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9年一名投诚特务拦住解放军巡逻，焦急地告知战士上海市长面临刺杀危险，真相令人深思！
1949年11月的淞沪初冬，薄雾罩着外滩，市政府通告贴在电线杆上，提醒行人：“暗探猖獗，夜间须持证出行。”解放才满月，街口的岗哨和巡逻队成了最醒目的风景，所有安全防线的核心只有一条：确保刚上任的市长陈毅绝对安全。
陈毅并非初来乍到。早在中央苏区，他就带着红4军特务连的小伙子们四处穿梭，那个总爱攀树当哨兵的孩子叫刘全德。那年他14岁，瘦得能被风吹倒，却偏要扛着步枪往山上冲。陈毅拍着他的肩膀，笑言：“想当眼睛耳朵，得先有胆量。”没人料到，这句话会在日后变成一声叹息。
顾顺章的叛变，把上海地下党打得七零八落。1933年，中央急需新人补缺，刘全德被挑去租界。他潜伏得极深，却在1935年冬天落网。监狱里，军统的劝降话反复敲击：“换套皮，命就能捡回来。”在高墙厚瓦的阴影下，他点头了，这一低头，等于把往昔的誓言丢进了井里。
戴笠随即把他送往台湾训练，爆破、潜行、日语，一样样硬塞进脑子。1937年8月，一个夜色里，他把炸药埋进中储银行营业厅，轰鸣声中玻璃似冰雹四散。毛森笑得直拍手：“江南底子就得江南人来破。”从此，刘全德在暗地里有了“活阎王”的外号。
抗战期间，上海是情报地狱。军统、汪伪“76号”、日本宪兵、英美情报机关在弄堂里贴身肉搏，彼此既合作又反目。刘全德三面周旋，白天住在法租界，夜里混迹虹口。1944年除夕，他与老乡余阶对饮，席间几句寒暄、几盏黄酒，袖中匕首闪过，电台台长倒在爆竹声里。第二天，他又换了身份，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日本投降，新一轮内战点燃。保密局火速将他收编，命其伺机北上潜伏。没多久，情报网传来指令：设法解除上海市长陈毅。对于这位年方三十六岁的杀手而言，似乎不过是再添一桩任务。
上海解放后，街巷里却多了一层无形大网。投诚的旧军统分子高香圃被编进公安队，他碰见了易容成旧书贩的刘全德。两人隔着茶摊对视。“当真又回来了？”高香圃压低嗓子。“钱没拿够，总得干完。”刘全德搪塞。话音刚落，四周岗哨已悄悄靠拢，滚烫的铁手扣上他的手腕，他只叹一句：“算我欠他吧。”
从上海到北京，卷宗层层加码。刘全德把十几年间的斑驳血迹写进供词：炸银行、刺同僚、拉线埋雷……他说得云淡风轻，像在翻旧账。审讯员却冷冰冰打断：“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有人付出生命代价。”他说不出话，只小声嘟囔“形势所迫”。
1950年12月，一个干冷的清晨，刑场外枯草带霜。行刑号角响过，他的故事戛然而止。不远处，上海的早市已开锣，卖报的小贩用力吆喝最新的治安简报——那上面列出的潜伏名单，比他长得多，却也短得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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