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赵朴初写了首诗被人送到毛主席手里，主席看后拍手叫好

1907年，赵朴初出生于太湖之滨的安庆。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曾奉命出使琉球，父亲师从严复，诗书画皆通。少年赵朴初背诵《易》与《大藏经》，钢笔字与毛笔字皆入法度，文弱书生的外表下，却燃着一颗救国济世的烈心。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冲在游行队伍前，“要让世界听见中国人的怒吼”，因此遭到通缉，被迫辍学返乡。

休养期间，他结识净业社法师，受其影响终身吃素，慈悲情怀从此扎根。1937年淞沪烽火骤起，赵朴初把经卷合上，带领数百名僧侣组织救护队，在冒火纷飞的桥头抬起第一批伤兵。有人劝他躲一躲，他只回一句：“救命事大，佛门弟子岂能袖手？”短短数年，他与同伴在上海先后设下五十余处难民所，安置五十万人次。粮食、被褥、药品四处搜罗而来，账目却分毫不乱，这份严谨后来在“三反”运动中受到上海市专案组的反复核查，也未找出一笔糊涂账。

1938年春，新四军在江南集结。赵朴初动员收容所的百余青年报名北上，“前线缺人，你们肯去吗？”青年们应声而起。第一批人到了皖南前线后，专程写信报喜：“赵先生，请放心，我们都上了火线！”这封信如今仍存于档案馆，字迹被岁月熏黄，却见证了他暗渡陈仓的胆识。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他与挚友马叙伦、楚图南等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以文化救国为旗号，呼吁停止内战。上海解放后，他兼管生产救灾，短短数月安顿六十万流民，搭棚、发粥、办夜校，一桩桩一件件，解决了城市最棘手的隐患。周恩来在内阁会议上拍案称赞：“此人不可多得。”并嘱咐秘书，“务必让他加入作协，他的笔比许多老作家都要犀利。”

进入50年代，赵朴初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有人担心宗教界人士难与新政权相容，结果恰恰相反，他成了外交舞台上的活招牌。1952年，他捧着一尊汉白玉药师佛像远赴东京，打开了战后中日佛教交流的大门。同年，中方向日本迎回一批被迫在矿山劳作殉难同胞的骨灰，这背后少不了赵朴初的奔走。

真正让全国百姓记住他的，还是1963年的那首《尼哭尼》。肯尼迪在达拉斯中枪的电讯传到北京，世界舆论哗然。美国、苏联、印度对华种种不友好姿态，也在北京的报纸上铺开。赵朴初伏案而坐，借唐诗体写下长篇讽谶，借“尼”字群嘲赫鲁晓夫对美悲悼的“同病相怜”。诗成不久，他的老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手稿送进了中南海，于是有了那声清脆的拍掌。

“好！讽刺得透，字还这么雅。”毛主席的评价迅速传开，诗人在坊间声名鹊起。几个月后，尼赫鲁逝世，赵朴初再写《尼又哭尼》，将印度领袖与赫鲁晓夫并置，一语中的：“兔死狐悲，焉知祸不及己？”1964年10月，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赫鲁晓夫灰心下台，赵朴初索性自拟《尼自哭》，讽刺“指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196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华，《人民日报》头版刊出这三首诗，并附毛主席手书“某公自哭”四字，算是最别致的国礼。播音员赵忠祥连播三日，茶馆酒肆里皆能听见老百姓拍桌叫绝。

热闹背后，赵朴初依旧过着俭朴到近乎清苦的日子。北京东四那处小四合院，胡同狭窄，雨天一地泥泞，他却把修缮经费让给邻居的危房。秘书劝他调个宽敞住所，他摆手：“住惯了，省心。”晚年每逢整理稿费，常常一摞信封分给各地慈善机构、寺院孤儿院。1990年代，他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却仍穿那双补了三次底的黑布鞋。日本友人送来定制皮鞋，他只在外事活动时才舍得换上，说得也直：“走惯了旧鞋，新鞋磨脚。”

有人疑惑：“先生，您一生行善，拿点津贴给自己改善生活也无可厚非。”他笑答：“取民脂者当以民为念，我若多花一分，就少救一个孩子。”这样的执拗，让周围人既心疼又敬佩。

2000年5月，赵朴初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他的存折余额寥寥，却有厚厚一摞捐赠收据。有人感叹：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辈子善事，还能用诗点醒时人，这样的人，难怪被周总理誉为“国宝”。主席当年的一声掌声，不仅为几首妙诗，更像是在向一种纯粹的家国情怀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