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考上省城大学的那年夏天，父亲在老家院子里抽了半宿的旱烟。学费是凑齐了，但省城物价高，每个月的生活费对我们这个靠天吃饭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就在父亲盘算着要把家里那头还没长成的大黄牛卖掉时，姑姑的电话打了过来。
姑姑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总是很大，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泼辣劲儿。她对父亲说，让孩子住学校宿舍花那冤枉钱干啥，直接住我家，添双筷子的事。父亲在这头连连推辞，说怕给他们添麻烦，姑姑却火了，说我是她亲侄子，住亲姑家天经地义。
就这样，我提着两只沉甸甸的编织袋，在九月初的闷热中，叩开了姑姑家那扇有些生锈的防盗门。
姑姑家在老城区的一片筒子楼里，房子不大，两室一厅，采光也不太好，白天在客厅里也得开着灯。姑父在一家机床厂做检修工，常年倒班，表弟那时候还在念初中，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为了让我住得舒服，姑姑硬是把原本堆放杂物的北向小房间腾了出来，重新粉刷了墙壁，还铺上了一张半新的弹簧床垫。
姑姑是个闲不住的人。她在附近的小区门口支了个早点摊，卖油条、豆浆和包子。这营生赚的是辛苦钱，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发面、生火。我刚搬进去的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总想着早起帮她干点活。可每次我刚一有动静，她就会从厨房里探出身来，手里还沾着白花花的面粉，板着脸把我往房间里赶，说我的任务就是把书念好，别在这儿瞎掺和。
在这个家里，姑姑就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白天收了早点摊，她要赶去菜市场买第二天的新鲜食材，下午要在厨房里剁馅儿、熬粥，傍晚还要张罗一家人的晚饭。在我的印象里，她永远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围裙，说话嗓门洪亮，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仿佛永远都有着用不完的力气。
我对省城的生活适应得很快。大学里的课程虽然紧张，但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社团活动、同学聚餐、泡图书馆，我的日子过得充实又惬意。每天晚上不管我多晚回到姑姑家，厨房的锅里总温着一碗热腾腾的汤，或者是几个特意给我留的肉包子。姑姑总说，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校食堂的饭菜没油水，得在家里补回来。
日子一天天滑过去，北方的冬天来得猝不及防。老城区的暖气烧得不太热，屋子里总带着一股散不去的阴冷。那段时间，我发现姑姑的脸色不太好，原本洪亮的嗓门也低沉了些。姑父的机床厂效益不好，已经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家里的开销全靠姑姑那个小小的早点摊撑着。
父亲深知姑姑家的难处，入冬后特意从老家寄来了一千块钱，让我无论如何要塞给姑姑当生活费。那天晚饭后，我把钱放在茶几上，刚说出“生活费”三个字，姑姑的脸色就变了。她把钱一把抓起来塞回我口袋里，语气里带着少见的严厉，说要是再提钱的事，就是看不起她这个当姑姑的。她拍着胸脯保证，就算砸锅卖铁，也不会断了我这口吃的。
我当时只觉得姑姑是个要强的人，也就把钱收了回去，打算以后多买点水果和菜补偿。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姑姑提供的温暖庇护，沉浸在自己那个充满书本和未来的学生世界里，完全没有察觉到，在这份看似坚不可摧的庇护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沉重。
直到那个深冬的夜晚。
那天我在图书馆熬到闭馆才回来，吃过姑姑留在锅里的饭菜后，我回到房间继续复习，一直看到凌晨两点多。或许是因为晚饭吃得咸了，我躺下没多久便觉得口干舌燥，迷迷糊糊地起身去客厅倒水喝。
推开房门，客厅里没有开大灯，只有阳台方向传来微弱的光晕。老式的冰箱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在这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清新。我轻手轻脚地往前走，刚转过客厅的隔断，脚步就猛地僵在了原地。
阳台那盏度数极低的昏黄灯泡下，姑姑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她背对着我，面前放着一个用来洗菜的大塑料盆，盆里冒着丝丝热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刺鼻的红花油味道，混合着常年浸泡在厨房里的那种发酵的碱水味。
我原本以为她是在洗衣服，刚想出声叫她，却看到了让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