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年轻人，10天时间，一次珠峰速攀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珠穆朗峰8848.86米，但很少有人可以说出，攀上这座世界之巅到底花费多久。

首先是距离。好消息是，耸人听闻的8000米，是海平面到山顶的垂直距离。站在大本营中的你，面前的山峰高度不过3485米。坏消息是，这3000多米的高度，大多数人需要往返走上40多公里的路。

其次是速度。如果在平地上，40多公里不过一次马拉松，最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两小时就能跑完。然而在高海拔地带，人的身体机能会急剧下降。到了8000米以上，一个人不借助外力呼入的氧气，光是维持呼吸和心跳都很勉强，更遑论还要向上攀登。

2026年5月17日，攀登者在夏尔巴向导的协作下攀登珠峰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普通人完成一次登珠峰，平均需要45至60天。其中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爬山，而是在等待——等待身体适应海拔，等待天气窗口，等待前面的人挪动。整个过程枯燥、漫长。从1953年英国探险队首登珠峰以来，几乎所有人都这么做。这也让本就昂贵的攀登活动多了一层隐形成本：时间。

2026年5月，有两个人想把这个45天的过程，缩短到一周时间。

张宝龙（以下称“宝龙”）是职业高山向导，曾五次登顶珠峰，是登顶次数最多的汉族高山向导。曹新越（以下称“大坑”）是自由攀登者，也是一名全职攀登教练。相比依赖完备的后勤保障和登山协作系统的商业攀登，他更熟悉的是轻装、快速、自主规划路线、自主背负装备、不依赖向导、自主承担风险的阿尔卑斯式的攀登方式。

宝龙（左）与大坑（右）在珠峰大本营

2025年秋天，宝龙找到大坑，第一次提出了速登珠峰的想法。大坑听完，觉得有道理：“试试呗。”

就这么定了。

宝龙想解决的，是一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

每次登完珠峰下来，他都要花几个月恢复：“爬珠峰最累的很多时候不是冲顶，而是等待。长时间的高海拔停留对身体的消耗是永久性的。”宝龙今年39岁了，攀岩水平远不如从前，他认为这和自己多次的珠峰攀登带来的消耗直接相关。

他想找到一条对身体损耗更小的路：速攀珠峰。

宝龙是迄今为止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汉族向导

过去，人们面对自然时首先想到的是服从。而今天，人们更习惯于优化。高铁缩短了距离，互联网缩短了时间，AI正在缩短知识获取过程。已经2026年了，几乎所有领域都在降本增效，攀登珠峰为什么不能？

人体适应海拔需要时间，但技术也在进步。过去30年里，低氧帐篷和低压氧舱逐渐进入职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通过“高住低练”的方式提升运动表现。这套方案有科学依据，有先例，有数据支撑。

宝龙的方案，是用这套组合训练完成预适应，把整个攀登周期压缩到一周以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尼泊尔，经珠峰南坡大本营登顶，下撤，再返回北京，计划总用时不超过6天。全程持续攀登，不在中途营地进行适应性休整，用30小时完成整个攀登。大坑评价这个计划：“特别地嚣张。”

逻辑是清晰的：如果高原反应的核心是身体对低氧的适应，那么提前在受控环境里完成这个适应，理论上可以绕过那段漫长的等待。

大坑在法国霞慕尼攀登

从去年10月立项，到今年5月15日出发，原计划六个月的准备期，两人真正认真执行的，只有低氧适应，其余聊胜于无。

四月初开始，两人开始每晚睡低氧帐篷。原理是在密闭帐篷空间制造氮气，人为降低氧气含量，模拟高海拔低氧环境。大坑觉得帐篷有两个孔漏气，效果打折，于是把孔全堵上了。效果确实更强烈了：每天早晨拉开帐篷门爬出去，就已经耗尽体力，头晕脑胀，“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从4月1日开始直到出发离京，大坑睡了一个多月低氧帐篷

他后来才意识到，不是低氧训练特别成功，而是自己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没法排出去。他给自己制造了一场轻度二氧化碳中毒。“没头苍蝇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练。”

出发前，他们还密集去了医院里的低压氧舱进行环境适应，模拟高海拔。每次挂号费50元，费用150元。第一次模拟海拔升到8000米时，大坑发现自己双手痉挛，手不听使唤了，在舱里说着话，就失去了意识，两分钟后被自己剧烈的呼吸憋醒了。

在8000米的模拟海拔呆了5次、每次1.5小时后，宝龙和大坑已经可以溜达着说话、刷手机了。舱里最高模拟到了9000米海拔，两人吸着氧在里面坐了45分钟，指标正常，状态稳定，感觉良好。

宝龙和大坑在低压氧舱里进行适应性训练，累计入舱时间达到了20多

出发前，他们信心高胀：“到了珠峰应该无敌了吧，上去就是干。”

方案在低压氧舱里经过了充分论证。数据好看，逻辑自洽，如果用职场那套汇报规则，拿这套数据做出的PPT大概相当好看。

2026年5月15日下午，广州白云机场。宝龙盯着手里的护照，愣了几秒钟。他发现事情有点不对。护照上的照片不是他自己，是他妻子的。

几个小时前，他刚从北京飞到广州，准备转机前往尼泊尔加德满都。按照原计划，16号中午，他就会站在珠峰南坡大本营，开始第六次珠峰征程。结果，在距离珠峰还有3000多公里的地方，他先把自己卡在了机场。

如果这是一个关于珠峰登顶的传统故事，这样的开头显然不太合适。攀登珠峰应该是一趟英雄之旅——从“好险”渡过的昆布冰川开始，到希拉里台阶排队登顶结束。而不是从拿错老婆的护照开始。

2024年9月，宝龙（左二）与大坑（右一）第一次搭档攀爬贡嘎山，最

但现实世界里的登山，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它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圣。

宝龙后来说，他当时觉得“天炸了”，骂了自己几分钟，然后控制情绪，想解决办法。

大坑先飞了，宝龙留在广州，等待航空急件。5月16日凌晨3点半，他在机场拿到了自己的护照，6:45登上最早一班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这个插曲让两人的速攀周期意外缩短了10个半小时。

对此，他的反应是：“挺好，正好看看能不能更快。”

在很多朋友眼里，宝龙是个情绪过于稳定的人。这种稳定感来自于他对意外的习惯。作为职业向导，他常年在海拔7000米以上带队。山里的事情见得太多了：天气窗口缩短、客户高反、装备出问题……有时候甚至只是湿了一只手套，都足以改变一次攀登的结果。相比之下，带错护照似乎也不算什么大事。

5月16日，珠峰南坡大本营

5月16日中午，两人在加德满都汇合，转乘直升机飞抵珠峰南坡大本营，海拔5364米。一落地，宝龙看了眼血氧仪：91，大坑也是91。数据好得有点不真实，“感觉能直接干”，大坑说。

下午，两人在大本营用法棍、黄油和平时根本舍不得买的西班牙火腿，给自己做三明治路餐。“都干这么大的事了，该省省，该花花”，大坑说后来这些面包基本没派上用场——上了6500米海拔，状态不好、没食欲、气温太低、法棍太硬、也没力气啃了。

当晚10点，两人离开大本营，和一名夏尔巴向导一起，出发上山。头灯组成的光束开始向上移动，远处是漆黑的洛子峰和珠峰。

出发当晚，天朗气清

一切都和计划一样，至少从大本营出发时是如此。

两人极度亢奋，已经连续两天没睡好觉。出发前，营地里不断有人给他们打气：“简单”“你们上就行了”“几个小时的事情”……听多了以后，他们也觉得是。

刚出发没多久，大坑发觉自己肚子有点不舒服，呼吸比往常重了一些，但没太在意。5月17日凌晨两点左右，到了5800米，他开始有头疼的迹象。他看了眼宝龙生龙活虎的样子，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肚子不舒服带来的连锁反应。但随着海拔升高，大坑发现自己的动作开始变慢了。明明是不陌生的高度，却走得异常费劲。

途经昆布冰川路段的金属梯之前，大坑的设想是”叭叭……快速小跑过去”。真实情况是，他站上去之后左摇右晃，“随时感觉要翻过去了”。他形容那段路“举步维艰，一点一点挪过去，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5月17日凌晨，两人正在“小心翼翼”经过昆布冰川

到了海拔5980米的C1营地，他们决定提前吸氧。

氧气面罩一戴上，大坑立刻感到腿是自己的了。“自己又牛x了”，他后来在朋友圈里写道。

好状态没持续太久，走到6300米，在低流量吸氧状态下，大坑熟悉的下坠感又回来了。宝龙的状态也开始变差了——五次登顶珠峰的职业向导，此刻因为适应时间不足，开始打寒颤，这是轻度失温的前兆。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拼到了海拔6400米的C2营地，钻进帐篷里，喝了热水，吸着氧眯了一小时。

起来之后，身体状况并没有好转。宝龙说“腿麻了，走不了了”。大坑想了想：“都渲染到这份上了，还是得干”，说着自己就又上路了。

腿麻劲过去了些，宝龙不放心大坑一个人，也跟了上去，谁都没说清楚接下来要怎么办。大坑后来形容两个人“像蛆一样在路绳上蠕动”，一直往上撑，直到彻底榨干了体能。

5月17日早上六点，连续攀爬8小时后，到了海拔6700米的洛子壁上方约50米的位置，两人停了下来。按当前的行进速度，到海拔8000米的C4营地之前，他们的氧气就会耗尽。在8000米以上断氧意味着什么，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

最终还是宝龙先开口了：“撤吧。”

这两个字，宝龙说得很平静。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并不十分艰难，作为职业向导，他见过太多”着力即差”的时刻。继续消耗，会把两人逼入最危险的环境。后来他们复盘，其实更早就该撤了，是摄影师Rocker在C4等着他们，这个执念让两个人多走了一段路。

两人在下撤途中

大坑的反应首先是“懵”，然后是“怂”，进而是“听劝”，于是撤了。

出发前信心满满的“完美”方案，在真实的高海拔山地里失效了。低压氧舱模拟的是静态下的低氧环境：人坐着、慢走，感受缺氧，身体学会了在那个条件下保持平静。

但舱里很难模拟身体在缺氧的同时，持续运动、承受低温、每一步都在爬升的动态过程。他们计算了所有变量，除了这个无法在实验室里复制的变量——真实的生活，或者说是珠峰本身。

速攀计划塌了，大坑说自己的“信仰也崩塌了，万念俱灰”。

5月18日，回到大本营，大坑发了一条朋友圈，第一行写着：“拉了坨大的……”，下面是几百字的复盘。877字的朋友圈小作文，写得像一份互联网公司产品上线翻车后的项目复盘报告。

下撤途中，两人就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不能就这么算了，得再来一次，无论如何要给赞助商们一个交代。

5月18日—20日，大本营休整。

19号，摄影师Rocker登顶下撤回大本营后，开始讲山上的故事。大坑坐在旁边听着，边听边抹眼泪，“头一次觉得自己特别没用，特别对不起他”。

在大本营躺了三天，大坑发现自己的恢复速度比正常要快，身体的适应机制似乎被激活了，连续一个月的低压氧舱训练并不是没有用，只是比预期要慢了些。

大坑和宝龙与曾32次登顶珠峰的夏尔巴向导卡米·丽塔·夏尔巴合影

营地里，两人遇到了世界上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夏尔巴向导——32次的卡米·丽塔·夏尔巴，专门跟他合了个影，要“沾沾喜气”。

5月21日14点10分，两人再次从大本营出发。

第二次的感觉完全不同。宝龙多次登顶的成熟经验，大坑的阿式攀登技术能力，在身体在适应了高海拔之后，优势逐渐显现了出来。

大本营到C1，不到3小时。C1到C2，不到3小时。从大本营5364米爬升到6400米，总用时不到5小时。三天前，他们在同一段路上还像”蛆一样蠕动”。这次，他们直接跳过了7300米的C3营地，直奔8000米C4营地。

连续不间断地攀爬11个小时之后，5月22日早上10点30分，他们抵达了C4营地。一抬头，旗云翻卷，帐篷被吹得呼呼作响。

休息过后，18点，风变小了，出发冲顶。

宝龙状态比大坑好，大坑让他先走，“至少有个兜底”。自己拼了一把跟上去，大坑差点把“自己又干废了”，调整好节奏后，继续往上。

尼泊尔时间５月23日凌晨0时40分，宝龙率先登顶了，第六次站在了珠峰顶上。被问到第六次登顶是什么感受，他说：“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个多小时后，大坑也站上了世界最高点。

大坑和宝龙登顶珠峰后，逐一拿出了赞助商的广告牌，进行拍照留影

这是大坑第一次登顶珠峰，也是他人生的第一座8000米级山峰。而他在峰顶的主要活动，是坐在一个错误的位置看星星。

23日凌晨1点多，海拔约8800米。前面没有路绳了，他以为自己到顶了，于是关掉头灯，坐下来等，“按照各种文学作品和纪录片的演绎，这时候我应该有所感悟了。”

他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来。他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身后的夏尔巴向导往前继续走。

大坑打开头灯往前照了一下，前面还有路，“觉得自己又傻x了”。

大坑在海拔8800米拍下的星空

真正的登顶在20分钟之后。大坑的手机早已冻没电了，登顶照是拿夏尔巴向导手机拍的。没有日照金山，没有壮阔云海，“除了星星，顶上啥也看不见”。他在那里待了半小时，因为凌晨的珠峰“不堵车”，没有人催，时间都是他的。

5月23日下午，宝龙以总用时46小时20分安全返回大本营，大坑耗时47小时50分钟返回。5月24日，两人乘直升机飞回加德满都，5月25日经广州飞抵北京。从出发到返回，整整十天。

大坑、宝龙和夏尔巴向导们乘坐直升机从珠峰大本营返回加德满都途

这次项目，两人合计花了70万多人民币，赞助商8个，最后满打满算平了账，但摄影师Rocker还没提他的费用。

博客COVER作者问他们：所以这次项目算成功，还是失败？

大坑想了一下：“搞完了，结果是好的，就是成了。”宝龙回答的语气，则更像是周末去北京郊区爬了一座野山。他说从珠峰下来，体重没有变化，肌肉含量没掉多少，明天可以直接出门去攀岩，“时间越短，身体损耗越小，这次，算成功。”

回到北京后，两人去做了个体检，和出发前的数据相比，“血红蛋白”这个高原适应的最核心指标，没有任何变化。大坑说：“我到现在还解释不了这个事情。”

作为第一次系统性地用低氧预适应方式速攀珠峰的中国攀登者，大坑不太愿意过多谈论“纪录”两个字。他们带着一套在北京验证成功的方案去了珠峰，第一次测试失败，第二次测试成功。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有效，但需要更多数据佐证，需要更科学地跟踪，需要下一次。

写这篇稿子时，我又想起了大坑坐错峰顶的画面。

人们总喜欢把珠峰写成神话——它是世界之巅，是终极挑战，是人生梦想，是英雄之旅的终点，人们花几十上百万、几十天甚至几年时间来到这里，好像总得带点什么回去。

但大坑和宝龙给了另一个版本的叙事：珠峰不是顿悟发生的地方，它更像生活本身，有起步即巅峰，有哑然失笑，有失误、会返工、还有“搞错了就再来”的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