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实录:一个女主持人与实习生的婚外故事。

文：夏天 来源：狗尾巴草（hanxia20181）

1

我叫文雨健，三十五岁，在这座城市的一家电视台待了近十年，是一档午夜新闻栏目的主持人。说是主持人，其实就是那种观众记不住名字、看见脸会嘟囔一句“哦是她啊”的普通面孔。

播出时间太晚了，连我妈都不一定每期都看。

薛冬是今年初春的时候来的。

那天我正在剪辑室里对着屏幕上一段口播稿翻来覆去地改，主任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男人。那会儿我戴着耳机，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着一件羊毛衫，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

“小文，”主任喊我，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很少听到的热情，像是对上级儿子，“这是薛冬，新来的实习生，你帮忙带带。”

我摘下耳机，抬眼看过去。

这个叫薛冬的年轻人长得不算多惊艳，但胜在干净。眉眼很舒展，鼻梁挺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薄外套，站在那里不卑不亢的，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那种你说不上是礼貌还是漫不经心的笑意。

“你好，”我点了点头，公事公办，“有简历吗？我先看看你的专业方向。”

“没带。”他说。

就两个字，干脆利落，像是不觉得需要跟我解释什么。

当时我心里就冒出一股无名火。现在的年轻人，实习连简历都不带，谁惯的？但我很快从主任对他的态度里品出了点什么。我们台那个据说年底要退休的副台长姓什么来着？好像也姓薛。

行吧。

这就是我和薛冬的开端，不算愉快，至少从我这边来说。

他确实不怎么需要我带。薛冬虽然挂着实习生的名头，但做事比我们部门有些正式员工都利索。剪辑、写稿、外采，上手快得不像个新手。

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已经能独立做整段新闻的粗编了。当然，这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他几乎不来问我问题，我们也几乎没有私下说过话，除了偶尔在走廊上碰到，他叫我一声“文姐”，我点个头。

2

真正的第一次“交火”发生在他来的第二周。

那天我有一条新闻急活儿要赶，外采回来已经快六点了，剪辑室被占着，我临时用了导播间的一台备用机。忙到差不多的时候才发现薛冬不知什么时候也进来了，正坐在角落里用手机看什么东西。导播间不大，两台机位挨得近，我这边噼里啪啦敲键盘，他那边安安静静的，倒也不碍事。

我赶完最后一段，长长地吐了口气，伸了个懒腰，随手点开网页想放松一下。不知道怎么就刷到了一个视频，是那种深夜电台风格的朗读节目，背景音乐很舒缓，念的是一个关于错过与重逢的老故事。

我看着看着，眼眶不知道怎么就热了。

说实话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太好。结婚五年了，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说不上坏，但也绝对算不上好。他做工程，常年在外地，偶尔回来也是各忙各的。我们连架都很少吵了，那种连吵架都懒得吵的安静，其实比争吵更让人心慌。

也就是我们差不多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精神层面上，都没有了交集。

他不关注我，我也不关注他。

视频看到后半段，我抽了张纸巾摁了摁眼角。一抬头，从屏幕的暗色反光里看到薛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我身后。

“文姐，”他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来，带着一种疑惑，“你这样的居然也会看情感鸡汤？”

我猛地转过头，又气又窘，眼泪还挂在睫毛上没干呢，脱口而出：“关你什么事？”

他倒是一点都不慌，退后半步，把手插进裤兜里，歪着头看我，那表情说不上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嘴角微微弯着：“没什么，就是觉得有点意外。”

“你觉得意外的事多着呢，”我飞快地关掉网页，语气硬邦邦的，“实习生少管闲事，把自己手头的活干好就行。”

他没接话，但那笑意留在了眼底，像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后来想想，大概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和薛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相处模式——只要碰面，总是要呛上几句。他叫我“文姐”的时候故意把两个字咬得很重，好像在强调什么似的。

我叫他“小薛”的时候也带着一种刻意的疏离。

有一次我因为稿子的标题跟他争执起来。那是关于一起民生投诉的报道，我取了个比较沉稳的标题，薛冬直接给改了，换成了一个更抓眼球但在我看来有点煽动性的说法。

“你改我的稿子之前能不能说一声？”我把打印出来的稿纸拍在他桌上，“这个标题太主观了，有失公允。”

“新闻不是让你戴着镣铐跳舞，”薛冬靠在椅背上，语气平平的，甚至带着点懒洋洋的味道，“观众看了不会想点进来的标题，写了等于白写。”

“你以为你在做自媒体呢？这是正经新闻，要负责任的。”

“负责任的前提是有人看，”他抬起眼睛看我，“文姐，你有没有想过，不是所有规矩都是对的？”

我被呛了一下，不是因为他说得没道理，恰恰相反，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这种被一个小自己八岁的年轻人说服的感觉让我很不爽，于是我选择了最不体面的方式——扭头就走。

但改过的标题，我没有换回去。

这件事薛冬大概也注意到了，因为第二天在电梯里碰到的时候，他看我的眼神里，不是感谢，更像是某种确认。

我跟薛冬之间那些不咸不淡的斗嘴就这样持续了快两个月，像是一块不怎么好用但也不至于扔掉的磨刀石，时不时地磕碰两下，倒也成了办公室里一种奇怪的日常。

但真正让事情变得不一样的，是一场雨。

准确地说，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晚春暴雨。

3

那天我加班到快十点，从台里出来的时候雨大得像从盆子里往外倒。我没带伞，站在一楼大厅的玻璃门前，看着门外黑沉沉的天和水淋淋的地，叹了口气。

一辆银灰色的车不知什么时候开到了门前，车窗落下来，露出薛冬的脸。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侧头看我，雨刷在挡风玻璃上规律地摆动，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

“上车吧，”他说，语气听起来像是在通知我，而不是在邀请，“这个点不好打车。”

“不用，”我下意识地拒绝，“我等雨小一点……”

“文姐，”他打断我，声音不大，“都十点了，你老公没说来接你吧？”

这话说得不太合适，隐隐约约踩到了什么不该踩的东西。

我想反驳，想说“他来不来接我不关你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说的是事实。我确实没有打电话给丈夫，而丈夫也确实没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下班。

有时候沉默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暴露问题的，连下雨天会不会有人来接你这件事，都变成了一个需要犹豫的问题。

我最终还是上了他的车。

车里很干净，有淡淡的男士香水味，音响里放着一首我没听过的英文歌。雨打在车顶上的声音很大，大到我们都不怎么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我靠着座椅，侧脸看窗外模糊的街灯，城市的轮廓在雨水里变模糊不清。

“你家住哪？”薛冬问。

我报了地址，他没说什么，车子安静地汇入雨夜的车流。

到了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他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工作起来很拼，有时候没必要。”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在这儿干了快十年，不拼怎么行，等着被淘汰？”

“我不是小孩子，”他说，语气里有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认真，“已经二十七岁，不算小了。”

二十七。比我小了整整八岁。我心里快速运算了一下这个数字差，然后又觉得自己好笑，想这个干什么。

“八岁还不是小孩子？”我故意轻飘飘地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还在念小学呢。”

他偏过头看了我一眼。“所以呢？”他说，声音低下去几分，“年纪大就代表什么都知道吗？”

这个反问来得有些没头没尾。

我没有接话，车厢里安静下来，只剩下那首英文歌还在循环播放。

那场雨之后，有些东西似乎悄悄地变了。

4

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非常细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薛冬开始叫我“文雨健”而不是“文姐”了，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下意识想纠正，但他叫得那么自然，好像我们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前辈后辈的关系。

茶水间里碰到的时候，他偶尔会给我带一杯咖啡，拿铁的奶泡上画着一朵小花，他说是顺手买的。但鬼才信，我们台里的茶水间在四楼，最近的咖啡店在两条街之外，哪里来的“顺手”？

我没有问他。成年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天午休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刷手机。微信上没几个能说话的人，丈夫的消息还停留在三天前的一条“晚安”。我漫无目的地翻着，最后点开了台里内部的一个论坛，那种老旧得几乎没人用的东西，发帖的都是些实习生和新员工，内容无非是吐槽食堂难吃或者夸某某前辈长得好看。

我随便翻了翻，看到最新的一条帖子，标题写着“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新闻部那个实习生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底下有人在猜是谁，我往下划了两下，看到有人回复说“薛冬吧，但他那种长相不是普通的好看，是那种让人不敢靠近的好看”。又有人说“听说他爸是副台长，谁敢靠近啊”。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正准备关掉页面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很自然地拿走了我的手机。

“薛冬？”我猛地转头，果然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椅子后面，正低头看着我手机屏幕上的内容。

“你在看我的八卦？”他把手机举高了点，我伸手去够，够不着，他比我高出大半个头。

“还给我，”我压低声音，又急又窘，“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礼貌？”

“又叫我小孩，”他把手机递回来，但没有立刻松手，我们两个人的手指隔着手机壳碰在一起。

“文雨健，你偷看我八卦这件事，怎么算？”

“谁偷看了，这是公共论坛，”我把手机抽回来，屏幕已经灭了，但我总觉得他一定看到了我的用户名，那个我用了很多年没换过的ID——“深海鱼”。

他低下头看着我的眼睛，那种神情又出现了，带着一点审视，一点玩味，和一点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深海鱼，”他慢慢地念了一遍，声音不大，像是把这个词含在舌尖尝了尝味道，“文雨健，你这个人，跟这个ID倒是有几分像。”

“什么意思？”

“深海里的鱼，”他说，“活在很深很深的地方，不怎么见到光。”

他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工位前。

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某个很柔软的地方，隐隐地疼。

不是因为他说错了，而是因为他说得太准了。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光了。

5

后来薛冬加了我的微信。

没有前因后果，就是某天晚上我收到一条好友申请，备注写着“薛冬”，头像是一张纯黑的图片，朋友圈什么内容都没有。我犹豫了大概十几秒，点了通过。

他发来的第一条消息是一个问号，第二条是“你在干什么”。

我回了一个句号，他又发了个问号。我被他这奇怪的聊天方式弄得有点想笑，最后打了几个字过去：“在家，看电视。”

“什么节目？”

“一个无聊的电视剧。”

“比你的午夜新闻还无聊吗？”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欠？”

“我说的是实话，你的节目确实无聊。”

“那你别看。”

“谁说我看了？我是在网上搜的，想看看你上镜是什么样。”

这句话莫名地让我心跳快了起来。我盯着屏幕上那行字看了几秒，最后还是没回。

但那之后，我和薛冬的聊天变得频繁起来。

不是那种正经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天，而是断断续续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像两条在同一个海域里游来游去的鱼，偶尔碰一下，然后又各自散开。

他说他其实不喜欢新闻，家里逼着干的，他真正想做的是纪录片。我说你一个富二代做什么纪录片，他说这不是富不富二代的问题，是我想拍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普通人连房贷都快还不上了，你在这里谈理想。

他说所以你更应该有理想啊，你都这么惨了还不做梦，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被气笑了，凌晨一点多抱着手机在被窝里打字：“薛冬你这个人真的很有毒。”

“你才发现？”他秒回。

那个才发现让我又看了好几秒。

凌晨一点多，他为什么也还没睡？这个问题我打出来又删掉了，反复了好几次，最终还是没发出去。

有些事情，不问比问好，不知道比知道好。

6

我是已婚女人，三十五岁，结婚五年。这个事实像一枚钉子，钉在心脏最中间的位置，无论什么东西靠近，都会最先碰到它。

可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住的。

（后面的内容在次条，今天的第二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