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隐身，母亲扛责：反激进政策为何只向穆斯林母亲要答案？

据《对话新闻网》6月11日报道，这些年来，年轻人激进化问题频频登上新闻头条。这一现象既可能与右翼激进运动有关，例如5月30日加拿大肖维尼根一场呼吁“白人魁北克”的示威，也可能涉及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包括伊斯兰主义运动。

每当有年轻人卷入激进化行为，尤其是极端行为时，社会总会追问：家庭在哪里？他们看到了什么，或者拒绝看见什么？但现实中，真正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与其说是“家庭”，不如说是母亲。

早在2024年，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研究人员法蒂玛·阿赫达什就批评了她所称的激进化和恐怖主义“家庭化”现象。她指的是，在预防政策中，穆斯林家庭被赋予越来越多关注，但她们的实际经验在研究中却大多缺席。

在我近期的研究中，另一个现象也愈发明显。制度性话语不断提到“家庭”，但与预防相关的责任，主要落在穆斯林母亲身上。她们被系统性地描绘为最适合发现激进化早期信号的人，最能够识别孩子行为变化、在恰当时机介入，甚至在必要时向当局报警的人。因此，在诉诸“家庭”这一表述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母亲角色的定向动员。这种动员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母亲天然与孩子更亲近，更细心，也更有能力保护他们。

我的研究表明，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预防工作的“家庭化”。更具体的过程正在出现：社会、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责任，正逐步转移到母亲身上。我将这一过程称为“政治的母职化”。

社会科学和女性主义研究早已指出，母职并不仅仅是一种私密或生物学经验。它本身就高度政治化，受到规范、期待和权力关系的塑造，这些因素共同界定了母亲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感受什么、体现什么。历史上建构出来的“好母亲”形象，会随着时代、社会环境、社会阶层、种族、宗教，甚至移民身份而变化。

数十年来，女性主义研究一直表明，有些母职形式比另一些更容易受到严密审视。社会学家科琳·卡尔迪、黑人女性主义法学家、社会学家和理论家多萝西·罗伯茨，以及其他女性主义研究者都指出，在西方社会，工人阶级母亲、有色人种母亲、移民母亲和穆斯林母亲，更频繁地受到制度性审查，也更常被要求证明自己是“好母亲”。

穆斯林母亲在这一结构中处于特殊位置。正如研究母职与女性主义的学者索菲娅·艾哈迈德所指出的，她们常常被夹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一方面，她们被视为需要保护或“解放”的女性；另一方面，她们又被视作与潜在安全风险相关的角色。

2020年10月，尼斯袭击案实施者易卜拉欣·伊萨维的母亲加姆拉在突尼斯斯法克斯接受记者采访。伊萨维的家人当时表示，在他袭击尼斯一座教堂并造成3人死亡后，全家都处于震惊之中。防范激进化的政策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责任，它们只是建立在一种早已存在的母职观念之上：默认母亲天然最适合理解、保护并引导自己的孩子。

当人们说“家庭”时，他们指的其实是母亲。正因为如此，母亲在预防机制中占据核心位置。虽然这些政策在官方表述上面向“家庭”，但最先被接触的往往是母亲。人们要求她们发现行为变化，解读那些被视为令人担忧的信号，并在局势被认定为出现问题之前介入。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承认她们在教育中的作用；但实际上，这成了一种格外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们被置于家庭、社会、宗教和安全期待的交汇点上。在我的研究中，无论访谈对象是谁，母亲这一形象始终处于中心位置。

面向家庭的参与项目，虽然名义上针对全家，但活动和对话往往是围绕母亲设计的。机构会提到更广泛的支持网络，但真正承载期待的，仍然是母亲。这种特殊角色建立在一种广泛存在的信念之上：母亲是“最清楚情况的人”。她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最能察觉最细微的变化，最能理解别人忽略的东西，也最有能力在为时已晚之前介入。

在访谈中，这种形象无处不在。专业人士借助它来展开工作。家庭成员重复这一说法。孩子们自己也常常把母亲描述为那个承担一切的人：忧虑、责任、冲突，以及维系家庭和谐所需付出的努力。但这种理想化是有代价的。如果母亲被描绘成那个看见一切的人，她也就成了那个“本该看见”的人；如果她被视为保护者，她也就成了那个“保护得还不够”的人。期待越高，责任就越重。

一种被理想化的母职形象，逐渐转化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母亲必须能够预判、理解并阻止那些早已超出家庭范围的社会、政治和安全问题。

这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只关乎激进化。它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们究竟在要求母亲承担什么？为什么我们仍然期待她们几乎独自扛起那些本应由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