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多消失20年,班长遗孀收到匿名信,愣住:他默默资助成才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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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多退伍那天,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回老家过安稳日子。

谁也没想到,他像一滴水消失在了大海里——二十年,没有电话,没有地址,没有任何音讯。

高城急了,伍六一慌了,袁朗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依然一无所获。

这个曾经做了333个腹部绕杠的兵王,怎么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已故史今班长的遗孀从抽屉深处颤抖着拿出了一封信——没有署名,没有回信地址。

看完那封信,在场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

2003年深秋,北方的天已经凉透了。

部队大院里的白杨树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地响。风从训练场那边刮过来,带着一股子干燥的土腥味儿,和往年的每一个秋天没什么两样。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许三多离开部队的日子。

A大队的营区门口,一辆老旧的军用吉普车已经发动了引擎,低沉地"突突"响着。车后座放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拉链都快合不拢了。那是许三多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一双跑烂了底的作训鞋、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钢七连连史》复印件,还有一个用报纸包了好几层的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合影。钢七连三班,所有人穿着迷彩服,站在营房前面。史今班长站在最中间,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许三多站在最右边,咧着嘴,笑得傻乎乎的。

那是2001年拍的,距离现在已经两年了。

距离史今班长退伍,也已经两年了。

许三多把包的拉链又使劲拽了拽,确认相框不会磕着,才直起腰来。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便装——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一条黑色的裤子,脚上一双新买的黑皮鞋。这些都是连队文书帮他买的,说"退伍回家总得穿得像样点"。但许三多穿着这身衣服,怎么看怎么别扭,就像一个穿了戏服的人,浑身不自在。

他习惯了迷彩服。习惯了作训靴。习惯了把腰带扎得紧紧的、背挺得直直的那种感觉。

现在这些都要脱下来了。

"许三多。"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许三多转过身,看到袁朗站在营区大门的台阶上。

袁朗今天没穿迷彩服,穿了一身常服,领口的纽扣扣得一丝不苟。他的头发剃得很短,两鬓已经能看到零星的白丝了——这几年A大队的训练和任务越来越重,袁朗的白头发也越来越多。但他站在那里,腰杆笔直,目光沉稳,依然是当年那个在演习场上被许三多活捉时也不失风度的A大队队长。

"队长。"许三多立正,下意识地想敬礼。

袁朗抬手拦住了他,嘴角微微一勾:"你已经不是兵了,不用给我敬礼。"

许三多的手僵在半空中,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来。

他"嘿嘿"笑了两声,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不习惯的黑皮鞋,有点不好意思。

袁朗走下台阶,在他面前站定。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

袁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塞进许三多的夹克口袋里。

"上面有我的手机号和家里电话,"袁朗说,语气很平淡,就像在交代一个普通的任务,"不管什么时候,打这个电话都能找到我。记住了——老A永远给你留着位置。"

许三多低头看了看口袋里露出一角的名片,又抬头看着袁朗。

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袁朗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多说。他转身走回营区的时候,脚步很稳,一下都没回头。

但许三多看到,袁朗走到拐角处的时候,短暂地停了一下——只有不到一秒钟。

然后他消失在了营房的转角后面。

"龟儿子,磨蹭什么呢!"

许三多还没来得及回过神,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就从大门外传了过来。

他探头一看——高城。

高城靠在门外一棵白杨树上,双手抱在胸前,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他现在已经是副营长了,穿着一身笔挺的常服,领章和肩章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但他站在那里的姿势还是跟当年当连长时一模一样——散漫、张扬、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痞样。

"连——副营长。"许三多跑过去,差点又想敬礼。

"叫什么副营长,叫哥。"高城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出来,上下打量了许三多一番,"这什么衣服?丑死了。"

"文书帮我买的……"

"那个文书审美一向有问题。"高城把烟别在耳朵后面,目光在许三多脸上停留了一下。

许三多的脸比当年瘦了一圈,棱角分明了不少,下巴上冒出了短短的胡茬。但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么亮,那么老实,那么一眼就能看到底的清澈。

高城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

"走吧,"他拍了拍许三多的后背,"伍六一在外面等着呢,拄着拐走了半天才到的,你再不出去他得骂人了。"

许三多一愣:"伍六一也来了?"

"废话。你退伍这么大的事,他能不来?"

两个人并肩往大门外走。许三多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营区。

训练场上空无一人。那些他翻过无数次的障碍物、跑过无数次的跑道、趴过无数次的射击位,安安静静地躺在秋天的阳光里。远处的营房窗户反射着光,亮得有点刺眼。

许三多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面朝营区,缓缓地抬起右手——动作标准得无可挑剔,五指并拢,手掌微微内扣,指尖精准地停在眉梢的位置。

这是他当兵七年来敬过的最后一个军礼。

他保持了整整十秒钟。

高城站在一旁,没有催他。

风吹过来,白杨树的叶子簌簌地落了一地。

大门外的马路边,伍六一靠在一棵树上,左手撑着一根铝合金拐杖。

他的右腿在那次老A选拔中彻底废了——半月板粉碎性骨折,韧带断裂,做了三次手术也没能完全恢复。退伍后他回了陕西老家,开了一个小汽修铺,日子过得不算好也不算坏。但只要一变天,那条腿就疼得他整夜睡不着觉。

看到许三多出来,伍六一把拐杖往地上"咚"地一顿,瞪着他:"磨磨蹭蹭的,跟个娘们儿似的。"

许三多笑了:"你怎么来了?腿——"

"少废话。"伍六一打断他,声音很冲,但眼圈有一点点发红。

三个人站在路边,一时间谁都没说话。

秋天的风很大,吹得路边的野草伏倒一片。远处的山是灰蓝色的,天很高,云很淡。

"行了,"高城先开的口,"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退个伍而已,又不是见不着了。三多,你打算回哪儿?"

"先回老家看看吧,"许三多说,"我爸一个人在家,身体也不太好。回去看看他,安顿好了再说。"

"安顿好了给我打电话,"高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手机号,"有什么事就说,别一个人扛着。"

"嗯。"许三多接过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裤兜里。

伍六一也递过来一张:"我汽修铺的电话。你要是没事干,来我这儿帮忙也行,管吃管住。"

许三多把两张纸条都收好了,拍了拍裤兜,笑了笑。

那个笑容,很平静。

平静得不像是一个离开了生活七年的地方的人应有的表情。

它更像是一个人已经在心里做好了某个决定之后,卸下了所有犹豫和挣扎之后,才会露出的那种平静。

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高城只记得许三多上火车前,回过头冲他们挥了挥手,说了一句:"等我安顿好了就给你们打电话。"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动了。许三多的脸在车窗后面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个看不清五官的轮廓。

高城站在站台上,目送火车消失在铁轨尽头。

他不知道的是,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许三多。

在那之后的整整二十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后来所有人回忆起这一天,都觉得那时候的许三多笑得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是离别,倒像是已经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可惜当时谁都没在意。谁都以为,退伍只是暂时的分开,以后想见,随时都能见。

人总是这样。以为来日方长。

退伍后的头半年,许三多还算有消息。

高城大概每隔一两个月就能收到他的电话。电话通常在晚上打来,信号不太好,背景里有时候能听到嘈杂的声音,有时候什么都听不见。

"三多,你在哪呢?"

"在老家呢,挺好的。"

"你爸身体怎么样?"

"还行,老样子。"

"你在干什么?有没有找活干?"

"嗯……在看看。"

每次通话都很短,不超过五分钟。许三多的回答永远是那几个字——"挺好的""还行""在看看"。高城问什么,他都含含糊糊地应着,不主动说话,也不问高城的近况。

高城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许三多这个人本来就不善言辞,当兵的时候话就不多,退伍了变得更沉默一些,也正常。

但慢慢地,高城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

是语气。

当兵那些年,许三多说话虽然笨拙,但有一种藏不住的真诚——他高兴的时候你一听就知道他高兴,他难受的时候你一听也知道他难受。他是一个完全不会掩饰情绪的人。

可是电话里的许三多,说"挺好的"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平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水——没有高兴,没有难过,什么情绪都没有。

就好像他在念一个台词。

2004年夏天,高城结婚。

他在省城办的婚礼,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通知人。伍六一来了,拄着拐,穿了一身借来的西装,领带打得歪歪扭扭的。当年钢七连的一帮老兵也来了不少,闹洞房的时候差点把酒店的床给拆了。

许三多没来。

高城打电话叫他,许三多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老高,对不住,来不了。有点事,走不开。"

"什么事?"

"就是……有点事。"

"你到底在哪儿呢?"

"在外面。过阵子跟你说。"

高城有点恼火:"许三多,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许三多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高城差点没听清:"老高,你结婚,我真替你高兴。等我忙完这阵子,一定去看你。"

高城想再问,电话就挂了。

婚礼当天,酒桌上有人问:"许三多怎么没来?"高城端着酒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那小子有事,下次再叫他。"

他把酒一口干了。

下次。他想。一定会有下次。

2004年底,伍六一的汽修铺刚开业,缺人手。他打电话给许三多,想叫他过来帮忙。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接通的那一瞬间,伍六一听到了一阵很大的噪音——像是机器轰鸣的声音,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咣当"声。

"三多,你在哪呢?怎么那么吵?"

"在……在外面干点活。"

"干什么活?"

"打工。帮人搬东西。"

伍六一皱了皱眉。许三多是老A出来的特种兵,射击、格斗、战术样样精通,去搬东西?

"你过来我这儿吧,我这刚开了个汽修铺,正缺人。你来了管吃管住,挣的钱不多但也饿不着。"

许三多的声音很疲惫,疲惫得不像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老伍,谢谢你。过阵子吧……现在走不开。"

"什么走不开?你到底——"

"老伍,"许三多忽然打断他,语气里带着一种伍六一从没听过的东西——像是恳求,又像是倔强,"别问了。我挺好的。真的。"

伍六一握着电话,张了张嘴,把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行,"他说,"你自己保重。有事打我电话。"

"嗯。"

挂了电话,伍六一坐在修车铺的马扎上,点了一根烟,抽了很久。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对。

2005年。

高城又打了几次电话。前两次还能接通,许三多的回答依然是那几个字:"挺好的。在忙。过阵子再说。"

第三次打过去,提示音变了。

"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高城以为是欠费了,过了几天又打。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实后再拨。"

空号。

不是停机,是空号。号码注销了。

高城把手机从耳朵边拿开,盯着屏幕上许三多的名字看了很久。

他给伍六一打电话:"你联系过三多吗?他电话停了。"

伍六一说:"我上个月打过,也是空号。我以为他换号了。"

"换号了怎么不告诉我们新号?"

电话两头同时沉默了。

高城说:"我找人问问。"

他托了几个还在部队的老战友帮忙查,查到的信息少得可怜——许三多退伍后的登记地址是河南洛阳老家,之后没有任何更新。没有新的手机号码登记,没有社保缴纳记录能查到(那个年代在偏远地区打零工的人确实很难留下痕迹),什么都没有。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从所有能找到他的渠道里蒸发了。

同一年,高城接到了史今的电话。

史今退伍后回了黑龙江佳木斯老家,在城郊开了一个小修理铺,专门修家电。日子不算宽裕,但他娶了媳妇,有了一个女儿,小日子过得平静而踏实。他很少跟以前的战友联系——不是不想,是忙。一个人撑着一个小铺子,还要养家糊口,每天睁开眼就有干不完的事。

那天是个周末,史今难得闲下来,打了个电话给高城。两个人聊了一会儿部队的老事儿,笑了一阵子。

聊着聊着,高城忽然说:"班长,三多联系不上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多久了?"史今问。

"快半年了。电话号注销了,谁都找不到他。我给他老家打过电话,他哥说他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了。"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史今说了一句话。他的语气很淡,淡得像是在自言自语。

"三多那孩子……心里装的事,比谁都重。"

高城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没什么。"史今顿了顿,"老高,你要是能找到他,跟我说一声。我也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行。"

那时候高城没有在意这句话。他觉得史今只是随口一说——毕竟谁都知道许三多是个死心眼的人,心里装着什么事,闷着头就去干了,从来不跟人商量。这有什么稀奇的?

直到很久以后,高城才意识到,史今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深的忧虑。那不是一个普通战友的担心——那是一个带过许三多、了解许三多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的班长,才会有的那种不安。

但那时候高城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也许会更用力地抓住那根越来越细的线。但生活总是这样,等你意识到一个人在消失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

时间过得快得让人害怕。

一年一年地过去,忙碌的日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往前赶,回头一看,才发现已经流走了那么多。

到了2010年,高城已经三十五岁了。他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做得不错,提了副处。媳妇贤惠,儿子刚上幼儿园,家里该有的都有了。生活安稳得像一潭没有涟漪的湖水。

伍六一的汽修铺也慢慢做大了,从一个人单干变成了雇了三四个工人的小门店。他结了婚,媳妇是附近菜市场卖菜的一个姑娘,性格泼辣,天天追着他吃降压药。伍六一的腿还是时不时地疼,尤其变天的时候,疼得他半夜坐在床上骂娘。但他从不跟人诉苦——他觉得那是矫情。

袁朗还在部队,已经升了大校。A大队在他手里越来越强,选拔标准也越来越高。每年的淘汰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有新兵问他:"队长,A大队历史上最厉害的兵是谁?"袁朗想了想,说了一个名字:"许三多。"新兵们面面相觑——他们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日子各自在过。许三多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子,偶尔有人想起来的时候,心里会"咯噔"一下,但很快就被眼前的柴米油盐淹没了。

直到那一天。

十一

2010年国庆节,高城整理家里的储物间。

一个纸箱子被他从柜顶上搬下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当兵时的老物件——臂章、领花、弹夹袋、一个掉了漆的水壶,还有几本厚厚的影集。

他坐在地板上,一页一页地翻。

翻到一张合影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那是钢七连全连合影。大概是2001年拍的,所有人穿着迷彩服,站在连队的"不抛弃,不放弃"标语下面。连长高城站在第一排正中间,双手背在身后,表情严肃。史今站在他旁边,微微笑着。许三多站在第二排,个子不高,被两边的人挡了半个身子,只露出一张傻笑的脸。

高城的目光在那张脸上停了很久。

忽然,一个念头像针一样扎了他一下——

已经七年了。

从2003年退伍到现在,整整七年。他跟许三多之间断了联系,也已经快五年了。

五年里,他不是没想过这件事。但每次想到的时候,总有别的事情打断——工作的报告要写、儿子发烧要送医院、单位的人事调动要应付……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过阵子再找吧。三多那个人,肯定没事的。他活了下来,什么苦没吃过?"

但此刻,坐在储物间冰凉的地板上,看着照片里许三多那张二十四岁的笑脸,高城心里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

那种不安没有理由,说不清道不明,就像你在半夜忽然醒来,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又找不到是哪里不对。

高城拿起电话,拨了伍六一的号。

"老伍,三多的事,我想认真查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早该查了。"伍六一的声音很沉。

十二

高城先从许三多的老家查起。

下榕树村,河南洛阳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当年钢七连新兵分配的时候,许三多的档案上写的就是这个地址。高城记得,史今当年去征兵的时候就是到的这个村子,在许百顺家的院子里,喝了一碗烈得呛嗓子的粮食酒,带走了那个缩在墙角被父亲打的许三多。

2010年冬天,高城请了三天假,坐了七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两趟汽车,到了下榕树村。

村子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了。

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但坑坑洼洼的,有些地方已经碎裂了。村口的老槐树还在,但比记忆中矮了一截——不是树矮了,是高城长大了。路边盖起了一些新房子,红砖白瓷砖,但大部分还是旧房子,灰扑扑的,有些明显已经没人住了。

许家的老宅在村子的最东头。

高城找到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

院墙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长满了枯黄的藤蔓。大门是两扇木板钉的,上面挂着一把锈死了的铁锁,锁孔里塞满了灰。门缝里能看到院子里的荒草有半人高,东倒西歪地长着,把台阶和水泥地都盖住了。

没有人住。

高城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心里空落落的。

他向邻居打听。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靠在自家门口的椅子上,眯着眼回忆了半天,说:"许家啊……老许头前几年走了,就埋在后山上。大儿子百顺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不了一次。小儿子三多嘛……很少见他,好像回来过一次,办他爹的后事,办完就走了。去哪了?谁知道。那孩子从小就是个闷葫芦。"

高城追问:"他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说去哪?有没有留电话号码?"

老大爷摇头:"没有。来了两天就走了,谁都没多说。倒是听人讲,他走之前去了趟后山,在他爹坟前坐了一下午。"

高城记下了许百顺在南方打工的大致地点,又辗转了两天,终于在广东东莞的一个电子厂找到了许三多的哥哥。

许百顺比许三多大三岁,但看起来老了不止十岁。头发稀疏,脸上全是皱纹,手指粗大变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他穿着一件沾满胶水渍的工服,蹲在工厂门口抽着一块五一包的烟。

看到高城,许百顺先是一愣,然后苦笑了一下。

"你是来找三多的吧?"

"他在哪?"

许百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摁灭在脚底。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你亲弟弟!"

"高连长——当年你在部队当连长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了——三多那个人,犟起来,谁都拦不住。"许百顺的语气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奈,"他是回来过一次,爹去世那年。料理完后事,第二天就走了。我问他去哪,他说'有事要办'。我说什么事,他不说。我说你好歹留个电话号码,他想了半天,说'等忙完了再说'。然后就走了。"

"以后就再也没联系过?"

许百顺沉默了一会儿。

"过年的时候,收到过一次汇款。一万块钱。没有寄信地址,汇款单上的名字是瞎写的——我猜是他寄的。后来每年过年,都会收到。但从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不知道从哪儿寄的。"

高城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他为什么不联系你?你们是亲兄弟,他凭什么——"

"高连长,"许百顺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三多从小就是这样。他觉得该他做的事,就闷着头去做了。跟谁都不商量,跟谁都不说。你越问他,他越不说。他不是不在乎我们——他是……怕拖累我们。"

高城站在工厂门口的水泥地上,被南方闷热潮湿的空气裹得透不过气来。

他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找一个人比打一场仗还难。

十三

回去以后,高城发了疯似的找。

他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部队的老战友、转业后认识的公安系统的朋友、甚至托人查了全国的暂住证登记系统(那个年代流动人口管理还很混乱)。结果都一样:许三多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系统里。

没有房产登记。没有车辆登记。没有社保记录。没有银行开户信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暂住证或者居住证上,有这个名字。

像是一个人故意从所有系统里抹掉了自己的痕迹。

这不是一个普通打工者的状态。一个正常在外面打工的人,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办个银行卡、租个房子、登记个暂住证。但许三多什么都没有。

他就像一个影子。存在过,但不留痕迹。

伍六一也加入了寻找。他在汽修圈子里认识不少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托他们帮忙留意——"一个河南口音的男人,不高,结实,不爱说话,眼睛特别老实"。但那个年代在外面打工的河南男人太多了,谁也说不准哪个是许三多。

高城甚至给袁朗打了电话。

袁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帮你查。"

A大队有自己的渠道。袁朗动用了一些不方便细说的资源,查了很大范围。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

"这个人,"袁朗在电话里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凝重,"是故意在藏。而且藏得非常彻底。以他在老A学到的那些东西,如果他真的不想被找到,一般人确实找不到他。"

高城的心往下沉了沉。

"他为什么要藏?"

袁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十四

2012年春天,一个电话打碎了所有人的平静。

史今的媳妇——所有人都叫她"嫂子"——打电话给高城,声音在电话里抖得厉害。

"老高……史今他……查出来了。肺癌。晚期。"

高城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连夜买了火车票赶到佳木斯。到医院的时候,史今已经瘦得脱了相。那个当年在新兵连笑眯眯地教许三多走正步的班长,那个为了把许三多带出来不惜赌上自己前途的男人,现在躺在白色的病床上,脸色蜡黄,颧骨高高地突出来,胳膊细得像两根柴火棍。

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

看到高城,史今笑了一下:"来了?"

高城在床边坐下,张了张嘴。他想说点什么宽慰的话,但看着史今那张几乎认不出的脸,什么都说不出来。

"别哭丧着脸,"史今的声音很虚弱,但语气还是当年那种温和的调侃,"我又没死呢。"

高城硬挤出一个笑:"谁哭了?我是嫌你这医院的暖气不行,冻的。"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聊钢七连,聊当年的那些兵,聊谁结婚了谁生孩子了谁升职了。聊着聊着,史今忽然问了一句:

"三多呢?三多怎么没来?"

高城的笑容凝固了。

"他……最近忙。我跟他说了,他说过阵子来看你。"

他在撒谎。他根本联系不上许三多。

史今看着他,那双瘦得凹陷下去的眼睛里,有一种洞穿一切的平静。

"老高,"史今轻声说,"你联系不上他,对不对?"

高城垂下了头。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窗外是佳木斯灰蒙蒙的天空,有几只麻雀停在窗台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我想见见他,"史今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想跟他说几句话……"

高城红着眼从医院出来,站在走廊里,拿着手机翻了整整二十分钟的通讯录。他打了所有能打的电话——老战友、老同学、部队的人、地方的人、公安局的人——问了同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许三多在哪?"

没有人知道。

他又给许百顺打了电话。许百顺也不知道。

他给袁朗打了电话。袁朗说他再查查。

查了三天。还是没有结果。

三天后,史今的病情急转直下。那天下午,高城和伍六一都在病房里。嫂子守在床边,握着史今的手,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史今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嘴唇微微翕动着。高城把耳朵凑过去,费了很大劲才听清他在说什么。

"三多……让三多来看看我……三多……"

他反复地念叨着这个名字。

高城握着史今的另一只手,握得指节发白。他想说"三多马上就来了",但这句谎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史今听得出来那是假的。

当天晚上八点四十三分,史今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静。没有挣扎,没有痛苦的表情,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嫂子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照片——就是那张钢七连三班的合影。照片已经被摸得发软了,边角翘起来,表面有几道磨损的白痕。

史今是握着这张照片走的。

高城站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靠着墙,慢慢地蹲了下来。

他用力咬着自己的拳头,不让声音发出来。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医院惨白的瓷砖地面上。

那一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许三多,你在哪里?班长走了,你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你到底在哪里?

十五

史今去世以后,高城找许三多的心更急了。

不只是想找回一个战友了。是带着一股子说不清的怨气和不甘——班长活着的时候你不出现,班长死了你还不出现,你的良心呢?你是忘了当初班长怎么把你从你爹的拳头底下捞出来的吗?你是忘了班长为了你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委屈、最后连留在部队的机会都搭进去了吗?

有好几个晚上,高城一个人喝闷酒,喝多了就骂:"许三多你个龟儿子,你他妈对得起谁?"

骂完了,又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他知道许三多不是那种人。许三多可能是全世界最不可能忘恩负义的人。这个从红三连五班一块石头一块石头铺路的傻子,这个做了333个腹部绕杠的笨蛋,这个一个人守了钢七连半年的死心眼——他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

一定有什么原因。

但那个原因是什么,高城想不出来。他越想越害怕。

2013年,高城偶然从一个退伍老兵的饭局上听到了一条线索。

那个老兵姓周,当年在工程兵部队干过,退伍后在云南做工程承包。他喝多了酒,说起在一个偏远工地上遇到过一个人——"个子不高,闷头干活,一天能扛十几个小时的石头,不爱说话,工友叫他吃饭他都不去,就啃两个馒头就着咸菜。但干起活来跟不要命似的。"

高城的手一抖,酒杯差点掉了。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工地上的人都叫他'闷子'。也有人叫他'老许'。具体叫什么,没人问过。那种工地,谁管谁叫啥啊,干活拿钱就完了。"

"长什么样?"

"嗯……中等个儿,挺壮的,晒得黑黢黢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挺亮的。对了,他有个习惯——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围着工地跑步。别人都笑他有病,大早上不睡觉跑什么步。他也不理,自己跑自己的。"

每天早上跑步。

高城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许三多在部队的时候,不管是在红三连五班,还是在钢七连,还是在A大队,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早起跑步。别人都还在睡梦中,他已经一个人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了。

"那个工地在哪?"

"云南。靠近中缅边境那边的一个公路项目。不过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工地早完工了,人早散了。"

高城连夜买了机票飞云南。

他花了四天时间,找到了那个已经完工的公路项目。工地确实散了,临时搭建的工棚已经拆得只剩几根木桩子,地上一片狼藉。他找到了当时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拿着一张许三多当年在部队的照片问:"认不认识这个人?"

包工头眯着眼看了半天,摇了摇头:"不认识。工地上人来人去的,谁记得谁啊。"

高城又找了几个工人。有一个人看了照片后犹豫了一下,说:"有点像……但不确定。我们工地上有个姓许的,干活不要命,但人很闷,从来不跟人唠嗑。后来工地完工了,他就走了。去哪了?不知道。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高城站在云南边境那片荒凉的、被推平了的黄土地上,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山上雾气缭绕,什么也看不清。

他第一次觉得害怕。

不是怕找不到。

是怕找到之后,听到的是一个他承受不了的答案。

许三多到底在躲什么?一个从不说谎的人、一个笨得连谎都编不圆的人,为什么要对所有兄弟撒这么大一个谎?他到底在经历什么,才宁愿像影子一样活着,也不肯回头看一眼身后那些想找到他的人?

高城蹲在黄土地上,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坚持——事业、家庭、人脉——全都是空的。空得像这片被推平的荒地。

他连自己的兄弟都找不到。

十六

此后的十年,高城没有放弃过寻找。

但线索始终若有若无,像水中的倒影,伸手去抓就碎了。

有人在甘肃的一个矿山上见过一个"不爱说话的河南人",高城追过去,矿已经停产了。有人在贵州的一个隧道工程里遇到过一个"每天早上跑步的工人",高城打了电话过去,工程部的人说那个工人干了三个月就离开了,连工资都是让别人代领的。

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死胡同。

高城有时候会想,也许是自己认错了。也许那些"不爱说话的河南人""每天跑步的工人"根本就不是许三多,只是他太想找到一个人,所以看什么都像。

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是他。那些习惯,那些特征,太像了。

许三多就像一阵风,从一个工地吹到另一个工地,从一座山吹到另一座山,从来不停下来,也从来不留下痕迹。

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

高城的儿子上了小学,上了初中,个子比他还高了。伍六一的汽修铺换了更大的门面,又添了两个徒弟。袁朗的鬓角已经全白了,但腰杆还是笔直的,走起路来带风。

他们各自的人生在往前走,但心里都有一个角落是空的——那个角落的形状,是许三多。

十七

2023年秋天。

许三多退伍二十年整。

高城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张罗一场聚会。他在省城最好的一家饭店包了一间大包厢,提前三个月开始挨个打电话通知。

钢七连的老兵来了一大帮——当年三班的、五班的、七班的,有些已经十几年没见过面了,见了面先是一愣,然后使劲拍对方的肩膀,笑着骂一声"你小子怎么老成这样了"。伍六一来了,拐杖换成了更轻便的碳纤维材质,但走路的姿势还是一瘸一拐的。袁朗也来了,穿了一身便装,头发全白了,但眼神还是那么锐利。

坐了满满两大桌。

高城站起来,端着酒杯,扫了一圈在场所有人的脸。

"弟兄们,"他的声音有点哑,"二十年了。当年钢七连的兵,今天能来的都来了。我先敬大家一杯。"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杯。

"干!"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然后有人注意到了——桌子靠里侧的位置,放着一副碗筷、一只倒扣的酒杯,但那把椅子是空的。

"这是——"

"给三多留的。"高城把酒杯放下,声音很平静。

包厢里忽然安静了一下。

然后有人打破了沉默:"来来来,先吃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酒桌上的气氛慢慢热起来了。喝了几轮酒,话匣子就打开了——全是当年的事。

"还记得不?三多刚到七连那会儿,正步走能把自己绊倒。高城当时气得在操场上跳脚——"

"哈哈哈哈!还有那次演习,他兜里揣了两个鸡蛋,全连的训练成果都泡汤了,高城差点把他吃了——"

"后来呢?后来人家做了333个腹部绕杠,全团纪录!你们当时谁能想到?"

"还有演习那次,一个人活捉了袁朗的A大队!"有人拍着桌子大笑,"袁队长当时那个脸啊——"

袁朗坐在角落里,端着酒杯,嘴角微微翘起来,没有说话。

"还有他一个人守七连那半年!大冬天的,一个人在空营房里住了半年,每天出操、训练、打扫卫生,一天都没落下。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一般人。"

"他是兵王。"有人喝多了,拍着胸脯说,"许三多,咱们钢七连的兵王!"

每说到一件事,就有人笑。

笑着笑着,就有人不笑了。

因为说到最后,所有的故事都指向同一个人——一个已经消失了二十年的人。那个人的椅子就在那里,空着。碗筷放着,酒杯扣着,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推门进来的身影。

十八

酒喝到第三轮的时候,气氛开始变了。

有人喝多了。

那是当年钢七连的一个老排长,叫张国立,退伍后在老家开了个五金店,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他是个急脾气,当年在连队的时候就爱拍桌子骂人,现在喝多了酒,那股子劲又上来了。

他"砰"的一声把酒杯摔在桌上。

"我说句不好听的——许三多他凭什么消失?"

包厢里一下子安静了。

张国立红着脸站起来,指着那把空椅子:"二十年了!二十年!一个电话都没有!他把我们当什么?我们不是兄弟吗?当年是谁把他从孬兵拉起来的?是班长!是七连!是我们所有人!他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连个屁都不放一个?"

"老张——"有人想拉他坐下。

"别拉我!"张国立一把甩开那只手,眼眶通红,声音越来越大,"你们心里不委屈吗?啊?班长走的时候他在哪?班长临终前念叨了多少遍他的名字?他在哪?他干什么去了?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兵王了、进了老A了、本事大了,就不认我们这些老弟兄了?"

"不是的——"有人想反驳。

"那是什么?你给我解释解释,一个人凭什么消失二十年?什么样的事能让一个人连亲兄弟都不联系、连战友都不见、连班长死了都不来?什么事?"

他的声音在包厢里回荡着。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张国立说完这番话,身体晃了晃,重重地坐回椅子上。他低着头,用力揉了揉眼睛,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粗重的喘息。

另一桌的角落里,有一个当年的老兵默默地摘下眼镜,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没出声。

还有人端着酒杯,手微微发抖,把酒往空椅子前的那只扣着的杯子旁边放了放,说了一句很轻的话:"三多啊……你到底在哪呢……万一他是遇到了什么事呢……万一人已经……"

"别他妈胡说!"

高城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碗碟乱响。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高城站在那里,脸色涨红,脖子上的青筋跳动着。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用力咬了咬牙。

"他是许三多。他死不了。"

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像是一个命令。但高城自己知道,他的声音在发抖。

十九

酒桌上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没有人再说话。杯盘狼藉的桌面上,菜凉了,酒温了,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空气里弥漫着酒味和烟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伍六一从头到尾没有说话。

他坐在桌子最角落的位置,一只手撑在拐杖上,另一只手握着一杯没喝完的酒。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了解他的人知道,他越是不说话,心里翻涌得越厉害。

等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等那些愤怒的、伤心的、困惑的情绪都慢慢地沉淀下去,伍六一才慢慢开了口。

"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去找嫂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

"嫂子"这个称呼不需要解释。在钢七连的老兵里,"嫂子"只有一个人——史今的遗孀,赵秀芬。

"班长在世的时候,跟三多的关系最深。"伍六一一字一顿地说,"全连上下,没有一个人比班长更了解三多。当年班长为了三多,把留在部队的机会都搭进去了。如果有一个人知道三多的秘密——或者说,如果三多信任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班长。"

他顿了一下。

"班长虽然不在了,但嫂子还在。也许班长走之前跟嫂子说过什么。也许三多这些年跟嫂子有过联系。也许——也许嫂子那里有线索。"

包厢里又安静了几秒钟。

高城愣在那里,手里还攥着一双筷子。他的脑子在飞速转动——这些年他翻遍了所有能想到的渠道,跑了大半个中国,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他一直在查系统、查档案、查登记信息,但他忘了一件事——许三多不是一个活在系统里的人。他是一个活在人和人之间的人。他的所有牵挂、所有秘密,都不会留在冷冰冰的档案里,只会留在他信任的人心里。

而他最信任的人,是史今。

高城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上,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走。"

"去哪?"

"佳木斯。"

二十

三天后。佳木斯。

已经是深秋了,北方的冷空气来得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高城、伍六一和袁朗三个人站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下面。六层,没有电梯,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一半,昏暗的光影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味道。

这是史今遗孀赵秀芬的家。

嫂子开门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

她今年四十八岁了,头发已经有了白丝,脸上的皱纹比高城记忆中多了很多。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外套,脚上趿拉着一双旧棉拖鞋。

看到门口站着的三个人,她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你们来了……"她侧过身,声音有点发颤,"快进来,快进来。"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但一眼就能看出来,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史今穿着军装,笑得眯着眼,和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

照片下面摆着一个小小的供台,上面放着一个苹果和一杯清水。

高城看到那张照片,脚步顿了一下。

三个人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嫂子去泡茶,手有点抖,茶叶撒了一些在桌面上。伍六一想帮忙,嫂子摆了摆手:"不用,我来。"

茶泡好了。嫂子端着杯子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张小凳子上。

她的女儿——史今的女儿——叫史小晴,今年十九岁了,在哈尔滨上大学,平时不在家。屋子里只有嫂子一个人。

几个人聊了一些近况。嫂子说女儿读的是师范,成绩不错,想以后当老师。高城说这挺好,当老师稳定。伍六一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嫂子笑了笑,说没什么,日子能过。

话越聊越慢。空气里有一种微妙的紧张在蔓延——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不是单纯来叙旧的。

终于,高城放下了茶杯。

他看着嫂子,张了张嘴,像是酝酿了很久,才把那句话问出来。

"嫂子……你有没有许三多的消息?"

嫂子的手指攥紧了膝盖上的衣角。

她沉默了。

很长的沉默。

客厅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一下一下,像是在数着每一秒的重量。

嫂子低着头,看着自己交叠在一起的手指。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咀嚼什么很苦涩的东西。

然后她抬起头,看了看墙上史今的照片。

那张照片里的史今笑得很温暖,很安静,像是在说:"没关系,你说吧。"

嫂子又低下头。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然后她站起来。

她走进卧室。

三个人坐在客厅里,谁也没动。

嫂子蹲在卧室的柜子前面。那是一个老式的木头衣柜,柜门上的漆已经裂开了。她拉开最下面的一层抽屉,把手伸到最里面,在一堆旧衣服和杂物底下摸索了一阵子。

然后她取出了一个泛黄的牛皮纸信封。

她握着那个信封回到客厅,站在三个人面前。

她的手微微颤抖着。

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名字,没有回信地址,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她家的地址。邮戳模糊,看不清是从哪里寄出的。

"这封信,"嫂子的眼眶一下就红了,声音发紧,"是去年冬天收到的。我一个人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一直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们……"

高城接过信封的一瞬间,手指莫名抖了一下。

他拆开封口,抽出那张薄薄的、被折了又折的信纸,展开。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刮过的北风。

高城的目光从第一行扫到最后一行。

然后他的喉结猛地滚动了一下,嘴唇张了张,一个字也没吐出来。

伍六一劈手夺过信纸。他只看了三行,整个人像被一记闷拳打在了胸口上,身体往后退了半步。

袁朗最后接过那封信。

他看完之后,慢慢地、一折一折地把信纸叠好,轻轻放回桌上。然后他转过脸去,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已经飘起雪花的天空,一言不发。

没有人开口。

很久。很久。

高城猛地站起来,椅子"咣"的一声倒在地上。他的嘴唇发白,声音嘶哑:"这个龟儿子——"

他的声音卡住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扼住了喉咙。

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上,到底写了什么?

消失了整整二十年的许三多,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宁愿让所有兄弟以为他"死"了,也不肯露面?

答案,就藏在那张被折得起了毛边的薄薄信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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