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根据撒拉族民间传说，14世纪时，中亚撒马尔罕地方的尕勒莽、阿哈莽兄弟，因不堪当地国王的迫害，率领170户族人踏上了东迁之路。他们途经新疆、张掖、武威、宁夏、天水、洮州，最终从拉卜楞进入循化地区。
结合中亚历史、撒拉族的语言与外貌特征，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撒拉族先民出自中亚乌古斯突厥人。他们在迁徙途中吸收了藏族、蒙古族、汉族等民族的成分，大约在元末明初，逐渐形成了撒拉族。
明初，循化地区正式纳入王朝的羁縻体系，撒拉族首领被封为世袭达鲁花赤，后又改为世袭百户，土司制度在此落地生根。明朝通过茶马互市、驿站设置和土司治理，对循化地区实施间接管控，撒拉人在行政和法律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只需定期向朝廷进贡马匹，无需接受内地的编户齐民管理。
入清之后，循化的治理方式开始发生缓慢变化。清初，循化仍被视为“河州边外地”，未设直接管理机构，仅由河州官员遥制。雍正七年，陕甘总督岳钟琪奏请在撒拉族中设立韩炳、韩大用两个土千户，意图通过分设土司削弱地方势力；雍正八年，清廷正式在循化修筑营城、设置循化营，派驻游击、千总、把总和八百名士兵，军事管控的触手第一次直接伸入循化。
民事方面，循化地区的案件仍由河州同知管理，直到乾隆二十六年，河州同知才移驻循化城；乾隆二十七年，循化抚番厅正式设立，设同知一员，正五品，专门管理撒拉族及附近藏族部落。至此，清廷完成了对循化地区从土司到流官的行政改制，原本的“羁縻之地”被纳入了王朝的直接管辖体系。
撒拉人信奉伊斯兰教，与周边的藏族、汉族在信仰、服饰、语言上截然不同；他们以经商和畜牧为重要生计，流动性远高于定居农耕的内地百姓，在内地官民眼中，这种流动性与“不安分”画上了等号。
18世纪，伊斯兰教在循化地区的传播出现了新老教派的分歧。新教哲赫忍耶与老教花寺门宦为争夺宗教资源，冲突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暴力械斗。起初，清廷并未意识到这场教争的严重性，只是将其视为地方族群的内部冲突。
直到勒尔谨的奏折送到御前，称“兰州撒拉尔番回因争立新教抗官拒捕，杀害知府杨士玑、副将新柱，嗣又占据河州城”，乾隆才勃然大怒，开始追问撒拉人的身份：“河州循化厅等处番回究竟是番是回，其衣冠形状、言语与四川番子、内地汉回如何区别？”
乾隆的困惑，并非一时兴起。长期以来，循化的撒拉人既被纳入“番人”的管理体系，又信奉伊斯兰教，与内地回民有着相似的宗教习俗，身份界定十分模糊。
勒尔谨后来的奏折中描述撒拉人：“狗西番又名黑帐房，与西地回人带白帽者本另一种类。惟勒尔谨奏，乃以其不食猪肉，遂沿俗称番回。”但随着起义的发展，乾隆又发现起义首领苏四十三、新教教主马明心的名字，带有明显的回民特征，这让他更加疑惑：“马明心既据王廷赞奏折内称为新教之主，何以勒尔谨又奏苏四十三为首犯？若系同教，不应有两教主；若分新旧教，则素有间隙，马明心羁禁在省，苏四十三等自当悦服，何复藉称索取，直犯兰州？”
直到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提督仁和、西安提督马彪等人查明原委，奏报“致逆回起衅根由，缘撒拉尔俗习回教，新教欲另立一门，令旧教顺从，旧教不服，以致互相争杀”，乾隆才终于理清了头绪：循化的撒拉人，本质上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只是长期被纳入“番人”的管理体系。
这场调查，也让清廷彻底放弃了“以番治番”的旧例，转而将撒拉人纳入回民的管控体系，适用更严苛的法律。乾隆四十六年，乾隆下谕：“嗣后各省督抚遇有此等邪教争控、聚众忿争之案，即应亲提案犯严审，从重究拟，据实具奏，以净根株，不得颟顸了事，率行咨部完结，致复蔓延滋事。”
同年十二月，乾隆再次明确：“嗣后番回人等除有纠众杀伤汉民之事即照此次番匪之例办理外，即其种类中自相残杀或聚众数十人以上大案，地方官亦应为之审断曲直，按律定拟，不得以有土司管辖，率照番回向例从轻议罚，置之不办也。”
清廷对撒拉人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法律政策的收紧，本质上是“改土归流”的延伸。自雍正年间开始的行政改制，到乾隆年间终于完成了对循化地区政治与法律的统一，撒拉人不再是享有自治权的“番人”，而是必须接受内地法律约束的“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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