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
老赵喝得满脸通红,靠在餐厅门口的柱子上,用力拍着我的肩膀。他打了个酒嗝,指着我说:“咱们这帮人里,还是你小子活得最通透。三十出头,做到了创意总监,市区大平层住着,三十多万的车开着,没老婆查岗,没孩子催交补习班费。你看看我,每天一睁眼就是房贷和两张等着吃饭的嘴,累啊。你这生活,神仙不换。”
我扶着他,把一瓶矿泉水塞进他手里,笑着调侃:“神仙也有神仙的烦恼,赶紧上车吧,嫂子都打三个电话催了,再不回家今晚就该跪搓衣板了。”
![]()
代驾把老赵接走后,我转过身,脸上的笑容像是一块逐渐干涸的泥巴,慢慢剥落。十一月的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我拉紧了大衣的领口,独自走向停车场的角落。
坐进车里,我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手表,十一点一刻。
一种隐秘的、刻不容缓的焦虑从心底升起。我迅速打开中央扶手箱,拿出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白色塑料药瓶,倒出一粒粉色和一粒白色的药片,连水都没喝,直接干咽了下去。药片划过食道,带来一阵轻微的苦涩与干呕感,我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三次,才将那种感觉压下去。
在这个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繁华都市里,我是别人眼中光鲜亮丽的单身贵族,是朋友们羡慕的焦点。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传染病医院的陈医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车子平稳地驶入小区的地下车库。电梯门打开,我走进那个被朋友们称为“样板间”的家。两百平米的空间,极简的北欧风格,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璀璨的城市夜景。这一切都很完美,完美得像一个精致的牢笼。
我脱下外套,走进浴室。洗手台的镜子里,映出一张轮廓分明、气色不错的脸。现代医学真的很神奇,只要按时服药,病毒载量就能控制在检测不出的水平,我的免疫力甚至比一些经常熬夜的正常人还要好。从外表看,我健康、强壮,甚至充满活力。
![]()
但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洗完澡躺在床上,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到加湿器发出细微的白噪音。我关掉最后留着的一盏夜灯,黑暗瞬间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将我淹没。
又是这样,熟悉的失眠如期而至。
抗病毒药物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副作用:多梦和睡眠障碍。虽然医生说这种情况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轻,但在我确诊后的这三年里,它就像一个忠诚的幽灵,夜夜伴我入眠。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盯着天花板上偶尔闪过的车灯反光。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开始重播那些我拼命想要遗忘的画面。
三年前,我也有一个准备谈婚论嫁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