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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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15日，亚特兰大福克斯大剧院。
《乱世佳人》首映式的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台下三千多名观众的呼吸几乎同时停住了。
银幕上，一个绿眼睛的女人站在佐治亚州的红土地上，握着一把泥土，仰起头，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神情望向天空，说出了那句此后被无数人反复传诵的台词。
台下没有人知道，坐在首映式现场的那个年轻女人，用来演活郝思嘉的那种执念，并不完全是表演技巧——那里面有一部分，是她真实人生里已经生长出来的东西。
那个女人叫费雯·丽，那一年她26岁。
1940年2月，她凭借郝思嘉一角拿下第12届奥斯卡影后桂冠。
站在颁奖台上的那一刻，她是好莱坞最耀眼的那道光。
然而，就在那道光最亮的地方，一些旁人尚未察觉的裂缝，已经悄悄出现了。
往后将近三十年，费雯·丽所经历的一切，远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要沉重。
而她的人生轨迹，最终以一种令人无法回避的方式，与她亲手演活的那个郝思嘉，深深地缠绕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
【1】从加尔各答到好莱坞
1913年11月5日，费雯·丽出生于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
父亲欧内斯特·哈特利是一名英国马术经纪人，常年往来于加尔各答与英国之间，从事马匹买卖与经纪业务。
母亲葛楚德有爱尔兰与法国的混合血统，性格内敛，对宗教与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费雯·丽出生的那一年，加尔各答还是英属印度最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之一，街道上能听到至少四五种语言混杂在一起，欧洲侨民区与本地市集仅隔着一条街，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费雯·丽就在这样一个夹杂着英国规矩与印度气息的环境里，度过了她最初的几年。
据后来的传记记载，她幼年时期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敏感——别的孩子在花园里疯跑的时候，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一坐就是很久。
葛楚德有一次问她在看什么，费雯·丽说，我在听雨的声音，每一滴都不一样。
葛楚德听完，愣了一下，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搂进怀里。
1919年，费雯·丽六岁，父母决定将她送回英国接受教育，进入位于罗汉普顿的圣心修道院学校就读。
这是费雯·丽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开"——离开父母，离开她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土地，独自前往一个她从未真正生活过的国家。
送她上船的那天，葛楚德蹲下来，整理她的衣领，说，到了那边要听话，好好读书。
费雯·丽点头，说，妈妈，你会来看我吗。
葛楚德说，会的，等有时间就来。
费雯·丽又问，那爸爸呢。
葛楚德顿了一下，说，爸爸也会来。
船开的时候，费雯·丽站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远的码头，没有哭。
后来有同船的乘客回忆，这个小女孩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岸边的一切都看不见了，才转身走回船舱。
在圣心修道院学校，费雯·丽接受了严格的宗教教育与人文训练，学习法语、音乐与戏剧表演的基础课程。
学校的修女们大多对她印象深刻，原因不是她的成绩有多突出，而是她在面对每一件事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过分的专注。
学校每年都会组织一场戏剧演出，费雯·丽从入学的第一年开始，就主动申请参加。
负责戏剧排练的修女玛丽嬷嬷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孩子拿着剧本，一个人坐在排练室的角落里，一句一句地念，念错了就停下来，再重新念一遍，一直到完全没有差错为止。
玛丽嬷嬷走过去，问她，你这是在做什么。
费雯·丽抬起头，说，我想把每一句话都说对。
玛丽嬷嬷说，台词不用背得那么死，演戏是要有感情的。
费雯·丽说，可是我觉得，先把每一个字都记住，感情才会自己出来。
玛丽嬷嬷后来在给费雯·丽父母的信里写道，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过于认真"的特质，这种特质放在表演这件事上，会是一种极大的优势，但放在生活里，可能会让她过得比别人更累。
这封信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直到几十年后，当费雯·丽的传记作者翻阅这些早年的书信记录时，才意识到玛丽嬷嬷的这句话，几乎是一种预言。
此后，费雯·丽先后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游学，进一步拓宽了她的语言能力与艺术视野。
她能用流利的法语和德语进行日常对话，这在当时的英国年轻女性中并不多见。
1931年，费雯·丽回到英国，进入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正式学习表演。
她对这次入学抱有很大的期待，曾在给同学的信里写道，我终于要开始真正学习我想做的事情了。
然而，费雯·丽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学习时间并不长。
1932年，她与律师赫伯特·李·霍尔曼相识。
霍尔曼比费雯·丽年长十三岁，性格沉稳、做事谨慎，是当时伦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两人相识于一次社交聚会，据霍尔曼后来回忆，那天费雯·丽穿着一件浅色长裙，站在人群边缘，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他注意到她的时候，她正盯着窗外发愣。
霍尔曼走过去，问她，你在想什么。
费雯·丽转过头，说，我在想，如果我现在转身离开这个聚会，会不会有人发现。
霍尔曼笑了，说，我会发现。
费雯·丽也笑了，说，那好吧，我留下来。
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于1932年12月20日在伦敦完婚。这场婚姻在当时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安稳的选择"——费雯·丽嫁给了一个事业有成、性格稳重的律师，而霍尔曼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伴侣。
1933年10月12日，费雯·丽与霍尔曼的女儿苏珊·霍尔曼出生。
这是费雯·丽一生中唯一生育的孩子。
女儿出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费雯·丽确实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但据霍尔曼后来在私下场合的讲述，他很快就发现，费雯·丽对表演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婚姻和孩子而减退，反而像是被压抑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涌了出来。
有一次，霍尔曼下班回家，看到费雯·丽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一本剧本，对着镜子练习一段台词。
霍尔曼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你还想演戏。
费雯·丽放下剧本，看着他，说，赫伯特，我没有办法假装这件事不重要。
霍尔曼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有说你不能演，我只是。
费雯·丽说，我知道，你只是希望我能更多地在家里。
霍尔曼说，是。
费雯·丽说，我会照顾好苏珊，但我也需要演戏，这两件事我都想做到。
这段对话，在霍尔曼的回忆中，是他们婚姻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歧。
当时双方都没有把这次分歧看得太重，但回过头看，这或许正是这段婚姻日后走向破裂的最初信号。
1934年，费雯·丽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欢乐的伙伴们》。
这部电影规模不大，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对费雯·丽而言，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站在摄影机前的经历。
第一次拍摄结束后，副导演问她感觉怎么样。
费雯·丽说，我觉得，摄影机比舞台上的观众更可怕，因为它什么都不会漏掉。
副导演说，你会习惯的。
费雯·丽说，我希望我永远不要"习惯"它，我希望它一直让我觉得可怕，这样我才会一直认真。
1935年，费雯·丽在伦敦西区出演舞台剧《绿草如茵》。
这部作品成为她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让她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也让她在伦敦戏剧圈内逐渐站稳了脚跟。
也是在这一时期，她与劳伦斯·奥利弗相识。
奥利弗彼时已是英国戏剧界颇有声望的演员，在舞台与电影领域均有建树。
两人在排练过程中逐渐相识相知。
据当时剧组工作人员的回忆，两人最初的交流，是从对剧本的讨论开始的。
有一次排练间隙，奥利弗走到费雯·丽身边，说，你刚才那段处理得很有意思，跟我设想的不太一样，但是说服了我。
费雯·丽说，是吗，我自己倒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那个角色在那一刻应该是那种状态。
奥利弗说，这就是我说的，有些演员是想出来的，有些演员是感受出来的，你是后一种。
费雯·丽说，那你呢。
奥利弗笑了笑，说，我大概是想多了的那一种。
这段交流之后，两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
这段感情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社会争议，因为两人各自都有婚姻在身——费雯·丽与霍尔曼的婚姻仍在持续，奥利弗也与前妻吉尔·埃斯蒙德处于婚姻关系之中。
1937年至1938年间，费雯·丽在英国电影界的地位持续上升，她出演了《英格兰骑士》《牛津风云》等多部影片，逐渐巩固了自己在英国影坛的位置。
1938年底，费雯·丽跟随奥利弗前往美国好莱坞。
这次跨越大西洋的旅程，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
启程之前，费雯·丽去看了女儿苏珊。当时苏珊由前夫霍尔曼照顾，费雯·丽和霍尔曼的婚姻关系正处于逐渐疏离的状态，但还没有正式结束。
费雯·丽抱着苏珊，告诉她，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一段时间。
苏珊那时候还小，问，去哪里。
费雯·丽说，去一个叫好莱坞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拍电影的人。
苏珊说，妈妈也是拍电影的人吗。
费雯·丽说，妈妈想成为那样的人。
苏珊说，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费雯·丽抱着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妈妈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这次告别，是费雯·丽人生中又一次重要的"离开"。
她离开了自己的女儿，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去追寻她从修道院学校时期就已经认定的那个梦想。
彼时，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正在为改编自玛格丽特·米切尔同名小说的电影《乱世佳人》物色女主角。
这场选角工作持续了将近两年，几乎试遍了好莱坞所有当红女星，包括凯瑟琳·赫本、贝蒂·戴维斯、琼·克劳馥等人，却始终未能找到令塞尔兹尼克满意的人选。
费雯·丽进组试镜的那天，剧组正在拍摄亚特兰大大火的场景。
那是整部电影中规模最大的场景之一，剧组在洛杉矶的一处片场搭建了大量布景，并在夜间点燃，以呈现南北战争中亚特兰大被焚毁的画面。
据塞尔兹尼克的弟弟迈伦·塞尔兹尼克回忆，那天晚上，他带着费雯·丽来到片场，火光映照着整个天空，他指着不远处正在指挥拍摄的塞尔兹尼克，对费雯·丽说，那就是大卫，我带你去见他。
费雯·丽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熊熊燃烧的场景，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就是亚特兰大被烧的那一夜。
迈伦说，是的，电影里的那一夜。
费雯·丽说，我读过这本书，我记得郝思嘉那天晚上就是站在这样的火光里。
两人走到塞尔兹尼克面前，迈伦介绍说，大卫，这是费雯·丽，从英国来的演员。
塞尔兹尼克转过头，看了费雯·丽一眼，火光在她的眼睛里跳动，映出一种说不清的颜色。
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塞尔兹尼克盯着费雯·丽看了足足有十几秒，然后转头对身边的副手说，把她的资料给我。
事后有人问塞尔兹尼克，为什么那么快就有了决定。
塞尔兹尼克说，郝思嘉的眼睛是绿色的，她的眼睛是绿色的。郝思嘉骨子里有一种什么都压不垮的东西，我在她眼睛里看到了。
1939年1月，费雯·丽正式确认出演郝思嘉一角。
消息公布后，好莱坞内外一片震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女演员，击败了那么多美国本土的当红明星，拿下了这个被称为"全美最难选角"的角色。
费雯·丽拿到剧本的那天晚上，整整读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她给在英国的朋友写信，说，我读完了整本剧本，我觉得郝思嘉这个角色，好像是为我准备的，也好像，我这一生都在为她准备。
拍摄期间，导演乔治·库克曾在片场把费雯·丽单独叫到一旁，谈起这个角色的核心。
库克说，郝思嘉是一个你不能用脑子去演的角色，你得用你整个人去演她。
她不是一个"好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东西，会让所有人原谅她，那种东西，叫"活下去"的劲儿。
费雯·丽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库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看着费雯·丽的眼神，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她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句话的时候，并不只是在说表演，那个回答里有一种他说不清楚的重量。
拍摄过程中，费雯·丽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有一场戏，她需要在塔拉庄园的废墟前情绪崩溃后又重新振作起来，这场戏拍了很多次，每一次库克喊"卡"之后，费雯·丽都会主动说，再来一次，我觉得刚才那次还不够。
场记后来回忆，那场戏拍到第七八次的时候，剧组里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但费雯·丽看起来反而比之前更有精神。
库克问她，你不累吗。
费雯·丽说，累，但是还不对，我知道哪里不对，我们再来一次。
这种近乎自我燃烧式的投入，贯穿了整个拍摄过程。
1939年12月15日，《乱世佳人》在亚特兰大举行世界首映。
福克斯大剧院里，三千多名观众见证了这部电影的诞生，也见证了费雯·丽的诞生——从这一天起，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名字。
1940年2月29日，第1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费雯·丽荣获最佳女主角奖。她站在台上，手里捧着奖杯，台下闪光灯连成一片。
那一年，她27岁。
颁奖典礼结束后，塞尔兹尼克在后台找到费雯·丽，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选错人。
费雯·丽笑着说，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塞尔兹尼克说，不，是你给了郝思嘉这个角色生命。
费雯·丽听完这句话，笑容里多了一点别的东西，她说，希望她以后还能一直活着。
1940年8月31日，费雯·丽与劳伦斯·奥利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正式结婚。
在此之前，两人各自完成了与前任配偶的离婚手续——费雯·丽与霍尔曼的婚姻于1940年正式解除，女儿苏珊由霍尔曼继续抚养；奥利弗也与前妻吉尔·埃斯蒙德离婚。
婚礼规模不大，参加的人不多，但都是两人在演艺圈里最亲近的朋友。
婚礼结束后，奥利弗的好友、演员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在婚宴上举杯，说，你们两个是我见过的最般配的一对，舞台上也好，生活里也好。
奥利弗笑着说，但愿如此。
费雯·丽也笑了，没有说话。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笑容背后，她的身体里已经有一些东西开始悄悄松动了。
【2】婚姻、舞台与情绪的暗流
与奥利弗结婚之后，费雯·丽的生活重心在英美两地之间频繁转换。
两人同为演员，在职业上有着高度的交集与共鸣。
1940年代，他们联袂出演了多部莎士比亚作品的舞台剧，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等经典剧目的演出，在伦敦西区和百老汇均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段时期，外界对这对夫妻的关注度居高不下。媒体把他们称为"英国戏剧界最耀眼的一对"，每一次他们同台演出，剧院门口都会排起长队。
然而，在这段看似完美的婚姻背后，费雯·丽的情绪问题已经开始以越来越明显的方式浮出水面。
1943年，费雯·丽在伦敦参与一部舞台剧的排练时，突然在排练中途停了下来，坐在舞台边缘，一句话也不说。
当时的导演走过去，蹲在她面前，问，费雯，你怎么了。
费雯·丽抬起头，眼神空洞，说，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
导演愣了一下，说，我们在排练，你刚才那段表演得很好。
费雯·丽说，我知道是在排练，可是我忽然觉得，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导演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好说，要不你先休息一下，喝点水。
费雯·丽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舞台一侧，坐在那里，一直坐到排练结束，没有再开口说一句话。
那天晚上，奥利弗回到家，费雯·丽已经先到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灯也没开。
奥利弗打开灯，看到她坐在那里，问，你今天在台上是怎么了，导演给我打了电话。
费雯·丽说，我也不知道。
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什么都是假的，台词是假的，舞台是假的，连我自己也是假的。
奥利弗在她身边坐下，说，这听起来不太对，你需要去看医生。
费雯·丽摇了摇头，说，我没事，明天还有排练，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奥利弗说，费雯。
费雯·丽打断他，说，劳伦斯，我说了我没事。
奥利弗没有再说什么，但他记下了这一晚的对话。
这是他第一次清楚地察觉到，妻子身上的某种状态，已经超出了"演员的敏感"这个范畴。
这样的对话，在此后的几年里，在他们之间反复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费雯·丽会在某些时段突然变得极度亢奋，几乎不需要睡眠，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滔滔不绝地谈论新的演出计划、新的剧本构想，甚至会在深夜把奥利弗叫起来，跟他讨论一个角色应该怎么处理。
有一次凌晨两点，费雯·丽把奥利弗摇醒，说，劳伦斯，我想到了，那场戏应该这样处理。
奥利弗睡眼朦胧地坐起来，说，费雯，现在是凌晨两点。
费雯·丽说，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不说出来，我会忘掉的。
奥利弗只好坐起来，听她说完整段构想，然后说，好了，记住了吗。
费雯·丽说，记住了。
奥利弗说，那现在可以睡了吗。
费雯·丽说，我睡不着，你睡吧。
那一夜，奥利弗后来记得，他在半睡半醒之间，听到费雯·丽一直坐在床边，没有躺下。
然而，这种亢奋的状态过去之后，费雯·丽又会毫无预兆地陷入深度的沉默。
她会一整天不出房间，不说话，对任何人提出的建议都没有反应，包括最简单的"吃点东西"。
奥利弗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妻子的这种状态，只是在心里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失控，而这种失控，是他没有办法用过去的经验去理解和应对的。
1945年，费雯·丽被确诊患有肺结核。
医生把诊断结果告诉她的时候，她坐在诊室里，听完之后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波动，只是问医生，这会影响我演戏吗。
医生说，你需要先好好休息，治疗期间不能过度劳累，肺结核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
费雯·丽沉默了片刻，说，我明白了。
她走出诊室，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找到一个电话亭，打电话给奥利弗，告诉他诊断结果。
电话那头，奥利弗沉默了几秒，说，你先回家，什么都不要想，先回家，我马上结束这边的事情。
费雯·丽说，好。
挂掉电话之后，费雯·丽没有立刻回家，而是一个人在医院附近的公园里走了很久。
后来她对朋友说，那天她走在公园里，脑子里反复想的，不是这个病会不会要命，而是这个病会不会让她以后没法站在舞台上。
肺结核的确诊，并没有让她真正放慢脚步。
她在随后的几年里依然保持着相当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在舞台与银幕之间来回奔波，仿佛是在和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敌人赛跑。
1946年，费雯·丽在与奥利弗的婚姻中经历了第一次流产。
消息发生的那天，奥利弗正在外地参加一场演出，接到电话后立刻赶回伦敦，赶到医院的时候，费雯·丽已经做完了相应的处理，躺在病床上，脸色很苍白。
奥利弗走到床边，坐下来，握着她的手，说，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
费雯·丽侧过头，看着窗外，没有说话。
奥利弗又说，医生说你需要好好休息，我已经把接下来的工作安排都推后了。
费雯·丽轻轻地"嗯"了一声，依然看着窗外。
奥利弗在她身边坐了很久，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街道上的车声。
过了好一会儿，费雯·丽忽然说，劳伦斯，我们今天还有排练吗。
奥利弗愣了一下，说，今天没有，你需要休息。
费雯·丽说，那明天呢。
奥利弗说，明天也不用想这些。
费雯·丽转过头看着他，说，可是如果我一直躺在这里，什么都不想，我会更难受。
奥利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继续握着她的手，没有再说什么。
奥利弗不知道，那次流产之后，费雯·丽的情绪状态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
她开始更频繁地陷入那种深度的沉默，也开始更频繁地出现那种让周围人难以应对的亢奋状态，两种极端之间的切换，变得越来越突然，也越来越没有规律。
1950年代初，费雯·丽出演了电影《欲望号街车》，饰演布兰奇·杜波依斯一角。
这是一个与郝思嘉截然不同的角色。
郝思嘉是坚韧的、执念的、充满生命力的；而布兰奇，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回忆与幻觉里、逐渐走向崩溃的人物。
拍摄期间，导演伊利亚·卡赞曾找费雯·丽谈过这个角色的处理方式。
卡赞说，布兰奇这个角色，最难的地方在于，她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她编造出来安慰自己的。
费雯·丽说，我明白，这种感觉我能理解。
卡赞看着她，问，你是说，作为演员能理解，还是。
费雯·丽顿了一下，说，我是说，我能理解。
这段简短的对话，卡赞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
他说，费雯·丽在出演布兰奇的过程中，把自己逼得很紧，紧到让他有时候分不清，她是在演布兰奇，还是布兰奇已经开始住进了她。
拍摄结束后，剧组的一位场务回忆，有一天收工很晚，他经过费雯·丽的化妆间，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他以为还有人在和她对台词，敲门进去之后，发现房间里只有费雯·丽一个人，她坐在镜子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话，说的内容，正是布兰奇的一段台词。
场务问，费雯，你在准备明天的戏吗。
费雯·丽看着镜子，过了几秒才转过头，说，是的，在准备。
场务后来说，那一刻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但当时也没有多想，只当是演员在投入角色。
1952年2月，费雯·丽凭借布兰奇一角荣获第24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她第二座奥斯卡小金人，距离她第一次凭借郝思嘉获奖，已经过去了十一年。
颁奖典礼后的庆祝酒会上，有记者问她，两次拿到奥斯卡影后，感觉有什么不同。
费雯·丽想了一下，说，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是郝思嘉把我带到了这里。这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布兰奇这个角色，让我觉得……我们好像离得很近。
记者追问，离得很近是什么意思。
费雯·丽笑了笑，没有再回答这个问题，转身去和别的客人打招呼了。
然而，就在这座奖杯拿到手的同一时期，费雯·丽的个人生活正在以一种旁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向着更深的困境滑落。
她在公开场合依然维持着那种优雅从容的形象，奖杯、镁光灯、采访、社交活动，一切看起来都还和从前一样。
但在这些场合之外，奥利弗已经开始注意到，费雯·丽的状态，越来越让他感到陌生。
【3】1953年，锡兰与那份改变一切的诊断书
1952年底，费雯·丽随剧组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拍摄电影《象宫鸳劫》。
这部电影以锡兰为背景，剧组需要在当地的丛林、河流和庄园取景，拍摄周期长达数月。
锡兰的气候炎热潮湿，与费雯·丽长期生活的英国截然不同，对于一个已经患有肺结核、情绪状态长期不稳定的人而言，这样的拍摄环境无疑是一种额外的考验。
抵达锡兰的最初几周，费雯·丽的状态还算正常。
她和剧组其他演员一起适应当地的气候和饮食，参与了几场室内的拍摄。
剧组里的一位场记记得，费雯·丽刚到锡兰的时候，曾在傍晚的时候站在驻地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丛林，说，这里的绿色和英国的绿色不一样，英国的绿色是湿的，这里的绿色是热的。
场记说，是啊，这里热得我都不想出门。
费雯·丽笑了笑，说，可是拍这部电影需要这种热气，要不然观众感受不到。
那时候的费雯·丽，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但随着拍摄的深入，问题开始逐渐显现。
有一天，剧组在丛林深处拍摄一场外景戏，气温很高，所有人都已经汗流浃背。
费雯·丽在片场突然停止了拍摄，坐在地上，把手里的道具放下，一句话也不说。
副导演走过去，蹲下来，问她，费雯，你还好吗，我们可以先暂停一下。
费雯·丽抬起头，看着他，说，我刚才在想，我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副导演愣了一下，以为她只是中暑了，赶紧安排人把她扶到阴凉处休息，并叫来了随队的医生。
医生给费雯·丽测了体温和脉搏，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告诉副导演，可能是过度疲劳，建议她休息一两天再继续拍摄。
费雯·丽休息了一天之后，回到片场，状态看起来恢复了不少，照常完成了接下来几天的拍摄任务。
然而，没过多久，费雯·丽的状态又出现了反复。
这一次，是在一场需要她表现出强烈情绪的戏拍摄之后。
那场戏拍完，导演喊"卡"，费雯·丽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从角色里走出来，她站在原地，呼吸急促，眼神涣散，旁边的工作人员叫她的名字，她没有反应。
副导演和场记一起把她扶到休息区，她坐了很久，才慢慢恢复正常的呼吸。
那天晚上，费雯·丽一个人在驻地的房间里，没有出来吃晚饭。
剧组的化妆师送饭过去，敲了很久的门，里面才传来声音，说，放在门口就好。
化妆师把饭放在门口，离开的时候，听到房间里传来一些细微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化妆师后来回忆，她当时以为费雯·丽是在背台词，没有多想。
接下来的几天，费雯·丽的拍摄状态时好时坏，剧组的工作进度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导演和制片方开始私下讨论，是否需要联系奥利弗，让他来锡兰陪同。
就在这个时候，1953年，在锡兰拍摄期间，费雯·丽再度经历了流产。
消息传到奥利弗那里的时候，他正在伦敦排练一部新戏。接到电话后，他立刻安排好手上的事情，搭乘最快的航班赶往锡兰。
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飞机中途需要在多个地方转机和加油。
据奥利弗后来在自传中的描述，整个旅途中，他几乎没有合过眼，脑子里反复想的，是费雯·丽这几年的种种状态，以及医生此前曾经提到过的、关于她可能患有某种"情绪疾病"的模糊建议。
奥利弗抵达锡兰之后，直接赶往费雯·丽所在的住处。房间里窗帘拉着，光线很暗。
奥利弗走进去，轻轻叫了一声，费雯。
费雯·丽坐在床边，没有抬头。
奥利弗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说，我们回伦敦，你需要好好休息。
费雯·丽说，我还有戏要拍。
奥利弗说，费雯，你现在的状态不能继续拍了，制片方那边我会去说。
费雯·丽沉默了很长时间，房间里只有窗外丛林传来的虫鸣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知道。
奥利弗握住她的手，发现她的手很冷，尽管房间里的气温很高。
第二天，奥利弗和制片方进行了沟通，安排费雯·丽提前结束在锡兰的拍摄工作，随后两人一起搭乘飞机返回伦敦。
回到伦敦之后，奥利弗安排费雯·丽接受了全面的医学检查与精神科评估。这次评估，是费雯·丽人生中第一次系统性地接受精神科的专业诊断。
评估持续了几天，医生分别和费雯·丽以及奥利弗进行了多次单独的谈话。
在和奥利弗的谈话中，医生问了很多关于费雯·丽日常状态的细节——她是否经常失眠，是否曾经连续多天精力异常充沛，是否会毫无理由地陷入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这些状态出现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大概是怎样的。
奥利弗一边回忆，一边回答，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医生，这些事情，我以前都以为是她的性格，是演员的那种敏感，我从来没有往"病"这个方向去想过。
医生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很多家庭成员都会把这些表现归结为性格因素，但实际上，这些表现的背后，可能存在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
谈话结束后的几天，检查结果出来了。
1953年，费雯·丽被英国医生正式确诊为躁郁症，即今天医学上所称的双相情感障碍。
医生把诊断结果告诉奥利弗的时候，是在一间安静的诊室里。医生拿着报告，神情很平静，但语气里带着一种谨慎。
医生说，根据这段时间的观察和评估，费雯的情况，符合躁郁症的诊断标准。
奥利弗坐在诊室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能治好吗。
医生说，这个病目前没有办法根治，只能通过治疗来控制症状，让发作的频率和强度尽量降低。
我们会给她安排电击治疗，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干预手段之一。
奥利弗问，电击治疗会有什么影响。
医生说，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全身抽搐，这是治疗本身的反应。
治疗结束后，患者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记忆丧失，有时候可能会认不出身边的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这种情况是常见的，会随着时间逐渐好转。
奥利弗又问，那这种治疗，需要做多少次。
医生说，这要根据她的恢复情况来决定，可能是一个疗程，也可能需要多个疗程，具体要看效果。
奥利弗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吧，越早开始越好。
医生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也要请你做好准备，这个过程，对她和你来说，都不会容易。
奥利弗说，我知道。
费雯·丽在随后接受了第一个疗程的电击治疗。
治疗当天，奥利弗在治疗室外的走廊上等了很久。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偶尔经过的护士的脚步声。
治疗结束后，护士出来告诉奥利弗，可以进去了，但提醒他，病人刚结束治疗，可能会有些反应，需要一些时间恢复。
奥利弗走进病房，费雯·丽躺在床上，眼睛是闭着的。
奥利弗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没有出声，就那样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费雯·丽的眼睛慢慢睁开了。
奥利弗站起身，走到床边，叫了她的名字，费雯。
费雯·丽看着他，眼神空洞，没有任何认出他的反应。
奥利弗又叫了一声，费雯，是我。
费雯·丽依然只是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任何变化，像是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奥利弗站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再说话。
护士走进来，看了看情况，对奥利弗说，这是正常的，给她一些时间，记忆会慢慢恢复的。
奥利弗点了点头，在床边坐下，继续看着费雯·丽。房间里很安静，窗外的光线渐渐变暗，从午后变成了黄昏。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费雯·丽忽然开口，说了一句，劳伦斯。
奥利弗立刻站起来，说，我在这里。
费雯·丽看着他，眼神里慢慢有了一些焦点，她说，你什么时候到的。
奥利弗说，我一直都在。
费雯·丽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说，我好像睡了很久。
奥利弗说，是的，你睡了一会儿。
那一刻，奥利弗清楚地意识到，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
妻子刚刚经历的，不是一次普通的睡眠，而是一段被电流强行中断又重新连接的记忆。
而这样的过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而更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