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那桌子菜不对劲。
红烧肉、清蒸鱼、炖鸡，都是我爱吃的。
阿兰坐在对面，一筷子一筷子给我夹菜，自己没怎么吃。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想妈。
我没当回事，把那张存着45万的卡拍在桌上。
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现在三个月过去了，电话打不通，人找不到。
我站在银行柜台前，把卡递进去说要销户。
柜员看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字条：“肖先生，您媳妇走之前让我存的。”
01
十年前的事，说起来像昨天。
那时候我在县城开了家五金店，生意不咸不淡，勉强够糊口。
三十出头没成家，我妈急得天天念叨。
后来隔壁老王说他认识个中间人，专帮人介绍越南媳妇，只要八万块。
我妈二话不说掏出存折，让我去。
我去见阿兰那天，她蹲在旅馆走廊里洗衣服。手很糙，指甲缝里还有泥。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她抬头冲我笑了下。就那一下，我心里说，就她了。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她跟着我回了家，第二天就开始在店里干活。
阿兰干活是真下力气。
搬货、上架、打扫，一样不落。
有时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就坐在那里守着，有人来买东西她也不会说话，就指指我，让我过来招呼。
我妈一开始嫌她不爱说话，后来也习惯了，说这闺女踏实。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年接一年。
阿兰从来没提过要回家。头两年我问过一次，她摇摇头说不急。后来我也懒得问了，觉得她是嫁鸡随鸡，不想折腾。
但我妈偶尔会叨咕几句，说这媳妇哪儿都好，就是娘家那边太远，连个电话都不打。我听了一耳朵就过去，没往心里去。
店里的账一直是阿兰在记。
她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中国字，但认真。
每天晚上关了门，她就坐在柜台后头，就着那盏小台灯，一页一页地翻账本。
我有时候看电视看困了，抬头一看，她还坐在那儿。
十年，足足十年。
这十年里，我带她去过一次县城的公园，她站在湖边看了半天，说好看。
我带她吃过一次火锅，她辣得直掉眼泪，但笑着说好吃。
除此之外，我们哪儿都没去过。
我有时候半夜醒过来，看见她睁着眼睛看天花板，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睡不着。
我没多想。男人粗心，觉得她可能是认床。
去年秋天，店里生意稍微好了一点，我盘了一下，手头攒了差不多45万。那天晚上我躺床上跟她说，要不你回趟越南吧，看看你妈。
她腾地坐起来，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我说，怎么了，不想回去？
她说，想。
说话的时候眼眶红红的。
第二天我就去银行开了张新卡，把钱都转进去。
回来的时候她正在店门口扫地，我跟她说卡办好了。
她站在那儿，扫帚停在地上，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啥也没说。
走之前那一个星期，她比平时还勤快。
把店里所有的货都重新归了一遍，把账本也誊抄了一遍，连我妈的衣服都洗了收好。我妈还说她，你这是干啥，又不是不回来了。
她笑了笑，没接话。
走的那天，我送她去县城汽车站。她背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车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冲她摆了摆手，说到了给电话。
她点了点头，上了车。
车子开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她把头靠在窗户上，看着外面。我心想这女人还是舍不得我的。
头几天她天天打电话，说到了越南，说见了她妈，说家里怎样怎样。声音听起来挺累，我让她多休息。她说好。
第五天，电话少了。
第八天，她说信号不好。
第十天开始，电话打不通了。
02
第一个月，我没当回事。
心想可能是那边信号不好，或者她妈身体不好她顾不上。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该干嘛干嘛。
第二个月，我开始不对劲了。
有时候站在店门口，看着那条马路，心里就发慌。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可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哪里不对。
第三个月，我坐不住了。
我跑了一趟派出所，跟民警说了情况。民警查了一通，说阿兰用的护照是假的。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靠在桌子上，腿都软了。
民警问我，她还有没有别的证件？
我说没有。
民警说，那就难办了。
从派出所出来，我蹲在门口抽了根烟。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假的，她的护照是假的。那这十年，她算什么？我算什么？
我没敢跟我妈说。
回家之后我翻箱倒柜找她留下的东西。她的衣服还在，鞋子还在，就连她戴了十年的那条围巾也挂在门后面。什么都没带走。
就带走了那张卡。
我坐在床边，拿着那条围巾，突然想起来她走之前那个晚上做的事。
那晚她把店里所有的货都重新摆了一遍，连工具箱里的螺丝刀都一根一根捋齐了。
她把我的衣服也叠了，放在柜子里，整整齐齐的。
她还把我妈房间的被子拿到院子里晒了。
现在想起来，那不是离别前的舍不得，那像是在收拾后事。
她早就打算好了不回来。
可她要是不回来，为什么要在这十年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她要是想跑，头两年就能跑，为什么偏偏等到现在？
我越想越糊涂。
隔壁卖早饭的赵萍，那天看见我蹲在门口抽烟，凑过来跟我说，阿兰走之前来她那儿吃过一次早饭。
我问她都说了啥。
赵萍想了想，说她就问了句，勇哥人好不好。还说你是个好人。
我问还有吗？
赵萍说，她走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嘴里念叨着什么。
我问啥？
赵萍说，好像是说，这辈子对不起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
对不起我？她哪儿对不起我？
赵萍说，她就是那种心里有事的人，看着挺可怜的。你对她好，她心里明白，可她心里也有自己的苦。
我没再问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店里，看着阿兰坐过的凳子，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她来的时候才二十出头，现在三十四了。十年，最好的十年，都在这个店里。她也没逛过商场，也没买过漂亮衣服，就天天守着这几平米的地方。
可她为什么要走？是外面有人了？还是觉得跟我过得没意思？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有。
后来我想起来，阿兰走之前那天，她在我妈房间待了很久。
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她正坐在我妈床边，像是在说什么。
我妈那时候正在睡午觉，她就那么坐在那儿，看着我妈。
我喊她，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妈对你挺好的，你别嫌她嘴巴碎。
我当时觉得她这话说得没头没脑的，也没在意。现在想起来，她那是跟我妈道别呢。
03
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决定去银行查那张卡。
阿兰走的时候带走了卡，但她知道密码，是我生日。
我到了银行，排了半天队，柜台里头坐着个小姑娘，戴着眼镜，看着挺面善。我把卡递给她，说要查一下流水。
她接过卡，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又看了看我，眼神有点怪。
怎么了？
她没说话，打了张单子递给我。
我一看，卡里就剩十七块三毛钱了。45万，一分不剩。
头两年她每个月取三千，说是寄给她妈治病。后半年开始，每个月取五千。最后一笔是两个月前，在越南河内取的，一次取走五万。
我说这不对啊，她妈生病的事我知道，但一次取五万？
小姑娘说，肖先生，您媳妇是不是在那边遇到什么事了？
我没答上来。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敲键盘。过了会儿，她抬起头，犹豫了一下，说，肖先生，您媳妇走之前来过我这里。
我一愣，什么时候？
她说，您送她走那天早上，她先来了银行，把卡里的一些钱转到了另一个账户。
我问，转到哪里了？
她说，一个叫阮氏明芳的账户。
我心里没数，这也看不出什么。那这个阮氏明芳是谁？
小姑娘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我心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心想干脆销户算了。我说那你帮我销了吧。
她点了点头，接过卡，正准备操作，突然停了一下。
肖先生。
嗯？
她迟疑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着的字条，递给我。她说，您媳妇走之前跟我说，如果哪天您来销卡，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我愣住了，看着那张字条。
纸很皱，上面有一块水渍，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湿过。我慢慢打开，上面是阿兰的笔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
头几个字，我就不行了。
“勇哥，对不起。我骗了你。”
我的心咯噔一下，往下看。
“不是护照的事，是更早的事。十四年前，我在越南出了事，那个人是我打死的。”
我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张字条，眼睛发直。
“我不是故意的，她男人打我，我推了他一把，他后脑勺撞到石头上，没救过来。我跑了，跑到了中国。”
“这十年，我一直想跟你说，但不敢。我配不上你。”
“勇哥，你别查了，你就当我没来过吧。”
下面还有一行很小的字：“肖妈妈做的酸菜鱼，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我站在银行柜台前，腿发软，扶着柜台，半天没挪动。
小姑娘看着我，小声叫了句肖先生。
我摆了摆手。
脑子里全是乱的。阿兰杀人？那个连杀鸡都不敢的女人，杀人？
我记得有一回店里进了老鼠，我拿着老鼠夹子要下，她吓得躲在屋后面，半天不敢出来。
她对我说，别杀。
我说它是老鼠。
她说，命也是命。
后来我还是下了，她好几天都没跟我说话。
这样的女人，杀人？
可她的字我认得。那一个个歪歪扭扭的字，就是她一笔一划写的，我不会认错。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小姑娘也没催我。
我把那张字条折好，放进口袋里。转身出了银行。
04
从银行出来，我在门口蹲着，抽了三根烟。
脑子里各种想法打架。
杀了人？
那是犯法的事，十年都躲过去了，怎么现在又回去自投罗网？
不对，她回去不是去自首的，她妈病了，她回去看妈的。
可看妈就看妈，杀人这事她藏在心里十年，怎么就舍得说出来？
我又掏出那张字条看了一遍。
那个人是我打死的。她这么写的。
我心想，她要是真杀了人，那她这些年每个月往越南汇钱，是寄给谁？
她妈就算生病，也用不着那么多。
而且卡上那笔钱是在她走之前转走的，收款人是阮氏明芳。
这个人是谁？
我想来想去，又回了银行。
小姑娘还坐那儿，看我又回来，有点意外。
我说，能不能帮我再查一下，那个阮氏明芳的账户，是哪家银行的？
她犹豫了一下，说，按规定不行。
我说，是我媳妇把钱转出去的那个账户，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她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在键盘上敲了一阵。过了会，她抬起头，说，那个账户是越南一家叫“河内商业银行”的，具体是哪支行的，查不到。
我说，那能不能查到那个账户的用途？比如是个人账户还是公司账户？
她又敲了几下，说，系统上显示的，是越南河内女子监狱的账户。
我心里一沉。
监狱？
她嗯了一声，说应该是监狱内部的对公账户。
我说，那她给这个账户汇钱，是什么意思？
她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我在银行门口站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阿兰在给监狱汇钱。
她想干什么？难道是里头有熟人？
不对，字条上写的是“那个人是我打死的”，那她应该是在躲人，不是在找人。那她给监狱汇钱，就不是去看人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阿兰刚嫁过来那几年，每一两个月就会偷偷去邮局寄东西。
我有一回问她在寄什么，她吓了一跳，说是给家里寄点钱。
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心想那也正常。
可如果是寄给监狱，那就不对劲。她家什么人会在监狱里？
我越想越乱。
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派出所，把字条的事跟民警说了。
民警听完，皱了皱眉头，说你媳妇杀人了？
我说不知道，可能不是故意的。
民警说那是越南的事，不归我们管。
我说，那她现在在越南，我找不到她。
民警说，那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从派出所出来，我蹲在路边，脑子里转了好久。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十年，就算她真杀了人，我也得知道她在哪儿。她给我留那张字条，是让我别找她，可我不能不找。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越南。
我妈在电话那头愣住了，说去那儿干嘛。
我说去找阿兰。
我妈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那女人不省心，你别去。
我说我得去。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拦我。
我订了机票，去越南河内。
05
到河内的时候，天是灰的，空气湿漉漉的，跟咱们那儿的梅雨天差不多。
我在机场出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往哪走。阿兰从没跟我说过她家在哪儿，只说过她老家在一个叫太平省的小县城。
我在机场外面的小摊上买了一张本地电话卡，又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
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越南女人，说着一口夹生的中国话。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中国过来找人。她问找谁，我说找媳妇，她是越南人。
老板娘打量了我一眼，说，这儿没登记信息不好找。
我说，我知道名字，阮氏玉兰，她家在太平省。
老板娘的丈夫是个瘦瘦的中年男人，靠在柜台上抽烟。
听我说完，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
老板娘翻译过来，说太平省不小，一个村子挨一个村子，你靠名字找不到。
我说，她有个妹妹叫阮氏明芳。
男人的眼神动了一下，说，明芳？
我说是。
他弹了弹烟灰，说，明芳他男人坐牢了，她一个人在带孩子。我知道她住哪儿。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线索。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那个男人去了一趟太平省。坐了两个多小时的班车，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才到一个叫平和的村子。
村子不大，红砖房，路上都是泥。有几个小孩蹲在路边玩泥巴，看见我就躲。
男人带着我走了几步，在一间破旧的木屋前停下来，朝里面喊了一声。
一会儿，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走出来，瘦瘦的，穿着旧衣裳。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又看见那个男人，脸色就变了。
男人对她说了几句话，她听完，看向我，眼神里带着警觉。
我掏出一张阿兰的照片递过去。
她接过来一看，手就抖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嘴里蹦出几个字。我听不懂，但那个男人翻译给我听：“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说，阿兰是我媳妇，她走了，我来找她。
她听完男人的翻译，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
她抽抽噎噎地说了一通。
男人听完，脸色变了，看着我，说,阿兰，她被关起来了。
我心里一紧，被谁关起来了？
男人说，她被她哥关在家里，不让她走。
我问为什么。
女人接过话，一边哭一边说，眼眶红红的。
男人翻译着：“金玉姐……就是阿兰，十四年前出了事。不是她故意的，那时候有个男人要打她朋友，她上去推了一把，那男人后脑勺撞在石头上，死了。她跑出来，嫁到中国。这些年，她每个月都给这家寄钱，给那个死了的男人的孩子。她觉得对不起人家。”
“这次她回来，是她妈病了，她回来见最后一面。可她哥不让她走，要把她嫁给一个死了老婆的老头，换彩礼。她不肯，她哥就把她关起来了。”
我站在那儿，浑身发抖。
阿兰这十四年，每个月都往越南寄钱，给的是打死那个人的孩子。她心里一直搁着这件事。
我问那个女人，她哥家在哪儿。
女人指了个方向。
我转身就走。
到了那家门口，是一幢砖瓦房，门口晾着几件破衣裳。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出来了，瘦高个，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看着他，说，我来接我媳妇。
他听我说汉语，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恶狠狠的表情。他对着我叽叽喳喳说了一堆，虽然听不懂，但我知道他大概在说“不行”。
我不看他，转身要进屋里。
他过来拦我，力气很大。
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地上，生疼。但我不顾上，爬起来又往里冲。
这时候那个瘦男人和我住的那家旅店的老板也跟了上来，几个人拉拉扯扯闹了好一会儿。最后我终于闯进了屋里。
屋里很暗，有股臭味。墙角蹲着一个人，穿着旧棉衣，头发乱糟糟的。她抬起头，看见我，愣住了。
是阿兰。
她瘦了一圈，脸上没有血色，嘴唇干裂着。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她看着我，眼泪哗哗往下流，嘴唇抖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来接你回家。
她看着我，使劲摇头。
她说，勇哥，你走吧，我不值得。
我没说话，拉着她的手往外走。
她被我拉起来，整个人跌跌撞撞的，像是没什么力气。
她哥站在门口，脸上青一阵紫一阵。旅店老板上去跟他交涉，叽里咕噜说了好一会儿。后来递给他厚厚一沓钞票，他看了一会儿，让开了。
我拉着阿兰往外走，她低着头，什么话都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