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985年腊月，哈尔滨开往石家庄的绿皮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我好不容易挤到座位，对面坐着一个戴手铐的女人。
她瘦得皮包骨，嘴唇干裂得全是血口子，盯着我手里馒头的样子，像饿了三天的野猫。
乘警坐在旁边，板着脸不吭声。
我看她实在可怜，趁人不注意，掰了一半馒头递过去。她接过去就啃，两口吃完了，又把我手里剩下那半也拿走了。我以为她全吃了，没多想。
火车到站，我拎起行李袋准备下车。她突然一脚踹在我胸口，把我踹回座位，压低声音说：“你不能下车，坐好别动。”
话音刚落，站台上“砰”的一声枪响。
我趴在车窗上往外看，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倒在血泊里。回头，戴手铐的女人已经不见了。空荡荡的手铐搁在座椅上，旁边躺着半个馒头。
01
那年冬天冷得邪乎。
哈尔滨站前广场上的雪被踩得稀烂，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我背着行李袋，拎着两个馒头，挤在候车室里等车。
口袋里是爹妈凑的两百块钱，还有一张皱巴巴的车票——哈尔滨到石家庄，硬座，二十七个小时。
表叔在石家庄那边的建筑工地干工头，说是能给我找个活。
我那时候二十三岁，在厂里干了四年，厂子效益不好，快发不出工资了。
爹说趁年轻出去闯闯，别窝在家里等死。
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才进站。
车门一开，人跟潮水似的往里头涌。
我被人群推着挤上车，连脚都踩不着地。
车厢里全是人，座位上坐满了，过道上也站满了，连行李架上都有小孩爬上去躺着。
空气里混着汗味、烟味、还有别人带的咸菜味儿，熏得人想吐。
我从车头走到车尾，才在最后一节车厢找到一个角落里的座位。
靠窗的位子空着，但对面坐着个戴手铐的女人，旁边站着个穿制服的人，看臂章是乘警。
我犹豫了一下。
那一排座位就他们两个人，其他人宁愿站着也不坐过去。
我那时候年轻，脑子简单，觉得好不容易有个座，管他呢。
把行李袋往行李架上一扔，一屁股坐了下来。
乘警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女人低着头，头发乱糟糟的，遮住大半张脸。她穿一件灰扑扑的棉袄，上面还有几块补丁。手铐被棉袄袖子半遮着，但一动就露出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女人犯了什么事？
火车开了。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哈尔滨的灯光一点点往后退。
车厢里闹哄哄的，有打牌的，有嗑瓜子的，有扯着嗓子聊天的。
我啃着馒头，眼睛忍不住往对面瞟。
女人一直低着头，一动不动。
乘警坐在她旁边，闭着眼打盹，但腰挺得笔直。看那架式，是在装睡。
馒头啃了一半，我看见她的手动了动，像是想抬起来，又缩回去了。
然后又动了一下，再缩回去。
反复了好几次，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她盯着我手里的馒头，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是馋，是饿，饿到骨头里的那种。嘴唇干裂的口子还在往外渗血，咽口水的动作看着都费劲。
我把馒头掰了一半，递过去：“大姐，吃点吧。”
她抬起头。
那是一张瘦得脱相的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进去。
但她那双眼睛特别亮，亮得不像一个快要饿死的人。
她看着我手里的馒头，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乘警睁开眼，瞪了我一眼：“别多事。”
“就一个馒头，”我说，“人都饿成这样了。”
乘警还想说什么，女人已经伸手接过了馒头。她接过去就往嘴里塞，三两口就吃完了。吃完又看着我手里那半个。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又把剩下的半个递了过去。
她掰开馒头，咬了两口，然后把另一半又塞回我手里。
“大姐，你吃你的。”
她摇摇头，把馒头塞进我行李袋的侧兜里，然后低下头，继续一动不动。
我把那半个馒头又放回去，心想这女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吃不下了？不可能。刚才那眼神分明是饿疯了。
乘警又闭上眼，但我感觉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不是。
02
火车晃晃悠悠开了一夜。
我靠着窗户打盹，但睡不踏实。车厢里太吵了，小孩哭，大人骂，嗑瓜子的声音啪嗒啪嗒响个不停。我迷迷糊糊睡着又醒，醒了再睡。
天快亮的时候，我被什么东西硌醒了。
睁开眼一看，是对面那个女人。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馒头塞回我手里了，那个馒头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
我以为是自己刚才没放好，又给她塞了回去。
她没接。
手缩在棉袄袖子里，捏得紧紧的。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手铐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一只手能伸出来。
但她没把手铐拿下来，只是让自己舒服了一点。
“大姐，你吃一点吧，还要坐一天一夜呢。”
她摇摇头，眼睛往旁边瞟了一下。
我顺着看过去，那个乘警靠在座位上，呼吸均匀，应该是真睡着了。
再看她旁边不远处的座位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个穿中山装的男人。
那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但眼神老往这边瞟。
我心里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饿是小事，”女人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很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饿不死人。”
“那馒头你不要吗？”
“你留着，路上用得着。”
她说完这句话，又低下头，不再看我。那半个馒头就搁在我们中间的桌板上，像个没人要的东西。
中午的时候，车到了一个大站，下去了不少人，又上来不少人。
车厢里松动了一些，但还是很挤。
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没下车，还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
我饿了，但又不好意思当着女人的面吃馒头。最后实在扛不住，偷偷从行李袋里摸出一个烧饼，啃了两口。
抬头的时候，看见女人又在看我。
但那眼神跟昨天不一样了，不是饿，是打量，像是在琢磨什么事。她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目光移到我手上的烧饼上，轻轻摇了摇头。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你到哪儿下？”她问。
“石家庄。”
“去干什么？”
“投奔亲戚，找个活干。”
“找啥活？”
“建筑工地，我表叔在那儿干工头。”
她听了，又摇摇头，没说话。那意思像是觉得我找的活不行，但又不想说。
我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这女人怪怪的。明明自己戴着手铐，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
03
那趟车坐得我屁股都快麻了。
下午的时候，我去上厕所。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站在那儿抽烟。他看见我，笑了笑，递给我一根烟。
“小伙子，到哪儿下？”
“石家庄。”我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
“我跟你差不多，到保定。”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还在往座位上瞟，“你对面那个女人，认识？”
“不认识，刚上车见到的。”
“哦，”他弹了弹烟灰，“那女人戴手铐，犯事的，你少搭理她。”
“我没搭理她。”
“那就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这个人就是热心，怕你吃亏。”
我点点头，抽完烟就回去了。回到座位的时候，女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又没说。
我心里更奇怪了。这两人怎么都神神叨叨的？
晚上十点多，车厢熄了灯。我靠在座位上，想睡着又睡不着。迷迷糊糊的时候，感觉有人在拽我的衣角。
睁开眼，是那个女人。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开了手铐，一只手伸到我面前，掌心摊开，里面是一张纸条。
“收好了。”她压低声音说，“别让任何人看见。”
我接过纸条，手一抖。纸条很小，叠得整整齐齐，像一张小方片。
“这是什么？”
“地址。到了石家庄，去这个地方。”
“去那干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贴着我耳朵说的，“有人会在那儿等你。”
“谁？”
“你去了就知道。”
她说完，从我行李袋侧兜里掏出那半个馒头，掰开，把纸条塞进去，又放了回去。
“记住，别在路上翻，到了再拿出来。”
我心跳得厉害，手心都是汗。对面那个乘警还在睡，但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坐在座位上，眼睛没睁，但我感觉他在听。
我赶紧闭上眼睛装睡，脑子里乱成一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
但心里又隐隐觉得，这女人不是坏人。她要真是坏人，不会饿得那么惨却还把馒头留给我。她要真想害我，也不会偷偷摸摸给我塞纸条。
我翻了个身，把脸对着窗户。玻璃上映着车厢里的灯光，影影绰绰的，什么都看不清。
那半个馒头还在行李袋里。
纸条也在里面。
我越想越怕，又越想越好奇。
04
第二天上午，火车快到石家庄了。
我坐立不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那纸条的事。要不要去？不去吧，又觉得对不起那个女人。去吧，万一是个陷阱怎么办？
对面的女人还是老样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乘警醒了，脸上多了几分紧张，时不时往窗外看。
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也不翻报纸了，眼睛一直在我们这一排人身上打转。
我心里发毛，干脆不去想纸条的事，专心等车到站。
快到站的时候，广播响了：“旅客同志请注意，石家庄站就要到了，请到站的旅客准备好行李……”
我拎起行李袋，准备下车。
女人突然抬起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那种眼神让人心里发慌。
“你等一下，”她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等我说走你再走。”
“怎么了？”
“别问，听我的。”
我把行李袋放回去，坐了下来。旁边的乘客都站起来往下挤，车厢里乱成一片。乘警也站起来，挡在女人前面，手按在腰间的枪上。
我的心脏跳得像擂鼓一样。
“现在能走吗？”我问。
“再等等。”
站台上的人渐渐散去，车厢里的人也下得差不多了。乘警回头看了一眼，对女人点了点头。
女人深吸一口气，突然一脚踹在我胸口。
那一脚力气不大，但我没站稳，直接倒在座位上。
“你不能下车！”她的声音很大，整个车厢都能听见，“坐好别动！”
我愣住了，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站台上就传来一声枪响。
“砰！”
那声音闷闷的，像是放了一个大炮仗。紧接着又是一声，然后是第三声。
我趴到车窗上一看，站台上的人都四散奔逃，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倒在血泊里。
就是那个坐我们旁边的男人，他要下车的站点明明是保定，怎么也在这站下来了？
我回头再看，女人已经不见了。乘警也不见了。
空荡荡的座位上，只留下一个打开的手铐。
还有那半个馒头。
我把馒头从行李袋里掏出来，掰开。纸条还在，被揉成一小团，外面包了一层油纸，写着几个字：中山路老茶馆，找孙秀梅。
我手抖得厉害，把纸条塞进口袋，又把馒头塞回去。
站台上已经乱成一锅粥，警察来了，拉起了警戒线。我坐在座位上，后背全是冷汗。如果不是她那一脚，现在躺在血泊里的就是我。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要帮我？
我下了车，站在站台上，腿还是软的。
05
从石家庄站出来，冷风刮得我直哆嗦。
这地方比哈尔滨暖和不了多少，风倒是小点。车站外头乱哄哄的，有人喊出租车，有人喊住宿。我站在路边，手里攥着那张纸条，心里七上八下。
去不去？
不去，回哈尔滨？工作都黄了，回去也没出路。去，万一是个坑，我这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我想了半天，最后一咬牙一跺脚，上了去中山路的公交车。
公交车晃晃悠悠开了四十分钟，把我扔在中山路口。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过去，老茶馆在一条窄巷子里，门脸儿不大，招牌都掉色了。
门口摆着两张八仙桌，几个老头儿在下象棋。
我推门进去，一股茶叶味儿扑面而来。
里面光线暗，就几盏昏黄的灯泡亮着。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大概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灰棉袄。
“孙姨？”我试探着问。
老太太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你是谁？”
“我叫魏峻豪，从哈尔滨来的。有个人让我来找你。”
“什么人？”
“一个女人，火车上戴手铐的。”
老太太的脸色变了，招了招手：“进来坐。”
我跟着她走进后屋。后屋更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点光进来。老太太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
“她给你的纸条？”
“嗯。”
“她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火车到站的时候，有人开枪。她踹了我一脚，让我别下车，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不见了。”
老太太听了，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注意到她攥着杯子的手指节发白了。
“出事了，”她说，“出大事了。”
“孙姨，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女人是谁？为什么有人要杀她？”
老太太看了我好一会儿，像是在判断我值不值得信任。最后她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她是蔡雅文，手里有东西。”
“什么东西？”
“能要人命的东西。”
我心里一沉：“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老太太摇摇头，“但我知道一件事——他们都以为她把东西给你了。”
“想要她命的人。”
我后背一下子凉了半截。什么叫“他们都以为”？我什么都没拿啊！我就是接了个纸条，给了个馒头！
“孙姨，我什么都没拿，我就是……”我话没说完，老太太挥手打断我。
“我知道你没拿。但他们不知道。”老太太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面看了一眼，“蔡雅文之前说过，要是她出了意外，会让人来找我。现在她出事了，你也得小心。”
“那我怎么办？”
“你先住下来，别去你表叔那儿了。那些人能查到。”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次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