摇头，坐在缝纫机前，脚搁在踏板上，心里翻来覆去的，像有东西堵着。
“妈都跟你说了？”
肖宏抿了一口酒：“她怎么说？”
“她说，姐夫欠了高利贷，快六十万了。”
肖宏端酒杯的手顿了一下：“六十万？”
“大姐没办法，才想出这个主意来骗我。”
肖宏没说话，把杯里剩下的酒全灌了进去。辣得他皱了一下眉头，嘴咧了一下又松开。
“那你怎么想？”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了很久，从老街走回来的一路上都在想，想得脑袋都快炸了。
“我想报警。”我说。
肖宏猛地抬起头看着我：“报……报警？”
“她这是诈骗吧？”我看着肖宏，“伪造病历、虚构住院情况、谎称需要做手术、要我出七十万，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肖宏没说话，低头盯着自己的酒杯。
“可我又不想闹那么大。”我自嘲地笑了一下，“她是我姐。我报警，她就要坐牢。我妈年纪那么大了，不能让她老了还看着女儿被人抓走。”
肖宏伸手过来，握住了我的手：“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深吸一口气：“我想让她自己把真相说出来。”
“什么？”
“给大姐和妈一个机会。”我说，“我要让大姐亲口跟家里亲戚承认，她骗了我。我要让我妈知道，她一直护着的好女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肖宏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握得紧紧的，手心很暖。
“你确定？”
“确定。”
第二天，我去了大姐家。
大姐家在县城的东边，三室一厅的电梯房，阳台朝南。
是两年前买的，当时首付五十万，大姐从我这里“借”了五万，说是周转。
我去的时候，大姐正在家里跟她儿子郑浩吵架，隔着防盗门就听见她在骂：“你天天打游戏，饭也不做，地也不拖，你就不能干点人事吗？”
我按了门铃，里面安静了。大姐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过了几秒钟，门开了。
她站在门口，穿了一件旧毛衣，头发随便扎在脑后，脸色很不好看。跟那天在大街上又哭又闹的泼辣样子完全不同。
“你……你怎么来了？”
“找你聊聊。”我说着，没等她答应就进去了。
客厅很大，电视墙正对面摆着一套棕色的真皮沙发。茶几上散落着几个烟头，还有没喝完的啤酒罐。墙角摆着扫地机器人，罩着一层灰。
郑浩看见我，叫了一声“小姨”，就闪进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大姐：“姐，咱们好好谈谈吧。”
大姐犹豫了一下，也在对面坐下了。她低着头，绞着手指。安静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妈都跟你说了？”
她又沉默了，然后小声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你跟大家说清楚。”
大姐抬起头：“说清楚什么？”
“说你骗了我。说姐夫得的不是肝衰竭，说七十万是骗我的。”
大姐一下子站起来：“你疯了？要我跟亲戚们承认？那我的脸往哪儿搁？”
“那我的脸往哪儿搁？”我跟着站起来，声音也大了，“你到处跟人说姐夫住院要七十万，说我不肯出钱，说我没良心！亲戚们怎么看我？我妈怎么看我？我走在街上都抬不起头！”
大姐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红梅！姐求你了！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亲戚面前做人？”
“那你骗我的时候，你想过我怎么做人吗？”我问她，我的眼泪含在眼眶里，“你是我亲姐啊。你宁可骗我，也不肯跟我说真话。你宁可看着我妈来骂我，也不肯跟我说一句实话。”
大姐蹲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哭：“姐错了……姐真的错了……你原谅姐一次，就一次！”
我低头看着她，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掉进她的头发里。
我拉开大姐的手：“我可以不报警。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大姐抬起头：“你说！”
“把真相告诉我妈。”我说，“让我妈知道，你骗了我。”
大姐愣住了。她慢慢松开我的腿，坐在地板上，满脸泪水：“你要我怎么开口？”
“那就别开口。你写张纸条，我帮你说。”我找了个理由，“明天，你回家一趟。跟妈说清楚，你骗了她，也骗了我。”
大姐坐在地上，好久才点了一下头。
我转身准备走，突然想起什么，又回过头：“姐，那五万块钱，你要还。”
大姐看着我，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