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83年那场大水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从齐腰深的浊流里拽出一对母女，她们被救灾的队伍接走，连个名字都没来得及留。
十五年后，我活成了村里人嘴里的笑话，四十出头的人连口饱饭都混不上。
硬着头皮去城里一家大公司应聘司机，面试官突然接了个电话，搁下笔说："你等等，董事长要亲自见你。"
我被带到顶楼，推开那扇门的瞬间，我整个人钉在了原地。
我叫程远山，1958年生人，老家在皖南一个叫石桥湾的村子。
村子名字里带个"湾"字，是因为背后靠着条弯弯绕绕的河，叫乌溪河。
平日里这河温顺得跟条老狗似的，水浅得能看见河底的鹅卵石。
可老辈人都说，乌溪河三十年一发脾气，发起脾气来能吞掉半个村子。
我小时候不信，觉得那是老人吓唬小孩的话。
直到1983年的夏天。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刚从部队退伍回来两年。
家里就剩我和我爹两个人，我娘走得早，是我十二岁那年得病没了的。
我爹叫程福来，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腿脚还不好，是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的，落了个跛脚的毛病。
七月份的时候雨就没停过。
一开始大伙儿没当回事，庄稼人嘛，靠天吃饭，下雨是老天爷赏脸。
可这雨从初三下到初九，整整七天，越下越大，跟老天爷拿盆往下倒似的。
地里的水排不出去，庄稼泡在里头，眼看着稻穗一天天烂下去。
我爹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初九那天早上，雨稍微小了点，我爹拄着拐棍站在门口望天，说了句："远山，趁现在雨小，赶紧去地里看看能不能抢收一些回来。"
我说："爹你在家待着，地里路滑，你腿不方便。"
他瞪我一眼："你一个人能收多少？我又不是废人。"
我拗不过他，爷俩一人扛了把镰刀就往地里去了。
泥路又湿又滑，我爹那条坏腿踩一步滑半步，走得龇牙咧嘴的。
我想背他，他不让，说"你背着我谁割稻子"。
到了地里一看，我心凉了半截。
稻田里的水已经齐膝深了，稻穗东倒西歪地泡在浑水里，有些已经发黑了。
我爹蹲下去摸了一把稻根，半天没说话。
他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眶红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二次看见我爹红眼眶——第一次是我娘下葬那天。
"能收多少收多少吧。"他声音闷闷的。
我们爷俩弯着腰在水里割了大半个上午。
割下来的稻子湿漉漉的，捆好了扛在肩上，沉得压弯人。
大概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天突然暗了下来。
不是那种慢慢阴下来的暗，是一下子，像有人把灯关了一样。
紧接着我听到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从上游方向传来的，闷雷一样的轰隆声，一声接一声，越来越响。
我爹脸色刷地白了。
他扔了手里的镰刀，扯着嗓子冲我喊："水来了！快跑！"
我扭头往上游方向看去，只见远处天和地连成一片灰蒙蒙的颜色，然后在那灰色里，有一条黄褐色的线正朝着我们滚过来。
那条线越来越粗，越来越近。
是水墙。
后来我才知道，上游的三合坝水库撑不住了，泄洪了。
加上连日暴雨河水暴涨，乌溪河的堤坝在上午十一点多被冲开了一个口子。
但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得带我爹跑。
"爹！上我背上！"我吼了一声，也不管他愿不愿意了，直接蹲下去把他往背上架。
我爹骂了一句："你先跑！别管我！"
我哪能不管他？
我背着他拼了命往村里跑，往高处跑。
石桥湾地势最高的地方是村小学，两层的砖楼，建在一个小土坡上面。
我背着我爹跑到村小学的时候，腿肚子已经在打颤了。
身后的水声越来越响，我回头看了一眼——
浑黄的洪水已经漫过了田埂，正朝着村子灌进来。
我把我爹背上了二楼，放在走廊的长凳上。
他喘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发青。
"爹，你在这别动，我再去喊人！"
我爹一把抓住我胳膊，力气大得吓人："你疯了？水已经来了你还下去？"
我掰开他的手："村东头刘婶家还有俩孩子在家呢，刘婶去镇上赶集了还没回来！"
我爹嘴唇哆嗦着，最后松了手。
他说了句："你……你小心。"
我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水已经没过脚脖子了。
我蹚着水跑到村东头，刘婶家的两个孩子已经被邻居老周头带走了。
我松了口气，正准备往回撤。
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是喊声——女人的喊声，从村口的方向传过来。
那声音断断续续的，被水声和风声切得七零八落。
但我听得出来，是在喊"救命"。
我往村口方向跑过去。
水涨得太快了，已经到膝盖了，而且还在往上涨。
跑到村口那棵大柳树底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她们。
一个女人，抱着一棵歪脖子柳树，浑身湿透了，水已经淹到她胸口。
她一只手死死箍着树干，另一只手把一个孩子举过头顶。
那孩子看上去也就七八岁，哭得声音都哑了，小脸煞白。
女人的力气明显快撑不住了，手臂在发抖，每一次水浪打过来她整个人都晃一下。
"撑住！别松手！"我冲她喊。
我下了水。
第一次没成功。
水流太急了，我刚往前游了两步就被冲偏了，脚底下全是被水泡软的泥，根本踩不住。
我被冲出去好几米远，好不容易抓住一根倒了的电线杆才稳住身子。
喘了几口气，我第二次下水。
这次我学聪明了，抱着那根电线杆慢慢往前挪，想靠近她们。
可是电线杆和柳树之间还有两三米的距离，中间什么都没有，全是翻滚的浊流。
我咬了咬牙，松开电线杆往柳树方向扑过去。
又被冲走了。
这次我呛了好几口水，黄泥汤子灌进嗓子眼里，辣得我直咳嗽。
我又被冲出去十几米远，拼了命才抓住了一棵不知道什么树的树杈。
那个女人在那边喊："别管我们了！你快走！水太大了！"
我趴在树杈上喘气，抬头看着她。
她的嘴唇已经紫了，举着孩子的那只手在不停地打颤。
我知道她撑不了多久了。
再不过去，她们就完了。
第三次，我从上游绕了一圈。
我想了个笨办法——解开裤腰带，把自己绑在一截冲过来的木门板上，顺着水流往柳树方向漂。
那截木板救了我的命。
我被水推着撞向了柳树，撞得胸口一阵剧痛——后来才知道是一根断裂的木桩刺进了皮肉，划了一道半尺长的口子。
但我顾不上疼了。
我一把抓住了柳树的枝条。
"把孩子给我！"我冲那女人喊。
她愣了一下，然后把孩子递给了我。
那小女孩搂住我脖子的时候，两只小手冰得像刚从冰窖里拿出来的一样。
我把孩子夹在左臂下面，右手去拽那个女人。
"抓住我的手！"
她伸出手来，那只手滑得根本抓不住。
我够了两次没够着，第三次我把整个上半身探过去，终于抓住了她的手腕。
我使了这辈子最大的力气，把她从柳树上拽了过来。
我们三个人趴在那块木门板上，顺着水流往下漂。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浊水一直在翻涌，我死死抱着那一大一小两个人，不敢松手。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人在村小学二楼的教室里。
地上铺满了草席和被褥，到处是人——村里的人，都挤在这栋小楼里避难。
我胸口火烧火燎地疼，低头一看，用破布条缠了好几圈，血渗透了布条，干了之后硬邦邦的。
"远山醒了！远山醒了！"旁边有人喊。
我爹拄着拐棍从走廊那头过来，眼眶子红得跟兔子似的。
他一巴掌拍在我脑门上："你这个不要命的东西！"
那一巴掌打完，他背过身去擦了把脸。
我知道他怕了。
"爹，我没事。"我声音哑得跟破风箱似的。
"没事？你胸口那口子差点见着骨头了！老周头帮你压了半天血才止住的！"
我没吭声，忍着疼坐起来，往四周看。
"那个……那个女的和孩子呢？"
我爹白了我一眼："在隔壁教室呢，人没事。你昏过去之后是她扯着你游到高处的，你还有脸问人家。"
我愣了一下——我一直以为是我救了她们，结果到最后，还是人家把我拖上来的。
我想过去看看，被我爹按住了："你现在这副鬼样子能动吗？躺着！"
我只好躺回去。
第二天我烧起来了。
伤口感染了，发炎发得厉害，人烧得迷迷糊糊的。
那时候村里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更别说消毒的药了。
我迷迷糊糊地躺了一天一夜，中间醒了几次，每次醒来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在我旁边忙活着。
等我彻底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
发烧退了，浑身酸软得跟被抽了筋一样。
我偏过头，看见旁边坐着一个女人。
她三十出头的样子，瘦，颧骨有点高，但眼睛很大，很亮。
穿着一件不知从谁那里借来的旧褂子，头发潮乎乎地贴在脑侧。
她手里端着个搪瓷碗，看到我睁眼，轻声说了句："醒了？"
我认出她来了——就是那天在水里的女人。
"你们……没事吧？"我嗓子还是哑的。
"我们没事。倒是你，吓死人了。"她把碗递过来，"喝点水，能喝吗？"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是温水，里头有股淡淡的咸味。
"盐水，消炎的。"她说，"你那伤口昨天我用白酒给你擦了，村里也没别的药。"
我低头看胸口，布条换了新的，绑得整整齐齐的。
"谢谢你。"我说。
她摇了摇头："该说谢谢的是我。"
这时候我听到教室门口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小声音。
"妈妈，那个叔叔醒了吗？"
我歪头看过去，一个小女孩扒着门框探出半个脑袋，眼睛圆溜溜的，辫子散了一半。
就是那天被她妈举过头顶的那个孩子。
"醒了，你进来吧。"女人招了招手。
小女孩挪着小碎步走过来，躲在她妈妈背后偷偷看我。
我冲她笑了笑："小丫头，不怕了吧？"
她没说话，把脸埋在她妈妈后背。
女人拍了拍她的头："叫叔叔。"
小女孩从她妈妈背后探出脑袋，嘴唇动了动，蚊子一样的声音："叔叔。"
我说："乖。"
然后女人就要帮我换伤口上的布条了。
她把旧布条解开的时候，我才看见那道口子有多吓人——从左胸一直到腰侧，又长又深，边上的肉翻出来发白了。
她倒了一点白酒在干净布上，抬眼看我："忍着点。"
我点了点头。
布一碰到伤口上——我操，那疼劲儿就跟被人拿烧红的铁条戳一样。
我疼得浑身一绷，牙关咬得咯咯响，硬是没叫出声来。
旁边的小女孩吓得捂住了眼睛。
我喘着粗气，偏头看她——那丫头两只手捂着脸，手指头却分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正从缝里偷偷瞄我。
我被逗得一下子笑了出来，笑完牵动了伤口，又疼得直咧嘴。
"你这小丫头片子，胆子不大好奇心不小。"我说。
她赶紧把手指缝合上了，嘴里嘟囔着："我没看我没看……"
她妈妈也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
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女人挺好看的，不是那种漂亮，是一种说不上来的让人踏实的感觉。
后来的两天，都是这个女人在照顾我。
我爹腿脚不便，加上避难点里老人孩子多，他每天忙着帮其他人的事。
这个女人就端水、换药、喂饭，细细致致的。
我几次想问她姓什么、从哪里来，她都岔开了话题。
只说了一句"路过你们这的，没想到赶上发大水"。
我看得出来，她不想多说。
她的穿着和口音确实不像本地人。
我们皖南人说话带个尾巴音，她没有，说话利落干脆，像北方人。
而且她虽然穿着借来的破褂子，但手上的皮肤很白很细，不像干过粗活的人。
但人家不愿意说，我也不好追问。
那个年代嘛，各人有各人的难处，都能理解。
到了第四天，外面的水退了一些，镇上派了救灾队伍来。
来了两辆解放牌大卡车，拉人去镇上的临时安置点。
女人听到消息后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她身上除了她女儿什么都没有。
临走之前，她牵着孩子来找我。
我那时候已经能坐起来了，靠在墙上晒太阳。
她在我面前站定，拉着孩子冲我深深鞠了一个躬。
那一躬弯得很低，起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这条命是你给的。"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重，"我记着。"
我赶紧摆手："嫂子别这样，谁碰上都会拉一把。再说后来还是你把我拖上来的，咱们扯平了。"
她摇了摇头，没接话。
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块手帕。
白色的手帕，叠得方方正正的，一角上绣着几个字——深蓝色的线，绣得工整。
"留着。"她说，"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就按上面的来找我。"
我接过来看了看上面的字，没看明白。
那些字弯弯绕绕的，有的我认得有的不认得，好像还有个地名。
我想问问这是什么意思，她已经转身要走了。
小女孩也冲我挥了挥手，怯怯地叫了声"叔叔再见"。
我说"再见啊"。
她们走到门口的时候，女人又回了一次头，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们上了卡车，卡车突突突地发动了。
小女孩从车斗后面探出个脑袋，冲我挥手，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看不清的点。
我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块手帕，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那天阳光很好，洪水退后的空气里全是泥腥味，混着一股子腐烂庄稼的酸臭。
我把手帕摊开来又看了看上面的字，还是看不懂。
后来我拿去问过村里念过高中的李会计，他看了半天说那好像是繁体字，还有个什么地名他也没听过。
我就没再问了。
把手帕叠好了，揣在贴身的衣兜里。
人家给我的东西，丢了不好。
那场洪水过后，石桥湾的日子比之前更难了。
我家那三间土坯房塌了两间，剩下一间也裂了缝，住着提心吊胆的。
那年冬天我跟人借了钱，买了砖和瓦，想重新把房子盖起来。
我爹帮不上忙，就在旁边看着我和帮工的人一砖一瓦地垒。
盖完房子，我欠了村里五家人的钱，加起来有三百多块。
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在地里刨一年也就挣个四五百块，三百多块对我来说是一笔大数目。
日子紧巴巴地过了两年，1985年我把债还清了。
同年秋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赵秋兰。
秋兰是隔壁赵家村的姑娘，爹妈都是老实人，家里穷但干净。
姑娘人长得周正，两条大辫子，说话爽利，笑起来一口白牙。
第一次见面她倒了杯水给我，我接过来手抖了一下差点洒了。
她看着我笑："你这么大个子，手还抖。"
我脸通红，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又说："听说你从洪水里救过人？"
"嗯。"
"那你还行。"
就这一句"你还行"，我心里就踏实了。
年底我们就结了婚。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富裕，但踏实。
秋兰能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我在地里使力气她在家操持家务，两个人配合得好。
1986年秋兰怀了孩子，第二年开春生了个儿子，我取名叫程小路——随便取的，生他那天正好走在路上。
我爹抱着孙子的时候，笑得嘴都合不拢，连腿疼都忘了。
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舒坦的一段日子了。
可惜好日子没过几年，一个人出现了。
刘满仓。
说起刘满仓这个人，石桥湾没有不恨他的，但也没有不怕他的。
他姐姐嫁给了当时的村支书周德贵，这就让他有了仗势欺人的底气。
这人好吃懒做，一天到晚在村里晃悠，东家蹭顿饭西家借点钱，有借无还。
他长得五大三粗的，一张横肉脸，说话阴阳怪气的，看谁不顺眼就找茬。
以前他跟我没什么交集，我不招他他也不惹我。
但1990年的事，彻底把我和他的梁子结下了。
那一年村里分鱼塘承包权，有一口五亩大的鱼塘空出来了。
我跟秋兰合计了好久，觉得种地挣不了几个钱，要是能承包鱼塘养鱼，一年怎么也能多挣个千把块。
我去村委会交了申请，手续都办好了，签了三年的合同。
头一年我起早贪黑地喂鱼、清塘、看水，秋兰帮我记账。
年底一算账，扣掉成本净赚了将近两千块。
我高兴得晚上多喝了二两酒，跟秋兰说"再干两年咱给小路攒学费"。
第二年开春，事情来了。
有天我正在鱼塘边喂鱼，刘满仓叼着烟晃悠过来了。
他往塘埂上一蹲，翘着二郎腿看我撒饲料。
"远山啊，你这鱼塘收成不错嘛。"他吐了口烟圈。
我没理他。
"我听说你去年挣了不少？"
我还是没理他，手里的饲料一把一把地往水面撒。
他也不生气，嘿嘿笑了两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这鱼塘你一个人忙也忙不过来，不如算我一份，挣的钱咱俩分。"
我停下手里的活，看了他一眼："刘满仓，这塘是我承包的，我有合同。"
"合同？"他挑了挑眉毛，"合同那玩意儿有啥用？我姐夫一句话的事。"
我把剩下的饲料倒进桶里，硬邦邦地说了句："没门。"
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结果一个月后，村委会来人通知我，说鱼塘的承包要"重新评估"，理由是我"经营不善，影响村集体利益"。
我拿着合同去找村委会理论，去了三趟，每次都被糊弄过去。
第四次去的时候，刘满仓正好在村委会门口，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嗑瓜子。
看到我来了，他连腿都没放下来，斜着眼看我。
"程远山，你还来呢？"他嗑了个瓜子，壳吐在地上，"我劝你啊，别不识好歹。"
我把合同摊在他面前："白纸黑字写着的，承包三年，现在才第二年，你凭什么收？"
他冷笑了一声，那笑容让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
"凭什么？"他慢悠悠地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瓜子壳，凑近我脸前低声说，"凭我姐夫是村支书。程远山你算哪根葱？你跟我斗？"
我浑身的血往头顶涌，拳头攥得手背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
我想打他。
我真的想一拳打在他那张横肉脸上。
但是我不敢。
打了他就是打村支书的亲戚，到时候报警说我故意伤人，我有嘴说不清。
我有老婆有孩子有老爹在家，我不能因为一口气把全家搭进去。
我转身走了。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抽了一整包烟，走走停停地走了一个多小时。
到家的时候秋兰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没说话。
后来鱼塘还是被收走了。
说是"村里统一安排"，实际上就是给了刘满仓。
他找了个亲戚来管鱼塘，自己什么都不干，年底分一半的钱。
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养大的鱼，投进去的本钱，全打了水漂。
这事是第一桩。
第二桩更缺德。
1993年冬天，我跟村里几个人一起去邻县的砖窑厂打零工，想赶在过年前多挣点钱。
去了将近两个月，中间只回来过一次。
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不对。
走在路上有人交头接耳地看我，笑得意味深长的。
我心里犯嘀咕但没多想，直到有一天我去小卖部打酱油，听到里面几个女人在嚼舌根。
"程远山也是个没用的男人，两个月不回来，家里那个也不安分……"
"是啊是啊，我听人说有天晚上看到……"
她们一看到我进来，声音戛然而止，一个个低着头不看我。
我脸上火辣辣的，酱油也不打了，转身就往家走。
回到家一进门，秋兰正在洗衣服，看我脸色不对放下了盆。
"怎么了？"
"外头都在说你什么你不知道？"我嗓门一下子就大了。
秋兰脸刷地白了："说我什么？"
"说你在家不安分！说你跟人不清不楚！"
秋兰愣了几秒钟，然后她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愤怒。
她站起来，声音发抖："程远山你说什么呢？！谁跟谁不清不楚？你给我说清楚！"
"我问你呢！是谁先问你呢？"
"你信？你听那些嚼舌根的话？"她一把抓起旁边的搪瓷碗摔在地上，碗碎成了三瓣。
"我赵秋兰嫁到你们程家五六年了，我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你信外面那些嚼烂舌头的？！"
她哭了。
不是那种委屈的哭，是气极了的那种哭，一边哭一边骂，一边砸东西。
"我嫁给你受了多少罪你心里没数吗？我跟着你住了三年漏雨的房子！我生小路的时候接生婆都请不起！现在你他妈的跟我说这种话？！"
小路被吵声吓醒了，在里屋哇哇大哭。
我蹲在院子里，点了根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其实我心里是信秋兰的。
她是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但是那些话传进耳朵里，像刺一样扎着，让人不舒服。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话是刘满仓传出去的。
他在村里逢人就说，说有天傍晚看到一个男人从我家后门出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看上秋兰了。
村里有人后来偷偷告诉我，刘满仓不止一次在喝酒的时候说过"程远山那媳妇真水灵，便宜他了"之类的话。
他传那些闲话，不是为了毁秋兰名声那么简单——他是想让我和秋兰闹翻，最好离了婚，他好趁虚而入。
这种畜生，我恨不得剥了他的皮。
但我能怎么办？
我没有证据证明是他造的谣，人家反咬一口说"我亲眼看到的"，我连嘴都没法堵。
这件事的后果是——秋兰带着小路回了娘家。
走之前她说了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程远山，你要是信我，就来接我。你要是不信，咱们就过到头了。"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家里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赵家村。
我站在秋兰娘家院子门口，她爹出来了。
老丈人脸色很难看，看着我说："远山，秋兰跟了你吃了多少苦我不说了，你要是连这点信任都给不了她，你就不配。"
我低着头说："爹，是我不对。我来接她回去。"
"她现在不想见你。"
"那我等。"
我在她娘家门口站了一天。
中间下了一场雨，我没有伞，浑身淋透了也没走。
到了傍晚，秋兰开了门出来。
她看着浑身湿透站在门口的我，眼眶红了，但没哭。
"进来吧。"她说。
那天晚上我跟她说了一整晚的话，跟她道了歉，跟她保证我信她。
她没马上跟我回去，在娘家又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
回来之后我们没再提这事，但两个人之间有了一层隔膜，说不清道不明的。
这些年下来，我越来越沉默了，秋兰也不像从前那样爱说爱笑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了。
种地越来越不赚钱，化肥涨价，粮食却卖不上价。
1995年开春，我也出去了。
把秋兰和小路留在家里，我一个人坐了十七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了省城。
城里遍地是工地，到处在盖房子。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活儿，搬砖、扛水泥、支模板，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一天十五块钱，管一顿中饭。
住在工地旁边的工棚里，十几个人挤一间房，夏天热得睡不着觉，冬天冷得缩成一团。
但我不怕吃苦，我从小就不怕吃苦。
让我受不了的是——挣的钱太少了，寄回家去只够秋兰和孩子糊口，根本存不下来。
干了半年工地我就不干了，改去蹬三轮车。
那时候城里三轮车拉客挺挣钱的，一天好的时候能挣三四十。
我蹬了一年多，腿脚利索了不少，路也认熟了，还攒了点钱。
但好景不长，1996年城里整顿三轮车，不让蹬了，说是影响市容。
我又回了工地。
这次换了个大工地，说是盖什么商业大楼的，活儿多人也多。
我因为之前干过一年工地有经验，工头让我带一组人干外墙的活。
1997年十一月，出了事。
那天在五楼外墙贴瓷砖，脚手架的扣件松了，我踩空了一脚。
从五楼摔下来——不是直接掉到地上，中间被二楼的防护网接住了，但腰狠狠撞在了钢管上。
当时就动不了了，痛得我眼前一黑。
送到医院一查，腰椎骨裂了一条缝。
医生说幸亏有防护网兜了一下，不然这条命都难保。
躺了两个月院，花了三千多块。
工地老板呢？
开始还来看了两次，说治疗费他包了。
结果我还没出院，人跑了。
工地停工了，老板卷着钱跑了。
不光治疗费没给，我之前三个月的工资也没拿到。
我出院那天，兜里就剩一百二十块钱。
大冬天的，我裹着一件破棉袄站在医院门口，腰上打着夹板，连站直都费劲。
那是我这辈子最落魄的时候。
我蹲在路边，手伸进贴身衣兜里摸了摸。
那块手帕还在。
十四年了，洗过很多次，白布已经泛黄了，边角磨出了毛边，上面绣的字颜色也淡了不少。
但还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会去摸它，可能是人在最难的时候，总想抓住点什么。
我想过照着上面的地名去找那个女人，可我连那些字到底写的什么都弄不清楚，怎么找？
再说了，都十几年了，人家早不知道搬到哪去了。
就算找到了，又怎样？
我堂堂一个大男人，找人家女人要帮忙？我拉不下那个脸。
我把手帕重新塞回去，咬着牙站起来，一步一步往租住的那个地下室挪去。
那年冬天我哪也没去，在地下室里躺了三个月养伤。
秋兰从老家寄了两次钱来，加起来五百块，够我吃饭和买药的。
她在信里没说什么多余的话，就一句"你把伤养好了再说"。
我知道她在家也不容易，地里的活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小路上学的钱也是她到处借的。
我觉得对不起她。
这辈子亏欠最多的就是她。
1998年开春，我腰好了个七八成，能直起来了，但不能干重活，稍微使大力气就疼得直冒汗。
重回工地是不可能了。
蹬三轮车也蹬不动了，腰撑不住。
我在城里晃荡了半个月，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后来是孙大胜帮了我。
孙大胜是我在工地上认识的，河南人，大我三岁，是个粗嗓门的汉子。
我们在一个工棚住了一年多，处得跟亲兄弟似的。
他后来也离开了工地，找了个物流公司给人开货车。
那天他来看我，提了两斤猪头肉一瓶白酒，坐在我那个潮乎乎的地下室里跟我喝。
喝了几杯他问我："你以后打算咋整？"
我苦笑："能咋整，走一步看一步呗。"
"你以前开过车没有？"
"开过。在村里开了十来年手扶拖拉机，后来在工地上还帮人家开过大货车，有驾照。"
孙大胜一拍大腿："那你咋不早说！我跟你说个事，市里有家大公司在招司机，叫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华盛达实业公司，招专职司机两名，月薪一千五，包吃包住。"
一千五。
那时候工地上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七八百块。
我心动了，但又犹豫。
"人家大公司能要我？"我指了指自己，"你看看我这副样，一个乡下泥腿子，进那种写字楼门都不一定让进。"
孙大胜一巴掌拍在我后背上，差点把我拍趴下："你他妈别看不起自己！你开了十几年拖拉机，又开了三年货车，技术谁比得了？大公司要的是会开车的人，又不是选美。"
我没吭声。
"这么着。"他从床底下翻出一件衬衫扔给我，"这是我唯一一件像样的衬衫，明天你穿上去面试。你要是不去，从今往后你就别叫我大胜哥。"
我看着那件衬衫，是白色的，领口有点泛黄，但总比我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强。
"行。"我说，"我去。"
第二天一早，孙大胜帮我刮了胡子，还用他那把断了两根齿的梳子帮我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他歪着头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嗯，还行，像个人样了。"
我骂了他一句，两个人都笑了。
到了那公司楼下的时候，我差点打了退堂鼓。
那栋楼气派得很，玻璃幕墙明晃晃的，门口还有穿西装的保安。
来来往往进出的人都穿得体体面面的，皮鞋擦得锃亮。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借来的衬衫领子上压出的褶子怎么都抚不平，裤子是工地上穿的那条洗了很多遍的灰色裤子，鞋是孙大胜的，大了一号。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最后是想到了秋兰和小路，我才迈了进去。
不能总让她们娘俩跟着我受穷。
不管成不成，试一把。
进了楼坐电梯到了三楼，会议室门口已经坐了好几个等面试的人。
我一看——全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个个西装革履，头发打了摩丝油光水亮的。
有的拿着简历，有的在低声对话，说的什么"城市道路认知""安全驾驶理念"之类的我听不太懂的词。
我坐在最角落的位子上，尽量把自己缩小。
觉得这地方真不属于我。
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
我进了面试的办公室。
里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三十来岁的样子，面前摊着一叠简历。
"程远山？"他翻了翻我的资料。
"是我。"
"驾龄多少年？"
"满打满算十八年。手扶拖拉机开了十来年，大货车开了三年多，小车也开过。"
他点了点头在纸上记了什么，又问了几个问题——有没有出过事故、对路况熟不熟、能不能加班之类的。
我一一回答了，他脸上看不出满不满意。
正说着呢，他桌上的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表情变了一下。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他挂了电话。
然后他抬头看我，目光里多出了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打量，又像是好奇。
"程师傅，您稍坐。"
他语气比刚才客气了不止一倍。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我们董事长说，要亲自面试您。"
我脑子没转过弯来："我就是应聘开车的，用不着董事长吧？"
面试官笑了笑，没接话，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引我往外面走。
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出了办公室，走进了电梯。
他按了顶楼的按钮。
电梯往上走的时候，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应聘司机的人要被董事长亲自面试。
是不是我的资料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他们查出我在工地摔过腰，觉得我不合格，要当面拒绝？
越想越紧张，手心全是汗。
电梯到了顶楼。
走廊很安静，地上铺着深色的地毯，墙上挂着画，空调出风口吹出来的风凉丝丝的。
我脚上穿着大一号的皮鞋，踩在地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面试官在一扇深色的木门前站定了。
他抬手敲了三下。
咚，咚，咚。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是女人的声音，清晰而平稳："进来。"
我说不清为什么，那个声音让我后脖颈一阵发麻。
像是在哪里听过，又想不起来在哪。
面试官推开了门，侧身让我先进去。
我迈进去一步，抬起头。
宽敞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天际线。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深灰色的西装外套，头发拢在脑后，坐得笔直。
她看见我的一瞬间——
嘴唇抖了一下。
眼眶，一圈一圈地红了。
她从椅子后面慢慢站起来，两只手撑在桌面上，像是腿在发软。
她开口了，声音在发颤：
"是你……我找了你十五年。"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像被人抡了一闷棍。
我盯着那张脸，盯了足足有十秒钟。
瘦，颧骨有点高，但眼睛很大，很亮。
那双眼睛——
我认得。
我的腿开始发软，手不受控制地抖起来。
嘴唇动了动，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到：
"是……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