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爸40年，虽衣食无忧，但我宁肯他是一个普通人家的男人

一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几秒，我只听见风呜呜地灌进话筒里，夹杂着远处零星的鞭炮声。我刚要开口问，她说了句让我心里一紧的话：

"丫头，妈想跟你说说心里话，憋了大半辈子了。"

我妈今年六十三，姓周，叫周秀兰。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谁提起她都竖大拇指——住着三层小洋楼，儿女双全，老伴儿是镇上最早做建材生意的能人。逢年过节，亲戚们上门都是笑脸，邻居见了都客客气气喊一声"李太太"。

可那天电话里，我妈的声音不像个被人人羡慕的女人，倒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

"你爸又没回来。"她说，"说是在省城陪客户吃饭，大年三十也不一定能赶回来。"

我沉默了。这种话，从小到大我听了不知多少遍。小时候学校开家长会，别人家都是爸爸妈妈一起来，我永远只有妈一个人。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笑着跟老师说："他爸忙，做生意嘛，身不由己。"

那笑容我到现在都记得，眼角挤出细密的皱纹，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才撑起来的。

"妈，你别多想，爸可能真是走不开——"

"丫头，"她打断我，"我跟你爸四十年，虽说衣食无忧，但有些话我今天非得说。"

那天晚上，她一口气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

二

我妈说，她嫁给我爸那年才二十三岁。

那时候我爸李国强还不是什么老板，就是镇上砖瓦厂的一个临时工，瘦高个儿，眼睛倒是亮，见人三分笑。我妈是隔壁村的，家里穷，姊妹四个她排老二，上面一个姐姐嫁得远，下面两个弟弟等着娶媳妇，她初中没读完就回家种地了。

媒人上门那天，说的是"这后生虽然现在穷，但脑子活，将来错不了。"我姥姥看了看我爸带来的两斤红糖和一条烟，叹了口气，点了头。

婚后头几年，日子确实苦。我妈说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冬天半夜起来给我爸煮面条。那时候他刚开始跑建材，骑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天不亮出门，半夜才回来，手冻得通红，脸上全是灰。灶台上柴火噼里啪啦地响，锅里水汽蒸腾，她把仅有的两个鸡蛋都卧进去，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

"那时候苦是苦，可心里是热乎的。"我妈说到这儿，声音软下来，"他吃完面会拉着我的手说，秀兰，等我挣了钱，带你去省城看电影。"

可后来呢？

后来钱是挣到了。九十年代末，我爸的建材生意越做越大，从镇上做到了县里，又从县里做到了市里。家里盖了新房，又换了更大的房子，最后盖了那栋三层小洋楼。亲戚们开始登门，逢年过节门口停满了车，桌上的菜从四个碟变成了十二个碟。

可我爸回家的次数，却像倒着数一样，越来越少。

我妈说，她第一次感到不对劲，是1998年。那年我弟刚上小学，她在家翻我爸的西装口袋，想找钥匙，摸出来一张KTV的小票，上面的金额她看了三遍——够她买一年的菜。

她没闹。她把小票放回口袋，把西装叠好挂回衣柜，然后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是蝉鸣和稻田里蛙叫的声音，闷热的空气里有股青草的涩味，她觉得那个夜晚长得像一辈子。

"我那时候想过问他，可转念一想，问了又能怎样呢？"我妈的声音很平静，"他会说应酬，我也只能信。不信又能怎样？我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女人，上有老下有小，能去哪儿？"

三

真正让我妈寒了心的，是我姥姥去世那年。

2006年秋天，我姥姥查出肝癌晚期，住进了县医院。我妈衣不解带地伺候了四十天，端屎端尿，夜里睡在病房的折叠椅上，腰疼得直不起来。她给我爸打了无数个电话，每次都是"在谈事""走不开""过两天就回"。

姥姥走的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我妈说她跪在灵堂前，雨声砸在铁皮棚顶上轰轰响，整个世界都是湿冷的。她回头望了一眼门口——空的。

我爸是第二天中午才到的，西装革履，皮鞋锃亮。他在灵堂前鞠了三个躬，塞给我舅舅一个厚信封，然后拉着我妈的手说："秀兰，人走了，你也别太伤心。"

我妈没说话，只是把手从他掌心里抽了出来。

她说，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钱能买来体面，但买不来陪伴。那个冬夜里给她煮面、拉着她手说要带她看电影的男人，早就不在了。站在她面前的，是"李总"，是别人的座上宾，是酒桌上的主角——唯独不是她的丈夫。

"你说我图什么呢？"我妈在电话里笑了一声，那笑声又干又涩，"人家都说我命好，嫁了个有钱的。可这四十年，过年他缺席了十几个，我生病住院他来了两次，你小时候发高烧四十度，是我半夜抱着你跑了三里地去卫生所。别人家的男人下了班往家跑，你爸下了班往外跑。我这辈子啊，有房有车有存款，就是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

四

电话挂了之后，我坐在沙发上哭了很久。

大年三十那天，我爸到底还是赶回来了。一进门就笑着喊："都在呢？爸给你们带了好酒！"客厅里顿时热闹起来，我弟接过酒，我弟媳张罗着添碗筷，孩子们围过去喊爷爷。

我妈从厨房里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头发用一根黑皮筋随意扎着。她看了我爸一眼，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回来了？洗洗手吧，饺子快好了。"

那顿年夜饭，一桌子人有说有笑。我爸喝了酒，脸红红的，给孩子们发红包，拍着我弟的肩膀说生意上的事。我妈坐在桌角，安静地吃着饺子，偶尔给孙子夹块排骨，笑一笑，不怎么说话。

席间我去厨房拿醋，经过走廊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我爸妈结婚时候照的，黑白的，两个人站在老屋门口，我妈穿着碎花棉袄，我爸穿着中山装，两个人都笑得傻乎乎的。

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站在我身后，看着那张照片。

"你看那时候，"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你爸眼里是有我的。"

厨房里传来高压锅嗤嗤冒气的声音，客厅里电视放着春晚，孩子们在笑闹。我妈转身回了厨房，围裙系得紧紧的，背影被灶台上暖黄的灯光笼着，显得又矮又瘦。

我突然想起她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宁肯他是个普通人家的男人。没有洋楼，没有小轿车，就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天黑了知道往家赶，下雨了记得带把伞。这辈子有人陪着说说话，比什么都强。"

这世上有一种苦，叫锦衣玉食的孤独。而我妈，在这种孤独里，走了整整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