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伯苓"词条、维基百科"张伯苓"条目、《张伯苓传》（胡适著）、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允公允能张伯苓》、澎湃新闻《张伯苓逝世七十周年》、南开大学《百年南开"爱国三问"的传承》、人民网《张伯苓，南开的"巍巍大校长"》、《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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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台北士林官邸。
这一天，台湾全岛上下的路边开始摆出菊花和香烛，许多家庭换上了深色衣服。
原因很简单——前一天夜里，台北荣民总医院那边传出消息，说蒋介石的病情急转直下，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
天色刚亮，蒋经国就推着轮椅走进了父亲的房间，照例来请安。
让他意外的是，父亲那天的精神出奇地好。
蒋经国这天的日记里写着："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儿久未见父亲笑容矣。"
许久不见的笑容，让蒋经国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老人靠在轮椅上，目光清亮，开口说话的声音也比昨天有力气。
他问了蒋经国一件事——今天，张伯苓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茶会，是不是安排妥当了？
蒋经国回答说，妥当了，茶会在中山堂举行，旅台校友和各界人士都会来。
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
老人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不再多说什么。
当天，蒋经国出席了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张伯苓百岁冥诞纪念茶会。
时任副总统严家淦、南开旅台校友及师长等各界500余人亲自出席，蒋中正则特颁"硕学高风"匾额。
蒋经国在会中赞扬张伯苓一生为国育才，对中国教育界贡献极大，并表示张伯苓"非但是南开大学的校长，更可以说是全国学校的校长"。
下午，蒋经国从中山堂赶回士林官邸，父亲已经感到腹部不适，情绪也变得低落。
晚上八点，病情急速恶化。清晨蒋经国往卧室请安，蒋已起坐。
于午后感腹部不适，晚上8时原已就寝，不意忽发生突发性心跳停止。
当晚，父亲于四月五日十一时五十七分病逝于士林官邸。
蒋介石离世的这一天，恰好是张伯苓的百年诞辰。
两个名字，以这种方式重叠在了同一个清明节里。
生命最后一个清晨，蒋介石挂念的，是这个已经离世二十四年的教书先生。
这个叫张伯苓的人，到底是谁？
【一】1898年威海卫，两天三次旗帜换了主人
1898年7月，威海卫，22岁的张伯苓站在通济轮上，看着清朝的黄龙旗被降下，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
就在前一天，这面黄龙旗才代替日本的太阳旗被升起。
根据《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需按约撤出，威海卫由清政府接收后，再转让给英国。
那个年月，中国的沿海城市像被人拿着刀在地图上乱画，今天划给这个国家，明天租借给那个列强，大清朝廷对此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张伯苓那年22岁，刚刚从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
他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
一个念着报国之志考进海军的年轻人，亲眼看着那支费尽心力建起来的舰队在甲午年间灰飞烟灭，等到他站在通济轮甲板上的时候，面对的是第二次无力回天的羞辱。
两天之内，威海卫上空的旗帜换了三回。
日本太阳旗降下，大清黄龙旗升起，隔了一天，黄龙旗又降下，英国米字旗升上去。
张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了黄龙旗，挂起了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绝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他后来还在回忆里写到，当时站在船上，亲眼看见中国士兵和英国士兵在码头并排站着，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庄严，面上露着轻视中国人的神色；而中国兵穿着破旧，胸前绣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让他觉得羞耻和痛心。
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在甲板上站了很久，想了很多。
军舰救不了中国。枪炮救不了中国。要改变这个国家，得先改变这个国家的人。要改变人，得从教育开始。
1898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就这样，一个原本要在北洋水师里度过余生的海军学员，在那个秋天彻底转了方向。
他那年22岁。
【二】严馆到南开，白手起家建起一座学校
严修，字范孙，天津著名教育家，戊戌变法后辞官还乡，在家中开设家馆"严馆"，专门教授新式学问。
时年22岁的张伯苓，欣然应严修之聘，在严馆教授西学。
学童为严修之子等5人。张伯苓一生的教育事业肇始于此。
在严馆里，张伯苓起早贪黑，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管。
他在学生宿舍里转，教农村来的孩子刷牙、洗脸；每天清晨到操场督促体操，风雨不误。
严修看着这个年轻人的干劲，心里有了更大的想法——两个人商量着，要把这间家塾办成一所正式的中学。
1903年，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从日本回来，两人的心思更加坚定。
1904年农历九月初八，在合并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天津第一所民立中学堂成立。
第一期招收了梅贻琦等73名学生，张伯苓任监督。这便是私立南开学校历史的开端。
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学校有了名气，但钱永远是最大的问题。南开是私立学校，一分钱都要张伯苓自己去张罗。
他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化缘的老和尚"。这个绰号起得一点不夸张——他周旋于军阀、商贾、官员、绅士之间，逢人便说南开，把募集教育经费这件事变成了他后半生的另一份全职工作。
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凡是捐款全部建账登记，账目放在图书馆供人查看，完全公开。
那个时代能做到这一点的，少之又少。
南开中学越办越有名，梁启超专门写信来称赞，说："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天津的有钱人家抢着把子弟送进南开，东北乃至东南亚的华侨也慕名而来。
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胡适、叶圣陶……都把子弟送到南开。
有了中学的底子，张伯苓的目光开始望向更远处。
为创办大学，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
诞生于五四运动大潮中的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25日开学，首届招生96人。
开学当天留下了一张大合照，最后排左侧第一位，站着一个穿布衫的年轻人，学号62号，名叫周恩来。
南开大学由严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肇始于1904年，成立于1919年。
建校之初，南开大学就定下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
从家塾教五个孩子，到一所完整的大学拔地而起，张伯苓用了整整十五年。
【三】容止格言与校训，南开的气质从哪里来
走进南开的学生，进门就会遇到一面大镜子。
镜子旁边刻着四十个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就是南开著名的"容止格言"，又叫"南开镜箴"，是由张伯苓亲自订立的。
南开体系各所学校在重要通道处都设有大镜子，每逢开学时节，新生们都会被要求背诵镜箴。
表面看，这不过是仪容规范，和学问毫无关系。但张伯苓的用意远不止于此。
他认为，一个人外表的整洁和精神，折射出的是他内心的状态。
一个连自己都不愿意收拾的人，谈什么挑起家国的担子？南开培养的不只是会读书的人，而是能撑起一个国家的人。
1934年，南开30周年校庆上，张伯苓正式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校训。
"允公"是公而忘私，为国为民；"允能"是培养真正的实干能力。
他在校庆上解释，"公"字是最要紧的，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不是不聪明，而是太自私，一盘散沙，各顾各的；"能"字是第二要紧的，光有想法没有执行力，什么事也成不了。
他管教学生，用的是同一套逻辑。南开禁赌、禁烟、禁宿校外，规矩严格，但从不靠强制，靠的是以身作则。
学生曾经当场质问他，说校长你叫我们不抽烟，你自己怎么还叼着烟袋？张伯苓当时没有任何辩解，把手里的烟袋折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一生不再碰烟。
南开中学时期的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
他还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就这样一个事事亲力亲为的校长，在天津的教育界里独树一帜。
除了德育，张伯苓尤其重视体育，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校里极为罕见。
他把体育列为必修课，自己在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六十岁了还能在学生面前跑步。他的理由很简单：国家积弱，先从身体积弱，要改变中国，先从改变中国人的体魄入手。
南开篮球队当年在华北乃至全国声名赫赫，外号"五虎"，张伯苓是每场比赛必到的观众，也是最热情的啦啦队。
张伯苓用"仁侠"翻译英文Sportsmanship，指出体育的根本在于合作、公平，南开以"公能"为校训，体育以篮球"五虎"最为闻名，其竞技特点是善于团结合作，发挥各人特长，故转战南北，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还多次战胜外国球队。
一所学校，从衣服整不整齐抓起，抓到体魄，抓到德行，抓到报国之志——这便是张伯苓心里那盘更大的棋。
【四】奥运三问与爱国三问，两声振聋发聩的呐喊
1907年10月的一个傍晚，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夕阳把操场染成金黄色。
颁奖仪式结束后，张伯苓站上台，以奥林匹克运动为题，发表了一篇临时演讲。
他在台上说，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派出自己的运动员走上奥运会的赛场。
这番话，后来被凝练成三个问题，写进了历史：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1908年，张伯苓奉派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四次世界渔业大会，会后顺道考察了欧美教育，并观看了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回到中国之后，他把奥运教育写进了南开的体育课程，开创了中国学校把奥运会作为教学内容的先河。
这三个问题在当时听来有些遥不可及，但张伯苓是认真的。二十五年后，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1932年，短跑运动员刘长春拟以中国运动员身份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
张伯苓获此消息后，积极联系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报名。
在得到同意答复后，张学良捐助了8000银圆，资助刘长春前往洛杉矶，正式开启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历史。
中国奥运的大门，就这样被推开了。
三年后，又一声更加铿锵有力的呐喊从南开的课堂里传出来。
1935年7月，"何梅协定"达成，河北主权丧失，人心大乱。
在当年的南开学校始业式上，张伯苓作了题为《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
他对台下的学生提出了三个问题，这就是后来流传至今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自此，这样的开学仪式传承至今。
这六个字，在今天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依然年年重复，一届又一届新生站在台下，郑重地回答这三个问题。
"奥运三问"和"爱国三问"之间，间隔了整整二十八年。从1907年到1935年，张伯苓年轻过，也老去了，但那股劲始终没有消减。
在这两声"三问"之外，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构成了张伯苓半个世纪办学生涯里最厚重的底色。
【五】1937年七月，校园变成废墟，儿子从天上坠落
1937年，对张伯苓来说，是两道同时落下的雷。
第一道雷，是南开。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一直是抗日爱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日本人对这所学校早就恨之入骨。
1937年7月29日凌晨，日军野蛮炮轰南开学校，妄图"去其史、灭其魂"。
一时间，美丽幽静的校园变成一片废墟，南开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炸为焦土的大学。
图书馆、教学楼、宿舍、实验室，那些张伯苓一砖一瓦、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起来的校舍，在几个小时之内烧成了断壁残垣。
他在外地得到消息，对着来采访的记者说了那句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校园被炸成废墟，人还在，精神还在，书还没烧完，先生们还在。
张伯苓带着南开，和清华、北大一起，踏上了南迁的路。
学校被迫南迁，1938年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学府北辰"。
三校风云际会，刚毅坚卓、弦歌不辍，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南开大学在炮火中迁到昆明，从1938年4月2日于昆明更名西南联大，5月4日正式开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设立时间共8年整，期间毕业学生2000余人。
就在南开校园被炸的那个夏天，第二道雷也落下来了。
这一道雷，砸在了张伯苓的心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张伯苓有四个儿子。四子张锡祜，是其中他最放心不下的一个。
张锡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弃学离家，投军报国，考入中央航校第三期，毕业后任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驻防江西。
1937年1月10日，与未婚妻张乐民在南京订婚，刚刚订婚，就接到命令开赴战场。
刚刚完婚的准新郎，转头就去了战场。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日军登陆淞沪战起，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当时气象测报不良，又急于炸敌，冒险飞行，终因天气恶劣，在中途临川失事殉国，时年27岁。
儿子牺牲的消息传来，张伯苓沉默了很长时间，开口说出了一句话："死得好，死得好。"
外人听了，或许觉得这个父亲太过冷漠。但张伯苓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想起了自己在威海卫甲板上站着的那个夜晚。
他一生教导学生，国家到了这种时候，每个人都要出一份力，自己的儿子做到了，他没有理由哭。
但他却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王淑贞，此后一直到八年后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才终于将儿子的死讯告诉了妻子，而张伯苓则一直将儿子张锡祜寄来的最后的那封信放在办公室，时时拿出来看了又看，一直到1951年张伯苓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看到了那封他一直珍藏在办公桌里的儿子的遗书。
整整八年，这封信就放在那个抽屉里，每隔几天，他就拿出来看一回。
外人看到的，是一个慷慨豪迈说出"死得好"三字的父亲；抽屉里那封信，才是另一面的张伯苓——那个把眼泪咽进肚子里、把最深的痛藏在办公室抽屉里的父亲。
这一年，校园没了，儿子没了，但张伯苓没有停下来。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土坯房子里撑过了整整八年战火，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1946年，南开大学返津复校，抖落炮灰，重建于废墟之上。
七十岁的张伯苓，精神矍铄地回到天津，准备带着南开重新出发。
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更漫长的另一番考验——1948年，一个他原本不想要的职位，把他推进了他此后一生都没能走出去的困局……然而，真正让蒋介石在临终那天仍念念不忘的，正是接下来发生的那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