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传记文学》2011年第4期（徐忠友）；人民网2013年孙中山与张静江专题报道；中新网"辛亥革命的革命圣人"系列文章；南浔区博物馆张氏家族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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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一个秋日午后，一艘从越南西贡出发、向法国马赛驶去的远洋邮轮，正在印度洋上缓缓前行。
甲板上，有个中国男人正靠着栏杆发呆。
他叫孙中山，刚在西贡把革命道理讲了一圈，口干舌燥，钱袋子依然空着，此行的目的，是去欧美继续筹款，可前景如何，他自己也说不准。
就在他对着大海出神的时候，另一个中国人走过来搭话了。
这人走路带着轻微的跛，身形高挑，气质不像普通商人，开口就直截了当：久闻孙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愿意全力相助。
孙中山这辈子，见过太多口头支持革命的人，说大话不需要任何成本。
他将信将疑，礼貌地谢过，把这人留下的地址收好，当作一个姑且一试的备选。
没想到，这一试，让孙中山多年后说出了"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这句话。
这个走路有些跛的浙江商人，叫张静江，1877年生于浙江湖州南浔，是南浔"四象"大族张颂贤的孙辈。
他这一生，把祖上积攒的家产投进了革命，把残疾的身体拖进了政坛，把暮年的岁月交给了一个小自己二十二岁的女人，把最深的一道裂缝，留在了和最疼爱的四女儿张荔英之间。
孙中山叫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叫他"导师"，可历史课本里偶尔提他一句，更多时候一笔带过。
【一】南浔四象，走出一个"奇人"
要讲清楚张静江，得先说说他从哪里来。
浙江湖州南浔，一个在地图上不算显眼的江南小镇，清末却是整个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
这里出产的"辑里湖丝"，是欧洲丝绸工业的重要原材料，靠着这一根细丝，南浔出了一批富可敌国的丝商。
当地民间有句话：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
四象是最顶级的富户，家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八牛次之，五百万以上；金狗则是百万量级的。
南浔刘、张、庞、顾四家，并称"四象"，每一家的背后，都是几代人在丝绸和盐业上积累的惊人财富。
张家就是四象之一。
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早年从一个小酱盐店的家底起步，靠着辑里丝出口发家，又涉足两浙盐务，最终积累的家财超过千万两白银，在南浔当地买地、建宅、置园，把张家经营成了江南数一数二的望族。
张颂贤去世后，他的次子张宝善接手了家业，继续扩大经营，而张宝善的儿子，就是后来那个让人出乎意料的张静江。
从外祖父那边算，情况更特别。
张静江的外祖父庞云鏳，同样是南浔四象之一，经营生丝出口之余还做军火生意，也是当地有名的收藏大家。
从小在两个"四象"家族的环境里长大，张静江从来不缺钱，但他也从来没把钱当最重要的东西。
1898年，张静江二十一岁，父亲张宝善花了十万两白银，给他捐了个二品候补道的官衔。
这在当时是正常操作，有钱人家给儿子买个出身，走仕途更顺。
可张静江对这条路兴趣不大，他更感兴趣的，是外面那个正在剧烈变动的世界。
1902年，机会来了。
驻法公使孙宝琦出访巴黎，张静江以一等参赞的身份随行，从此在法国落脚。
他在巴黎独资开办了"通运公司"，经营古玩瓷器、丝茶绸缎，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他在巴黎广泛接触到各种新思想——无政府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各路进步刊物都在传——一个在南浔从没接触过这些的富家公子，就这样被欧洲的思想环境改造了一番。
他在巴黎认识了吴稚晖、李石曾这批在法华人圈子里的进步人士，几个人一起聊革命，越聊越投机，越聊越觉得中国不能这么混下去了。
这种情绪，在1905年秋天那艘轮船上，遇到孙中山之后，找到了最直接的出口。
张静江和孙中山在那艘轮船上谈了多久，史料没有精确记录，但两人"相见恨晚"这四个字，出现在多处史料里。
轮船抵达马赛之后，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约定了那套字母暗号，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让孙中山到了美国纽约之后，去第五街566号的通运公司，凭信支取一笔钱。
孙中山到了美国，把那封信交给黄兴去办理，心里其实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结果钱一分不少，如数领取。
孙中山后来对人说，那一刻他意识到，这次真的遇到了一个"奇人"。
从那以后，每逢同盟会缺钱，孙中山就发电报给张静江，内容只有一个字母。
1907年，同盟会东京总部经费告急，孙中山发了一封电报，写的是"C"——三万法郎。
几天后，钱从巴黎如数打来。
1908年，云南、广东两地起义的经费吃紧，孙中山先后发了"A"和"E"两封电报，六万法郎，也全部按时到账。
钱不够用的时候，张静江直接变卖资产。
有一回起义经费实在周转不过来，他把巴黎通运公司名下的一家茶店卖掉，将变卖所得六七万法郎全部汇给孙中山。
这件事，孙中山后来在同盟会成员面前讲过不止一次，每次说的都是同一句话：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六七万元法郎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可以参照一个数据：1907年，同盟会东京总部陷入困窘，全部家底加在一起，都不够一次起义的开销。
张静江一个人的捐款，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财务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比例。
这还不算完。
他不只是出钱，还出力。
1906年，他在新加坡正式加入同盟会，随后开始把巴黎、伦敦各地的通运公司据点，改造成同盟会的隐蔽联络处——相当于用自己的商业网络，为革命党搭建了一套地下通信系统。
他把大哥张弁群、舅父庞青城，还有南浔镇上一批丝绸富商，逐一介绍进同盟会。
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的大多数，都是靠着他这条线拉进来的。
与此同时，他和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在巴黎一起创办了《新世纪》周刊，专门宣传革命思想，在海外华人圈子里传播影响，跟同盟会在东京办的《民报》遥相呼应。
他的妻子姚蕙，也参与其中，帮着发行革命刊物。
可以说，那几年里，张静江把自己的商业资本、人脉网络、社会关系，全部押进了这场还看不到胜算的革命。
有一件事很多人不注意：在那个年代，帮助革命党不只是捐点钱那么简单，那是会掉脑袋的事。
清廷对同盟会的缉拿从没停歇过，给革命党汇款、提供据点、发展成员，每一件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张静江做这些的时候，他在南浔的家产、他父亲的商号、他整个家族的安危，都押在上面了。
他后来还曾被北洋政府列入通缉名单，南浔住宅被查封，家族里有人联名向吴兴县政府递呈文，试图和他划清关系、把他驱逐出宗族，为的是保住自己。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些他早看清楚了。
但他没有因此后退半步。
【二】腿废了，坐着轮椅依然是党内的定海针
光看张静江捐钱的那些事，容易以为他只是个甘愿掏腰包的幕后富豪。
事实上，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分量，远不止"金主"这两个字能说清楚的。
首先得交代一件事，许多人不知道的：张静江腿有残疾。
他年幼时就患有痛风，病根早年就落在了腿上，此后腿脚越来越不好使，中年之后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出行完全靠轮椅。
这在那个年代，是极大的不便。
可翻遍和他相关的史料，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他腿废了，但在政治上从来没废过。
1923年，张静江因病情加重，回南浔老家养病。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专程写信来，措辞中说治好张静江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还特地联络留德名医李其芳，推荐他赴南浔为张静江做电疗。
孙中山还手书了一副对联，派人送到南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落款是"静江二兄雅属"——以"兄"相称，足见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过了普通政治同僚的范畴。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出任主席团成员，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重，张静江得知消息，拄着拐杖，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到北京探视。
2月2日下午，他在孙科的陪同下，吃力地走进了协和医院的病房。
孙中山看见他，忍不住落泪——两个人都明白，这次见面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
从那天起，张静江守在北京，每天记录孙中山的病情变化，四处寻访名医，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
他在这段守护岁月里的笔记，后来成了研究孙中山晚年病情的重要史料。
孙中山去世之后，党内局面急剧变化。
各路力量都在重新布局，争夺话语权。
张静江在这个关口，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
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张静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第二任正式领导人。
这个职位，他当了不到两个月。
1926年7月6日，他以足疾为由主动辞去主席之位，让蒋介石继任——但蒋介石当时要去指挥北伐，于是这个位置仍由张静江代理，同时他力荐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7月9日，北伐在广州誓师。
从这个节点往后，张静江和蒋介石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又各有打算的微妙阶段。
北伐期间，蒋介石率军在前线打仗，张静江留守后方，负责稳住广东大本营。
蒋介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张静江筹措军费，四明银行那笔一百万元的军费借款，正是1926年6月受蒋介石委托，由张静江出面打通关系借来的。
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专程把张静江请去商谈，随后张静江转赴上海，替蒋介石打通了江浙财团的关系，为蒋介石控制长江三角洲、定都南京铺平了道路。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4月12日，行动开始。
在这件事上，张静江不是局外人，他和吴敬恒、蔡元培等中央监察委员，在3月28日就提出了护党救国案，4月2日正式议决清除党内相关分子——他参与推动了这件事的议决过程。
清党之后，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负责浙江省政事务及相关工作。
这一时期，他对浙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很多精力：力推杭江铁路（从杭州西兴镇至江西玉山，全线341公里），倡导商人投资修筑公路，主导扩建南京电厂，参与淮南煤矿的开办，推进浙赣铁路的勘测规划。
1929年6月，他在杭州主持举办了西湖博览会，宗旨定为"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这是民国年间中国举办的一次规模空前的综合性博览会，对杭州的城市建设和旅游业影响深远。
1928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建设委员会，由张静江出任委员长。
他在就职时说了一句话，后来常被人引用："总理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建设委员会成立后，他把自己在南京成贤街的私宅腾出来作为办公楼，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全部压在经济建设上。
建设委员会存在的十年间，张静江主持花费公款十余万元，为国家创造的财产却达五千万余元，这个投入产出比，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老人，既要处理浙江省的政务，又要主持建设委员会的日常运转，还要在党内的各种博弈里维持自己的存在感，这种精力消耗，是难以想象的。
可张静江就是撑过来了，而且撑得有声有色。
这背后，有一个旁证可以说明他当时的影响力。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建的那段时间，为了感念张静江的多年扶持，公开场合一直执弟子礼，凡有重大决策，都会知会张静江一声。
在党内，张静江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和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并列，这个地位，在国民党那个讲究资历和山头的生态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资本。
【三】两个女人，十二个孩子
说张静江的家事，绕不开两段婚姻，和十二个孩子。
他的第一任妻子姚蕙，是苏州翰林、山东学政姚菊歧的千金，典型的书香门第大家闺秀，能诗擅文，和张静江是包办婚姻，1896年成亲。
按照那个年代的标准，这段婚姻门当户对，两个人的私下来往也算和睦。
张静江后来随父赴法，姚蕙先留在国内料理家务，后来张静江在法国落脚，她才带着孩子们辗转到了巴黎，再后来随家搬到美国纽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张静江把家搬到了纽约，原因是战时欧洲不安全。
此后他回国参与革命的时间越来越长，夫妻两人常年分居两地。
姚蕙在纽约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操持一大家子的日子。
1917年的一天，姚蕙带着孩子们在纽约某公园散步，一根从树上落下的枯枝，砸在了她的头上，引发脑溢血，当场倒地，家人赶到时她已经停止呼吸，年仅39岁。
姚蕙走的时候，为张静江留下了五个女儿：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
五姐妹都出生在法国，从小中西双轨教育，外语基础好，又受母亲姚蕙传统文化熏陶，个个都算是那个时代难得的"中西合璧"型女性。
妻子去世后，张静江在家庭事务上有一段时间处于某种真空状态。
可他并没有打算独身下去，或者说，早在姚蕙去世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另有打算了。
关于朱逸民，史料的记录存在几种说法，出入不小，但综合来看，有两点比较确定：一是她出身贫寒，家境远不及姚蕙；二是张静江和她的关系，起始于1913年前后，也就是在姚蕙还在世的时候。
一种说法是，1913年张静江去一个富商朋友家做客，遇到了正在帮佣的朱逸民，当时她才十五岁，家里父亲刚去世，随继母在别人家做工。
张静江大约是出于某种同情，也大约是出于别的什么，出钱把她收养，专门给她请了家庭教师，花了几年时间，把一个农家女培养成了能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女性。
另一种说法是，朱逸民是姚蕙身边的丫鬟，自幼被卖进张府，识字不多，为人勤快，被张静江相中。
两种说法细节上出入较大，但有一件事是共同的：1917年姚蕙去世不到一年，朱逸民就进了张家，成了张静江的第二任妻子，那一年她二十岁，和张静江的长女蕊英同龄，比张静江小二十二岁。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相当大。
五个女儿的反应，可以用"强烈"来形容。
大女儿张蕊英据说在日记里写下了"父亲疯了"四个字；姐妹几人联合抵制，结果被父亲以"避清静"为名，分别送往英国、上海郊外和香港，各自安置，从家里打发走了。
士绅阶层对这件事的反应同样不好听。
张静江一个堂堂党内元老，妻子刚去世没多久，转眼娶了一个出身低微、年龄与女儿相仿的女子为正妻，这在讲究门第的圈子里，确实颠覆了很多人的预期。
可张静江没有理会这些声音。
他历来不是那种在意外部议论的人——当年资助革命的时候，亲族里有人怕受株连想把他逐出宗族，他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次，他同样。
朱逸民进门之后，先后为张静江生了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儿子叫张乃昌和张乃荣，终于给张家添了男丁。
此后，朱逸民在张家的地位逐渐稳固，张静江在家里专门为她设了起居室，佣人对她的称呼也有所不同。
到了1930年，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当年11月，他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
往后几年，他逐渐淡出了主动的政务运转，以"养病"为由减少露面，把精力转向了建设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悄悄地在巴黎酝酿成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