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女模神秘失踪，闺蜜竟是犯罪嫌疑人，DNA 让案情出现重大反转

2017年3月1日上午，台湾新北市。
一个年轻女孩精心打扮后出了门。
姐姐陈可颉跟她打了声招呼，没多想。
妹妹叫陈可缃，是一名网红模特。
她和双胞胎姐姐从宜兰来到台北打拼，接平面拍摄、游戏代言，日子忙碌但充满希望。
这种外拍工作，出门是常事。
但这一次，妹妹没再回来。

陈可颉从当天晚上开始打电话，打了几十通。
一直没人接。
直到第二天凌晨，手机终于回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窝一切都好。”
看到这句话，陈可颉心里咯噔一下。
她太了解妹妹了。
妹妹打字，从来不用注音文。
“我”就是“我”，不会打成“窝”。
这种用注音符号替代汉字的习惯，在妹妹看来有些做作，她一直不喜欢。
陈可颉立刻追问：你在哪里？
对方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
她马上赶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警方定位陈可缃的手机，发现信号不在台北，也不在新北。
而是在往南一百多公里外的台中市。
陈可颉和男友连夜开车南下。
一边赶路，一边四处打听妹妹的下落。
终于从一个朋友那里问到线索：
妹妹是经好友梁思惠介绍，跟摄影师出去外拍了。
摄影师，是梁思惠的男朋友，叫程宇。
警方找梁思惠询问。
她一开始说没见过陈可缃，后来又改口说，陈可缃可能跟服装厂商在一起。
再问她厂商是谁，她说不出来。
她给了几个电话号码让陈可颉联系，一个都打不通。
到了早上八点多，梁思惠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动态：
“这辈子遇到最瞎的事情就是说我绑架了陈可湘。”
注意她打的字。
陈可“湘”，不是陈可“缃”。
缃是绞丝旁的缃，不是三点水的湘。
一个自称是好闺蜜的人，连名字都打不对。
而陈可颉翻看之前的聊天记录发现，妹妹在工作群里一直用正常汉字。
偏偏失踪后发出的信息，出现了注音文。
这个习惯，恰好是梁思惠常用的。

3月2日早上8点10分，陈可缃的电话突然接通了。
但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他说自己是台中长荣桂冠酒店的员工，在储藏间发现了这部手机。
陈可颉赶到台中，向当地警方求助。
警方调取酒店入住记录后，发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名字——
梁思惠和程宇，就住在这家酒店。
这个口口声声说不知道陈可缃下落的人，
事发后和男友住进了台中五星级酒店。
警方进入两人住过的1122号房间搜查。
在浴室垃圾桶里，找到了陈可缃的交通卡、信用卡、身份证和钥匙。
酒店监控还拍到，3月2日凌晨，程宇一个人离开过房间，进入同楼层的储藏间。
那部手机，就是他藏进去的。
两个人被带到警局。
程宇的说法，变了好几次。
第一次，他说陈可缃跟男友吵架心情不好，自己散心去了。
但陈可缃的男友说，两人感情和睦，没有争执。
第二次，他说陈可缃被一个姓张的摄影师带走了，自己只是顺手拿了她落下的包。
警方跨市追查，发现这个“张姓摄影师”叫张龙雨，是程宇的朋友，两个多月前就去了杭州，根本没在台湾。
两次说法都不成立。
警方开始调整审讯策略。
到了快凌晨的时候，程宇终于松了口。
他指认了抛尸地点——台北南港万象大楼的地下废弃商场。
一块大木板后面，警方找到了陈可缃。
她已经没了呼吸，颈部被皮带勒住，脚上没有鞋子。
现场有明显拖行痕迹。
程宇接下来说的话，让整个案件出现重大转折。
他承认自己动了手，但他说：
一切都是梁思惠指使的。
他供称，梁思惠说自己曾被陈可缃网络霸凌，让他帮忙报复。
当天，是梁思惠约陈可缃出来的。
过程中，梁思惠还用手电筒敲击陈可缃的头部。
最后让他拿皮包背带勒住对方脖子，结果失手致人死亡。
他还说，梁思惠全程在场，包括弃尸。
这个供述，指向了一个结论：
这是一起两人共同作案的案件，而且梁思惠是主谋。
梁思惠听到陈可缃遇害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惊叫：
“事情怎么会这样！”
但当警方告诉她，程宇指控她是幕后主使时，她反而变得异常冷静。
“我不知道，你们不会自己查吗？”
一时间，舆论认定这就是一对“夺命鸳鸯”。
梁思惠被收押在看守所，遭到铺天盖地的谴责。
她的父亲是退休警员，不久前刚过世。
邻居们议论纷纷，想不通一个漂亮女孩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心。
但你注意，现在所有指向梁思惠的证据，都是程宇的口供。
没有物证。
没有独立的人证。
只有程宇一个人在说。

对办案人员来说，口供从来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
尤其是在同案嫌疑人互相推诿的情况下，口供的可信度需要其他证据来支撑。
警方开始从三个方面核查程宇的说法。
第一个方向：监控画面。
之前程宇指认，便利店的监控里，和他一起进入万象大楼的黑衣女子是梁思惠。
但警方把监控画面和陈可缃出门时的衣着做了细致比对。
又调取了大楼侧门另一处监控。
发现程宇指认为梁思惠的那个身影，衣服、身形、步态，全部与陈可缃一致。
而且警方后来查明，大楼侧门监控里另一个被误认为是陈可缃的女性，其实是住在同一栋楼的女艺人黄甄妮。
台湾冬天，大家都裹得严实，戴口罩戴帽子，警方一开始确实辨认错了。
第二个方向：手机定位。
梁思惠的手机定位，确实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但她的母亲找到了一个关键证据——
住所附近的监控显示，梁思惠当天一直在家，直到晚上六点二十分才离开。
那为什么她的手机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梁思惠的手机早在父亲葬礼那天就丢失了。
实际上是被程宇偷走了。
他带着两部手机，制造了梁思惠在场的假象。
第三个方向，也是最关键的方向：DNA。
鉴证人员对案发现场做了全面采样。
楼梯间里，有两副口罩和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程宇说，口罩是他和梁思惠戴的，矿泉水是梁思惠买的。
如果是这样，上面应该有梁思惠的DNA。
此外，陈可缃的指甲缝隙中，也可能残留行凶者的DNA。
所有样本送往实验室比对。
三天后，结果出来了。
口罩上，只有程宇的DNA。
矿泉水瓶上，只有程宇的DNA。
陈可缃指甲内提取的DNA，只比对到程宇。
案发现场周边的鞋印，也只吻合程宇一个人的步幅特征。
全案所有物证，没有一项指向梁思惠。
所有物证，只指向一个人——程宇。

这个结果，彻底颠覆了程宇的口供。
为什么他要栽赃给女友？
答案藏在台湾刑法里。
如果程宇是单独作案，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范围包括无期徒刑和死刑。
但如果他能证明自己是“被教唆”的从犯，刑期就会大幅下降。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在布局。
偷走梁思惠的手机，用她的语气回复信息，制造她参与其中的假象。
甚至在抛尸时反复确认有没有留下自己的痕迹，却故意留了一些看似指向“两个人”的模糊证据。
2017年6月，士林地检署做出决定。
程宇以故意杀人等罪被起诉，检方建议判处死刑。
梁思惠犯罪嫌疑不足，不予起诉。
2018年7月，士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程宇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判决出来后，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不是死刑？
法官在判决书中说明了两个理由：
第一，程宇最初的主观意图是性侵，被害人中途醒来呼喊后，他才临时起意灭口。
第二，其作案手段尚未达到“特别残暴”的认定标准。
这两个判断，在社会上引发了持续争议。
被害人家属无法接受，多次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死刑。
但二审、三审均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原判。

这个案子在法律层面还有一个重要影响。
案发之后，台湾法务部对刑法中性侵害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提升了量刑力度。
一个案子推动了修法，这说明其中暴露出的量刑失衡问题，不是个别人的感受。
另外，程宇此前的犯罪轨迹，也让人反思。
他有多次诈骗、性侵前科，曾被列为通缉犯。
可是在他再次作案之前，这些记录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
一个屡次侵害他人、四处行骗的人，能够轻易接触到下一个目标。
这不仅是执法的问题，也是社会防范机制的问题。
最后，说回陈可缃。
她和姐姐从宜兰到台北打拼，才几个月。
父亲接受采访时说，女儿太容易相信别人。
妈妈说，女儿托梦给她，说自己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要家人早点带她回家。
一个想靠自己的努力站稳脚跟的年轻女孩。
一次外拍邀约，成了永别。
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法庭上，口供不是铁证。
程宇的谎话一度让一个无辜的人背上嫌疑，承受铺天盖地的网暴。
是DNA鉴定，是监控的逐帧比对，是物证的一一核验，最终推翻了谎言。
司法正义依赖的不是故事，是证据。
第二，网络约拍的陌生人风险，到今天依然存在。
不是每一个发出邀约的人都真的想拍照。
有的邀约，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陷阱。
跟刚认识的人见面，公共场所是第一原则。
对方要求去偏僻、封闭的地方，要找理由拒绝。
提前把见面对象的信息、地点发给家人或朋友。
这些动作，可能决定你能不能安全回家。
案子判了，人回不来了。
但每一个类似案件留下的教训，都有可能保护下一个走向陌生人的女孩。
那我也想问问你：
如果证据不足但舆论先判了某人有罪，你觉得怎样才能既保护无辜者，又不放过真凶？
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
把这篇文章转给身边经常接外拍、私影工作的朋友，
多一个人知道怎么核实对方身份、怎么设防，就少一份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