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毛森1992年回浙江省亲，这位大特务一生罪行累累，最终在美国晚年患病去世，这背后有何故事？
1931年夏，杭州西子湖畔的警官学校操场上仍能听见号角。那一年，浙江籍青年在这里聚得最勤，其中就有用表哥名字报到的毛善森——后来改回本名毛森。戴笠把这批学生称作“江浙骨干”，他要在地方网络里挑出最能打入敌后的棋子。
课堂之外，毛森常被拉去旁听“特别训练”。讲授者用粉笔写下四个字：情报、暗杀。学员很快明白，毕业证只是通行证，真正的考核在战火中。毛森因此记住一句老话：“活着的密码最重要。”
一二八事变的硝烟刚散，福建事变又起。毛森奉命南下，任务不是上战场，而是拆台——把19路军组建的临时政权劝退、瓦解、策反。方法却不全靠枪，更多时候是送情报、散传闻、挑离心。事后福建宣告失败，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军统内部嘉奖令里。
全面抗战爆发，军统急需一支能在日军占领区活动的队伍。毛森接过指令，江郎山脚下，五百来人被分成小组，暗号、爆破、火柴盒藏图，都在三天里学完。有人担心命不久长，他挥手道：“不去就是死，去了或许还能赢。”同行者低声问他怕不怕，他笑：“怕，但更怕做俘虏。”简短对话，让新兵记住了这位大队长的干脆。
上海沦陷后，行动总队潜入租界。夜雨中，淞沪铁路的一截枕木被掀开，列车减速，后方弹药没能按时抵达虹口。日方档案写道：不明爆裂物致运输线延误十小时。与此同时，情报通过中美合作所，被送往昆明和重庆，换来空中补给的坐标调整。毛森在电台里只回一句，“任务完成”。
1941年底他被捕，关在杭州郊外一处民房。看守是伪军，邻屋还有便装日本宪兵。三天后，同志们装作收尸队，抬进两口棺材，里面却藏着炸药和两支短枪。深夜闷雷响起，墙垣塌，毛森和另外四人翻窗而出。多年后他回忆，“那次逃生，我欠了同行者一辈子命。”
抗战结束，军统把东南特别站交给他管理。在上海，情报重点已从对日转向监控左翼力量。布防、抓捕、审讯，老同行里开始有人皱眉，也有人喊停。他依旧执行命令，却明显沉默。身边人窃语：“胜利了，可仗却没完。”
1949年春夜，苏州河南岸灯火稀落，局势已定。毛森仍是上海警察局长，却清楚城市守不住。一星期后，他带家眷登上“华胜号”小艇，直奔厦门，再转台湾。有人问他打算，他摇头：“先活下去，再说前途。”
岛上政治空气紧绷，旧情报系统被拆成数股。毛森表面仍挂着少将头衔，实则闲置。一次内部碰头会上，老友低声劝他避一避。对方说：“风向变了。”他苦笑：“浪大，船小，躲不过去。”两个月后，他携妻子赴香港，再辗转琉球，最终落脚美国华盛顿，靠经营小餐馆维生。
岁月催人，1980年代末，他常托友人寄信回江山，问父辈墓地可好。1992年5月28日，海关记录显示一位八十多岁的美国侨胞回到上海。隔天，他在江郎山旧址前摸着石壁，当年手刻的“还我河山”几字已被青苔半掩。他轻声感叹：“字在，人还在，就值了。”山下老乡递茶，他连说三声谢谢。
同年10月3日，旧金山华人日报刊出讣告：前军统少将毛森病逝，终年八十五岁。讣告寥寥数行，只写其曾任职情报机关，无功过评语。对于一个一生在暗处行走的人而言，或许这短短几行，比隆重祭文更符合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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