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误我风月三十年》李秀云回忆录（2010年台北出版）；《军统秘史》；《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工作史料汇编》；民国档案馆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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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上海街头，烈日炙烤着每一块青石板。
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被人群层层围住，墨汁从她的发梢一路淌下来，染黑了她的领口，染黑了她的袖口，染黑了她站立的那一小块地面。
烂菜叶砸在她肩上，唾沫星子喷在她脸上，骂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汉奸婆！""日本人的相好！""卖国贼，！"
不得好死
她没有动。
没有哭，没有辩解，甚至没有抬手遮挡一下那些扑面而来的污秽，只是微微低着头，像一截插在泥地里的桩子，任凭风吹雨打，纹丝不动。
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被全上海唾骂的女人，刚刚结束了整整八年的地狱生涯。
八年。
她用一副皮囊，一张笑脸，一身舞姿，周旋在日本军官的刀光剑影之间，把无数条人命从鬼门关一条一条地拽了回来。
可没有一个人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相信...
【第1节】书香门第出来的孤女，凭什么成了大上海第一交际花？
1910年，北平城里一户书香人家，李秀云出生了。
这个名字，后来很少有人提起。
人们只记得她另一个名字——李丽。
命运给了她一副好底子，却没有给她一个好开头。
幼年父亲走了，没多久母亲也跟着去了，只剩一个乳母把她拉扯大，在那个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代，一个女孩子能活下来已经是老天开眼，更别说接受教育。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环境里，她长成了民国时代极为罕见的那种女子。
英语、法语、日语，三门外语样样流利；歌舞骑马、驾车射击，无一不精。
说她是天才，不如说是命运在剥夺了太多之后，给她留下的那一点补偿。
1920年代末，北平对她来说已经装不下了。
她只身南下，去了上海。
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霓虹灯彻夜不灭，爵士乐从每一扇窗缝里漏出来，混着黄浦江的腥气，飘散在整座城市的每一条弄堂里。
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有人在这里倾家荡产，有人在这里名动一时，也有人在这里骨肉离散，不知所终。
百乐门舞厅的灯光亮到凌晨三四点，散场的时候，衣香鬓影从旋转门里鱼贯而出，各自散入黑暗里，各自揣着各自的心事。
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把所有心怀野心或者心怀绝望的人都卷进来，旋着旋着，有人沉下去，有人浮上来。
李丽是带着一身本事，主动跳进这个漩涡的。
她有绝世的容颜，有在舞池里如鱼得水的身段，有三门外语撑起的交际资本，有那种天生能让人如沐春风的气场。
这样的女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凤毛麟角，何况是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海滩。
她很快站稳了脚跟。
百乐门、仙乐斯、大华、卡尔登——上海滩几大顶级舞厅，哪里灯最亮，哪里人最多，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日本商人围着她转，英国绅士追着她跑，洋行买办争相邀她一舞，军政要员以能与她同桌为荣。
1935年，她登顶了。
当选"上海舞后"。
这四个字，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上海滩，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不知道"李丽"两个字的。
人送外号——大上海第一交际花。
这个名号听起来不算体面，可在那个年代的上海，这四个字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能量——走遍上海所有门，没有一扇门关着她；坐遍上海所有桌，没有一桌人不欢迎她。
她在上海滩如鱼得水的那几年，是她人生里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只是她当时不知道，那种无忧无虑，离她越来越近的，是一场彻底改变她命运的巨变。
1937年，上海沦陷了。
炮声把百乐门的玻璃震得嗡嗡作响，日本兵开进了租界，开进了弄堂，开进了每一个上海人的噩梦里。
十里洋场的繁华在炮火里支离破碎，霓虹灯熄了，爵士乐停了，黄浦江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用刺刀指着这座城市，用靴子踩着这座城市，用带着血腥气的号令统治着这座城市。
李丽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街上随意打人，亲眼看见女人被拖走，亲眼看见老人跪在地上磕头，亲眼看见孩子在废墟里爬行，哭声细得像一根线，随时要断。
那一刻，她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掉了，又在某个更深的地方燃起来。
就是那一年，有人找到了她。
来人话说得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你。
来人是戴笠的人，军统。
换了别人，也许会吓得连连摆手，推说自己不过是个舞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
可李丽没有。
她就那么看着来人，平静地问了一句：怎么做。
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泪洒当场，没有任何戏剧性的表态。
就是那两个字——怎么做。
就是这两个字，让她从此踏上了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第2节】一个女人，用笑脸做刀，用身段作盾，走进了最危险的地方
军统给她安排了系统的特工训练。
如何使用密写药水，如何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传递情报，如何在酒局上让人放松警惕，如何在觥筹交错之间记住每一个关键的细节。
她学得极快，快得让教官都侧目。
也许是因为她本来就已经在交际场上打磨了十几年，那些察言观色、拿捏分寸的本领，早就刻在了骨子里，只不过现在换了一个用途。
1938年，她正式成为军统单线情报员。
"单线"两个字，在特工系统里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
意味着除了戴笠，没有任何人知道她是谁，知道她在做什么。
意味着一旦暴露，没有任何人会站出来承认她的身份，没有任何档案会替她作证。
意味着她随时都可能死，死了也不能留名，不能立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为什么而死。
她接受了。
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提任何条件。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活成了两个人。
白天的她，是日本军官眼中炙手可热的红人。
她刻意维持着"亲日交际花"的形象，把自己打扮得浓墨重彩，穿最招眼的旗袍，戴最显眼的首饰，踩着高跟鞋出入日军海军武官府、宪兵队、特务机关，出入汪伪高官府邸，在那些灯火通明的宴席上，笑得比谁都灿烂，喝得比谁都豪爽。
畑俊六、冈村宁次、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丁默邨——这些后来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名字，都曾是她宴席上的座上宾，都曾见过她举杯相邀时那个笑意盈盈的眼神。
外界看见的，是一个彻底沉沦在脂粉堆里的女人。
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汉奸婆"。
是一个用美貌换荣华、用笑脸换庇护的可耻女人。
骂声从街头一路传到舞厅门口，传到她每天出入的那些地方，传进她的耳朵里。
昔日的朋友一个个疏远，服侍她多年的老裁缝不肯再替她量体裁衣，街坊邻居见了她绕道走，连楼里的邻居关门都比以前关得更响了。
她听着，忍着，什么都没说。
一个字都没说。
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没用，是说了反而危险，是有些事情，正是因为没人相信，才能继续做下去。
她继续出现在那些宴席上，继续出现在那些舞会里，继续对着那些她心里恨之入骨的人举起酒杯，笑容不变，眼神不变，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谎言。
她的外语能力在这里发挥了超乎想象的作用。
日语流利，让她能毫无障碍地与日本军官交谈，不用通过翻译，那些翻译过滤掉的信息、翻译来不及捕捉的细节，她全都能直接听进去。
英语和法语，让她能在有外国人出席的场合里如鱼得水，在那些以为说英语或者法语就等于保密的人面前，成为一双透明的耳朵。
她的整个人，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等着那些大意的人自己走进来。
而她自己，每天都在悬崖边上行走，踩着那条最细最脆的钢丝，往前走，再往前走，不敢停，停下来就是死。
这种生活，她一过就是八年。
这八年里，她承受的不仅仅是外界的骂声，还有来自内部更深刻的孤独——她不能向任何人倾诉，不能向任何人解释，所有的委屈和重压，只能一个人咽下去，压进最深处，然后明天继续笑着出现在那些宴席上。
有人说，真正的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了还是去做。
李丽的勇气，比这还要深一层。
她不仅要去做，还要做得让所有人都相信，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那种演技，那种定力，那种在极端压力下维持多年的自我克制，放在任何一段历史里，都值得被记住。
【第3节】一个死过一次的人，此后还怕什么
可有一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提起。
1938年，就在李丽刚刚开始潜伏任务不久之后，她被人告发了。
告发她的，不是日本人。
是自己人。
军统内部，有人注意到她与日军走得太近，太像真的了，近到让人生疑，近到让某些人无法分辨那到底是掩护还是真心。
怀疑一旦生根，就会疯狂生长，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个人开口，然后所有人开始点头。
"间谍罪"三个字，被写在了逮捕令上。
她被押到了重庆。
审讯，关押，然后是判决——死刑。
没有辩护的机会，没有澄清的空间，她手里掌握的那些情报，那些只有她知道的内幕，在这一刻反而成了她不能开口的理由，因为一旦开口，潜伏计划就会暴露，那些她费尽心力保护的人就会陷入危险。
她选择了沉默。
就像在上海街头面对那些骂声时的沉默，就像在那些宴席上面对日本军官时内心翻涌却面不改色的沉默。
沉默，是她在那个时代学会的最重的一门功课。
临刑前，一个人站了出来。
美军情报官，吉米·托马斯。
他用他的名义，用他掌握的情报渠道，为她担了保，证明她的身份，证明她做的一切，都有一个外界不知道的理由。
枪没有打响。
她活下来了。
活下来，然后被送回上海，继续回到那些宴席上，继续举起酒杯，继续笑，继续跳舞，继续把自己的性命一次次地押在那张薄薄的赌局上。
一个被自己人判过死刑、又被自己人救回来的女人，她对"死"这件事，想必早就有了另一种理解。
死过一次的人，再回到危险里，那种恐惧反而会变成一种奇特的平静。
反正已经死过了，反正已经是捡回来的命，那就拿这条捡回来的命，多做几件值得做的事。
她回到上海，继续沉默，继续微笑，继续做着那件没有人知道她在做的事。
而此时此刻，上海滩上的每一个人都只知道一件事——李丽，是大上海最臭名昭著的汉奸女人，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是让人唾弃的叛国者。
可真相，从来不是这样的。
李丽刻意维持着"亲日交际花"的形象，频繁出入日军海军武官府、宪兵队、特务机关及汪伪高官府邸，与畑俊六、冈村宁次、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丁默邨等日伪核心人物过从甚密，被外界唾骂为"汉奸婆"，她始终隐忍不辩。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她一直在默默做一件事。
而正是这件事，让她在多年之后，成为了人人敬佩的抗日女英雄。
她究竟在做什么？
她又是如何在日本军官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那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她窃取的那些情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抗战的走向？
答案，藏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夜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