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顶级特工失踪案：中央高度关注线索仅一件风衣，真相如何？

1948年11月的一天，中央特别科向南京地下组织发出一封密电。电文只有几个字：“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王瑞昌。”
南京方面接电后紧急联络接头人张育民，这时才查明一件事：这个“王瑞昌”是入党二十余年的特工卢志英。

张育民是卢志英的妻子，她本人也是地下党联络员，多次协助丈夫传递情报。卢志英此时正被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我方马上展开行动。统战人士发起舆论压力，潜伏在宪兵司令部内部的同志开始想办法越狱。看守所的防卫级别很高，几轮营救都失败了。到了最后，张育民从狱中接出来的，只有一件灰色大衣。
她把大衣带回家，反复翻看，在领子内层摸到了东西。拆开缝线，里面缝着几页纸，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最后一页背面写着八个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解放军搜遍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每一间牢房，翻遍每一份档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中央高层一直相信卢志英不会死。这件缝着诀别语的风衣，是持续追查的唯一线索。
卢志英原名卢子江，1905年生于山东昌邑。1921年，他进入昌邑蚕桑实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那时已有进步教员私下传播新思想，卢志英由此接触到革命理论，没过多久就投身地下工作。

他早年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党内档案里对这事有简短记录：他那时带着骑兵营在甘肃起义，被敌军追击，连人带马栽进黄河。战马当场就死了，他拖着一条伤腿冲了出来。后来好几位战友在不同场合都提过这件事，讲的细节差不多。
1934年，卢志英接到任务潜入江西，担任国民党赣北区保安司令莫雄的上校主任参谋。莫雄是国民党元老，在粤军里资历很深，对蒋介石那套“剿共”政策早就心里有气。卢志英和他接触后，很快就赢得了信任。这份信任在1934年9月碰上了一次大考验。
蒋介石在庐山开军事会议，定下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整体计划，代号“铁桶计划”。按照这份计划，他们调集了近百万兵力，以瑞金为中心，在半径三百里范围内布下好几道封锁线。部队每天往前推几里，一边推一边修碉堡，想把红军围死在一片狭小的区域。会议结束，莫雄拿到了这份绝密文件。他连夜下山，把文件交到卢志英手上。

卢志英连夜抄录，情报用最快的速度传回中央苏区。中央拿到这份情报后做出决策，于1934年10月启动了战略转移。后来主席讲过一句话：“红军能够保存下来，卢志英功不可没。”这句话被多处回忆材料收录了下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卢志英接到命令重返上海。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平时爱好拉二胡。经过别人介绍，他结识了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靠着二胡技艺跟对方当上了“琴友”。
在取得保岛信任之后，卢志英在日军控制区开了一家“大中华咖啡馆”和一家面包厂。咖啡馆招待日本军官，面包厂给日舰提供食品。情报就混在这些日常往来的东西里，源源不断地送往抗日根据地。
在这次任务前，发生过一件让人痛心的事。
一次行动中，卢志英和几位同志正聚在屋里开会，敌人突然上门搜查。卢志英和张育民当时带着孩子。由于孩子太小，随时可能哭闹。一旦哭声惊动搜查的敌人，屋内所有人的行踪就会彻底暴露。

为了掩护战友离开，卢志英把襁褓中的孩子挂在屋外的酸枣树上。进院搜查的敌人听到树上的动静后开枪，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孩子再也没有声响。事后他握紧妻子张育民的手说：“等革命胜利，到那天所有孩子都是我们的。”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留在上海。靠着多年积攒的人脉，他先后混进中统和军统。他的公开职务是中统沪东区副主任，暗地里又被军统发展成安插在中统内部的情报员。这两层身份底下还有第三重——我党地下情报网的负责人。
一个人身上挂着三块“自己人”的牌子。中统开会，他坐在里面。军统接头，他出现在现场。转过身来，他就把双方的机密情报送往解放区。
这段时间中统和军统的矛盾越来越深。卢志英顺着这种对立关系，在两边来回周旋，让内耗加重，一边持续向解放区递送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调动方案这些核心情报。特务机关开始怀疑他的时候，他靠着三重身份的特殊位置，好几次都把调查方向引到别人身上。
1947年3月2日，卢志英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附近被捕。
出卖他的人是助手张莲舫。
张莲舫跟了卢志英多年，知道太多地下组织的情况。这人后来酗酒上了瘾，老是出入风月场所，花钱大手大脚，欠下一大笔债之后被中统盯上，跟着就叛变了。

中统从他嘴里拿到卢志英的活动规律和联络方式，布下了抓捕。张莲舫这一变节，弄得这条隐蔽战线的人员网络大面积暴露，好几名同志先后被捕。
卢志英被捕后，蒋介石亲口下令诱降，开出上海市公安局长的位子。卢志英不接。敌人换了手段——电椅、烙铁、老虎凳轮番上。审讯记录上记着：他的腿骨被折断，小便便血，好几次昏死过去。敌人什么都没拿到。
1947年中秋节，特务把卢志英、张育民和年纪还小的儿子卢大容一块儿绑上刑床，当着卢志英的面用电流折磨他的妻儿。张育民后来对人说起那个晚上，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他挺过来了，我们也都挺过来了。”
1947年10月，卢志英被押送到南京，关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牢房里成天不见日头。卢志英在里面教儿子卢大容识字、算数。他对儿子说的话，后来被卢大容写进书里：“将来的世界是孩子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他还在狱中写革命诗篇，字迹压得很小，藏在牢房角落里。
1948年12月17日，张育民从上海赶到南京探监。敌人答应“可以见一面”，可人到了看守所门口却被左拦右挡，不让进去。僵持了一阵，里面递出那件灰色大衣，告诉她“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张育民回到住处，拆开大衣领子，看见了丈夫留下的东西——几页纸，缝得严严实实。诗篇后面是那八个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这个时候离南京解放不到五个月。十天之后的1948年12月27日深夜，特务的卡车开出了宪兵司令部。
1948年12月27日夜里，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接到命令，跟另外八名特务分成三组出去执行处决。
受害人是三个。他们先被掐喉、迷晕，抬上卡车，拉到了雨花台。下车后，特务把三人分别封进三具薄皮木箱，埋入早就挖好的土坑。填土之前，没有人验过他们是不是还有气。
解放后，卢志英一直没有下落。中央有关部门多次查找，都没能确认他的去向。到了1950年，上海市公安局捕获了任宗炳。经过一遍遍审讯，任宗炳供出那夜的情况——被活埋的三个人，是卢志英、陈子涛和骆何民。
任宗炳交代了埋尸的位置。调查人员赶到雨花台，找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
1951年6月11日，张育民带着儿子卢大容来到雨花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陪在现场。

铁锹挖开泥土，三具薄棺一个接一个出土。棺盖打开，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一件事——棺盖内壁上全是深深的抓痕。那些痕迹是手指来回抠挖木板留下的，全印进了木头里。棺内的遗骨散乱摊着，清清楚楚显出在封闭空间里苏醒后拼命挣扎、最后窒息死去的过程。
技术人员拿牙齿特征做比对，确认其中一具遗骸就是卢志英。
主席亲笔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0号烈士证书，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墓前，人们栽种了他生前最喜欢的贴梗海棠。
卢大容后来考入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当上了新中国核材料领域的专家。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我和爸爸坐牢的日子》。书里记着父亲在狱中教他识字时说的话，也记着那句临终的话——“黎明前总是黑暗的吗？黑暗过去，就是光明。”
那句话写在纸上的时候，离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还剩不到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