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红十字会：加沙废墟下埋着的数千人，可能将永远无法得到辨认

据《卫报》14日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由于搜救工作进展缓慢，许多遇难者遗体尚未被找到，埋在加沙废墟下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可能永远无法被辨认的风险与日俱增。

“毫无疑问，这些遗体很快就会难以辨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发言人帕特·格里菲斯说。“遗骸被发现的时间越长，辨认起来就越困难。死者在废墟下的时间越长，最终被发现时就越有可能已经高度腐烂，甚至只剩白骨。”

他补充说：“法医专家将无法获得可用于证实其身份的间接证据。”

自10月份由美国斡旋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人已开始清理约6100万吨瓦砾，这大约是2008年以来全球冲突产生的瓦砾总量的20倍。据加沙卫生官员称，瓦砾下至少埋葬着1万人。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1.4万人。

救援队目前只能依靠简陋的工具，铁锹、镐、手推车、耙子和锄头以及徒手进行救援。他们多次请求以色列允许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进入灾区，以大大加快救援速度，但这些请求均未得到回应。

格里菲斯说：“搜寻和救援队需要进入所有可能发现人类遗骸的地点。我们知道，目前将许多此类机械设备运入加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呼吁，并正在与相关当局进行直接对话，要求允许这些物品和设备进入加沙。”

尸体搜寻时间越长，身份识别就越困难，即使使用DNA检测也是如此。米兰大学法医病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娜·卡塔内奥博士表示：“归根结底，时间是身份识别的最大敌人。就身份识别而言，时间越长，成功的几率就越小。在早期阶段，如果尸体保存相对完好，面部和其他显著特征或许还能辨认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有助于可靠识别的特征都会消失。”

当人类遗骸被发现时，法医专家可以利用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齿记录和个人物品，以及遗骸发现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遗骸未被找到的时间越长，这些证据丢失的风险就越大。遗骸可能被移出原址，个人物品可能被毁坏或散落各处，环境因素，例如湿度和动物活动也可能抹去身份识别所需的关键线索。

加沙法医主任艾哈迈德·达希尔博士说：“在一些案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失踪仅两周的人已经化为白骨，上面还有动物啃食的痕迹，除了骨头什么都没剩下。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环境因素和风化作用，达到这种程度通常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目击者还表示担忧，以色列国防军控制区内作业的以色列军用推土机可能会移动仍埋在废墟下的尸体，使家属更难找到和找回他们的亲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它无法点名批评特定团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武装冲突中，使用重型机械都必须极其谨慎，以免扰乱遗体，既要维护死者的尊严，也要确保用于识别死者的关键信息不会丢失。”

在代尔巴拉赫建立了一座公墓，用于埋葬和保存从废墟和其他临时埋葬地点找到的身份不明的尸体，每个坟墓都进行了编号和记录，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这些遗骸并归还给它们的家人。

“这座公墓里埋葬的遗体数量现在已经超过650具，”加沙公墓部门负责人齐亚德·奥贝德说。“今天，距离战争开始已经接近三年了，有些遗体已经埋葬两年多了。”

更糟糕的是，加沙地带仅存的几家医院缺乏DNA检测设备，而DNA检测对于识别死者身份至关重要。以色列不允许DNA检测材料进入加沙。

但遗传物质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退化。“时间的流逝也会影响DNA，增加其降解的风险，使身份识别变得越来越困难，”卡塔内奥说。“几周前可能快速且高度可靠的基因匹配，几个月后可能会变得复杂得多。”

辨认遗体不仅是为了恢复逝者的尊严，也关乎生者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将身份不明死者家属未解决的悲痛描述为一种“模糊的丧失”，这种丧失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创伤和身份认同混乱，一种在加沙地带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

Saedal-Yazji的兄弟Sameh，40岁，于2023年10月7日失踪。当天，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一些视频，他和数百名其他居民一样，离开家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来自加沙地带穆格拉卡的52岁居民亚兹吉说。“我们仍然抱有希望，相信他还活着，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被杀害或拘留。”

他补充道：“他的失踪给全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妻子反复出现精神崩溃，两年来一直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他们现在无法正常入睡和进食。我们每天都在等待消息，希望能最终让我们的心得到平静。”

来自贾巴利亚的24岁的瓦埃勒·拉德万在2024年12月的家中遭到以色列炮火袭击后，失去了49岁的父亲和26岁的哥哥。

“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被埋葬在卡迈勒·阿德万医院，但围城结束后我回去时，墓地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我找不到他们的遗体了，”他说。“由于没有死亡证明，我哥哥的孩子们无法获得孤儿补助，因为没有官方证明他们父亲的死亡。”

《卫报》联系到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没有批准将用于收殓尸体的设备运入加沙。

格里菲斯说：“我们看到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看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成千上万的家庭仍在以这种方式寻求答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有权知道他们所爱之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