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2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但从今天起，我准备换种方式过了

十件事

楔子

我叫赵长河，今年六十二，上个月刚办了退休。退休那天，单位给我开了个欢送会。会议室里挂了一条红底黄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送赵长河同志光荣退休”。桌上摆着瓜子、花生、几瓶矿泉水，还有一个插着蜡烛的蛋糕。蛋糕是办公室小刘去买的，奶油裱花，上面用红色果酱写了四个字——“晚年幸福”。

工会主席老周讲了几句话，说我为单位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然后大家鼓掌，让我也讲两句。我站起来，看着下面那些熟悉的面孔——有的同事跟了我二十多年，有的刚入职时连扳手都拿不稳，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句“大家以后好好干”。

散了会，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一个纸箱里。工具箱、茶杯、一本翻烂了的《电工手册》、一盆养了好几年没开过花的君子兰。东西不多，四十年攒下来，一个纸箱就装完了。走出厂门的时候，门口的保安老李喊了一声“赵师傅，以后常来啊”。我回头朝他摆了摆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回家以后，我把纸箱放在客厅角落里，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会儿呆。老伴走得早，女儿嫁到了外地，这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里就剩我一个人。客厅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正好打在茶几上那盆君子兰上。它还是老样子，绿油油的，不开花。我看着它，忽然想起来，这盆花是我退休前几年从单位花坛里分株带回来的，养到现在，除了长叶子，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每天给它浇水，施肥，跟伺候祖宗似的。它就这么心安理得地绿着，一个花苞都不给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翻手机，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人生最后十年，你该怎么过”。我点进去看了几行就退出来了——写得太悬了，什么“去远方旅行”“拥抱每一个清晨”，一看就是年轻人写的。但这篇文章让我开始想一个问题：我还能活多久？

我爸活了七十三，我妈活了六十八。我今年六十二。按这个平均数算，我大概还有六到十年。可这种事谁说得准呢？隔壁单元的老孙头，天天早起打太极，红光满面的，去年查出来肝上有个东西，从发现到走，前后不到四个月。我们厂里的老赵——跟我同名不同姓的那个——退休第二天早上，坐在马桶上看报纸，看着看着头一歪，人就没了。

我想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我翻出一个新本子，在封面写了一行字——“从现在开始，换种活法”。然后翻开第一页，开始列清单。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了。以前总觉得“等退休以后再说”，现在退休了，没有“以后”了，只有“现在”。我写得很慢，每一件事都想了又想——不是那种“去南极看企鹅”的虚话，是我这辈子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是我欠别人还没还的东西，是我心里放不下的疙瘩。

写完以后，我数了数，正好十件。我把清单贴在床头，每天早上起来看一眼。女儿打电话来问我在干嘛，我说在忙。她问忙什么，我说忙正事。她笑了，说你都退休了还有啥正事。我没解释。她不知道，对于我这种活了六十二年才准备开始为自己活的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正事。

这十件事，我打算一件一件地做完。不管还能活多久，做完，就不亏了。至于这十件事是什么，你们往下看就知道了。

第一章 第一件事：换一身新衣服

清单上的第一件事，我写的是——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

这听起来不像什么大事。但对一个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几乎只穿工装的老头来说，换一身新衣服，不是一件小事。我的衣柜里，除了工装还是工装。冬天是厂里发的棉工装，夏天是厂里发的薄工装，春秋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旧夹克。唯一一件不沾机油的衣服，是一套藏蓝色的中山装，挂在衣柜最里面，用塑料袋套着，那是老伴在世的时候给我买的，只在她葬礼上穿过一次。

退休前，我最后一次去厂里领劳保用品。管库房的小周说赵师傅你都退休了还领啥，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领了，以后想领也领不到了。他看了看我，把一套新工装递给我，说拿去吧，留个纪念。我把那套工装拿回家，挂进衣柜里，然后对着满柜子的蓝色灰色发了好一会儿呆。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想穿点不一样的。

我去了市中心最大的百货商场。上扶梯的时候，一个穿西装的年轻小伙子站在旁边，问我需要帮忙吗。我说我想买衣服。他问买什么类型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老头有点怪。他带我从一楼的品牌区逛到四楼的中老年区，我试了不下十几件衣服，要么太花哨，要么太紧绷。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总觉得那些衣服穿在我身上怎么看怎么别扭——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这个人配不上好衣服。

后来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件米白色的亚麻衬衫，挂在不起眼的位置，皱皱巴巴的，没人试穿。我取下来摸了摸，料子很舒服。穿上以后，系好扣子，对着镜子端详了自己很久。镜子里的老头还是那个老头，头发花白，眼袋松垂，但眼神不一样了。不是那种在车间里盯着机器的锐利，是另一种光——很轻很淡，像初冬早晨河面上泛起的第一缕阳光。他看起来不像是要去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想告诉这个世界，他今天换了一件新衬衫。

我买了那件衬衫。出商场的时候，经过一个理发店，我又折回去，理了个发。理发师问我想剪什么样的，我说精神点。她给我剪了个干净利落的短发，又用推子把鬓角修得整整齐齐。弄完之后她递给我一面镜子看后脑勺，我看了半天，差点没认出自己。然后我穿着那件新衬衫，理着新发型，去了菜市场。卖菜的张婶看见我，手里的白菜差点掉地上：“老赵？你这是去相亲了？”我说没有，就是换了身衣服。她又打量了我一眼，啧啧两声，说早该这样了。

那天下午，我穿着新衬衫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脚边放着那盆君子兰。阳光照在衬衫上，亚麻的纹理看得清清楚楚。阳台上的风很轻，衬衫的衣角偶尔动一下。我端着一杯自己泡的枸杞茶，喝了一口，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不是变成了别人，是变回了很多年前那个还没被工装包裹起来的赵长河。那时候我大概也会在意自己穿得好不好看，也会在出门前对着镜子照一照。

我记得有一回，我大概是七八岁吧，过年，我妈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黑面白底，鞋头还绣了两朵小梅花。我高兴得在院子里蹦了一整天，逢人就说你看我的新鞋。后来穿着那双鞋去上学，第一天就被隔壁班的大孩子踩了一脚，新鞋上留了一个泥印子。我心疼得哭了一下午，回家用刷子蘸水小心翼翼地擦，擦完又怕我妈看出来，把鞋藏在床底下，穿回旧鞋去上学。后来那双新鞋就一直在床底下吃灰，再也没穿过。因为我怕弄脏，怕穿坏了就再也没有了。

这些年我就是这么过的。好东西舍不得用，新衣服舍不得穿，攒了一辈子的“好东西”最后都变成了压箱底的废品。今天站在试衣镜前，我又想起了那双鞋。它陪了我好几年，却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我。我不想让自己最后的日子，也变成一双藏在床底下的新鞋。

所以这第一件事，不是买一件衣服那么简单。是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好东西要拿出来用。从今天开始，剩下的每一天，都值得穿好衣服。

第二章 第二件事：去看望老班长

清单上的第二件事，我写的是——去看老班长。

老班长叫孙德胜，比我大六岁，今年六十八。他是我刚进厂时候的班长，手把手教我怎么看图纸、怎么拧螺丝、怎么听机器的声音判断故障。他是厂里最早的那批技术骨干，我们那条生产线是他一手调试出来的。我跟他共事了十几年，后来他儿子出息了，在省城开了公司，把他接去享福。我们偶尔通个电话，但见面越来越少。上次见面还是好多年以前，他来厂里办退休手续，我们几个老伙计请他吃了一顿饭。他在饭桌上喝多了，红着眼眶说想回来继续干，在儿子那儿闲得难受。后来就再也没见过。

我决定去看他，是因为前阵子收拾旧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我和他站在一台机床前面，两个人都是满头黑发，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对着镜头傻笑。照片背面写着“1992年春，长河和德胜”。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他也刚有了儿子，我们下了班经常一起蹲在厂门口抽烟，聊机器，聊工资，聊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他那时候最爱说的一句话是——“长河，等咱退休了，天天去钓鱼，钓他个三天三夜。”我说好，到时候我陪你。后来我们各自成家，各自忙着养家糊口，钓鱼的事一拖再拖，拖到他去了省城，拖到他病了，拖到我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现在想想，我这辈子应承过很多事，大部分都没兑现。但这个约定，我想在还能动的时候，去看看他。哪怕不能钓鱼了，哪怕只能坐在一起喝杯茶，也算数。

周末一早，我换上那件新衬衫，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车厢里人不多，我靠窗坐着，看着田野飞速往后退。三月的麦子刚返青，绿油油的，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我想起以前老班长跟我说过，他家是农村的，小时候跟着他爹种过地，后来进了城当了工人。他说他最喜欢春天，因为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看着麦苗破土，心里就踏实。

到了省城，我按照地址找到他儿子住的那个高档小区。小区门口有保安站岗，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他儿子小孙。小孙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我让进去，说爸念叨你好久了。他引我穿过客厅的时候，我看见了老班长。他坐在阳台的轮椅上，腿上搭着一条毯子，头发全白了，人瘦了一大圈。他歪着头，嘴巴微微张着，目光落在窗外一棵玉兰树上。玉兰花正开着，白花花一片，有风吹过的时候花瓣飘飘悠悠地往下掉。

“爸，赵叔来看你了。”小孙弯下腰凑近他耳朵大声说。

他慢慢转过来，浑浊的眼珠在我脸上停留了好几秒钟，然后忽然亮了一下。他认出了我。他的嘴唇翕动着，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那只还能动的右手在轮椅扶手上拼命地往前伸。我赶紧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骨节凸出，手背上全是青紫色的针孔留下的痕迹。

“老班长，是我，长河。”我蹲下来，看着他。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无声的，眼泪从眼眶里溢出来，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淌。他说不出话来，但他的手抓着我的手，抓得紧紧的，像溺水的人抓着岸边的草。小孙在旁边说，脑梗，偏瘫，已经说不出话了。医生说恢复的希望不大，现在就是维持。他最好的时候是早上刚睡醒那会儿，能认出人，能点头摇头。

我蹲在轮椅旁边，握着他的手，说了很久的话。我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进厂的时候，有一次你让我去拧一颗螺丝，我拧反了，越拧越紧，把螺丝拧断了，你骂了我一整个下午。后来下了班你又把我叫到车间，拿着一颗新螺丝，一步一步教我怎么看螺纹。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说过等退休了天天去钓鱼。我今天来了，不是来钓鱼的，是来看你的。我退休了。我六十二了。你六十八。咱们都老了。

他听着，眼泪流个不停。但他抓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小孙送我下楼的时候，站在电梯里，忽然说了一句：“赵叔，谢谢你来看我爸。他说不出话，但我知道他心里高兴。他在这边没什么朋友，我上班忙，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保姆说他不爱晒太阳，每天就是坐阳台上，看着外面发呆。但今天你来了，他一直在流眼泪，不是难受，是高兴。”他低下头，用拇指摁了摁眼角，“我爸这人，一辈子硬气，不轻易哭的。”

“我知道。”我说。

“赵叔，”他说，声音有些哑，“我爸这辈子，把最好的时候都留在厂里了。他以前跟我妈说，厂里的人才是他的亲人。我以前不太理解，觉得他就是随口一说。今天看你来了……我懂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电梯门开了，阳光从大堂的落地窗照进来，亮得晃眼。

回到家以后，我在本子上“看望老班长”这件事旁边打了一个钩。然后把那张照片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照片上两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还在笑，他们不知道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会是这副模样。他们不知道，其中一个会坐在轮椅上说不出话，另一个会坐着火车来看他，握着他的手说很多很多话。他们不知道，但没关系。有些约定，兑现得晚了，也比落空了好。

我拿起手机给女儿打了个电话，说今天去看老孙了。她说哦，挺好的，然后说爸我这边要开会了先挂了啊。我说好。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那一排银杏树。银杏叶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蓝天里像铅笔素描的线条。我想，等我女儿到了我这个年纪，会不会也有人去看她？会不会也有人记着一个多年前的约定，坐上火车，来看她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有。

第三章 第三件事：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清单上的第三件事，我写的是——处理掉那张欠条。

不是欠别人的，是别人欠我的。十年前，我一个老邻居老刘，他老伴得了癌症，四处借钱。我借给了他八千块。他千恩万谢，打了张欠条给我。后来他老伴还是走了，他自己也搬去了外地，跟女儿住。这张欠条就一直压在我抽屉最底下，压在户口本和旧存折下面。我以前偶尔翻东西的时候会看见它，看见了就赶紧翻过去，假装没看见。因为我知道，老刘不是不还，是还不起。他比我大好几岁，身体也不好，女儿家的条件我知道——两口子打工供着个上学的孩子，挤在租来的房子里，能顾住自己就不错了。八千块钱对有些人来说不是大数目，但对他们，可能是一年到头也攒不下来的钱。

以前我总觉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张欠条就是我的钱，哪怕要不回来，它也是个念想——证明我这辈子帮过人。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都六十二了，还能活多少年？留着这张欠条，等我走了以后，万一女儿拿着它去找老刘家要钱，多难堪。人家还不起，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我们家也不差这八千块过日子。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自己走的时候，还带着一些没算清的账。不是账本上的账，是心里的账。帮过别人的，就让它过去。欠着别人的，就赶紧还。我想走得干干净净，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给自己留遗憾。所以今天，我把那张欠条从抽屉最深处拿了出来。纸条已经泛黄了，钢笔字迹褪了色，但还能认出来——“今欠赵长河人民币捌仟元整，约定三年内还清。”后面是老刘歪歪扭扭的签名和手印。

我拿着它，在客厅里站了好久。我想起老刘借钱那天，他蹲在我家门口，一张老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我说老刘你起来，别这样，多大点事。他说老赵这钱我一定还，我给你打欠条。我说不用打，他说必须打，打完欠条又按了手印，按完手印还对着那张纸看了半天，似乎在确认这张纸能证明他不是那种赖账的人。我收下欠条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十年，他肯定会还的。后来他老伴走了，他搬走了，我从来没催过。他也从来没提。这张欠条就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一种谁也不愿意先开口的联系。

今天我决定把它烧了。不是在火里烧，是用我的方式把它处理掉。我给老刘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老刘的声音苍老而警惕——这么多年第一次接到我的电话，他大概以为我是来讨债的。

“老刘，”我说，“欠条我撕了。钱不用还了。你好好过日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传来一阵压抑的、浑浊的哭声。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在电话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边哭边说，老赵我不是不想还，我攒了好多年没攒够，我不敢给你打电话，我没脸见你。我听着他的哭声，心里酸酸的，但也很踏实。

挂了电话，我把欠条对折，压在茶几上那盆君子兰下面。它就在那里，不是作为债务，是作为一段交情的见证。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好。梦里回到了以前住的那栋老楼，楼道里飘着各家各户炒菜的香味，老刘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敲我的门，说老赵你尝尝你嫂子包的韭菜鸡蛋馅。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说咸了点，他说你知足吧，这年头能吃上韭菜就不错了。我们俩蹲在楼道里，就着饺子喝啤酒，窗外的夕阳把整栋楼染成了橘红色。

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有一小块湿痕。我去洗了把脸，对着镜子刮胡子。镜子里的老头眼睛有点红，但脸色不错。胡子刮干净之后，我又看了看自己，然后拿起笔在本子上“处理欠条”这件事旁边打了一个钩。

第四章 第四件事：去了公安局

清单上的第四件事，我写的是——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这事我考虑了很久。大概是退休前那段时间就开始想了。有一次单位组织体检，医生说我各项指标在同龄人里算不错，除了血压有点高，其他零件还算正常。我当时就想，这些零件还能用好些年，等我死了，一把火烧了多可惜。眼角膜可以给看不见的人，心脏肾脏什么的，也许还能救几个人。我这辈子没什么大贡献，死了以后如果能有点用，也算没白来这一趟。

这个念头我在心里放了很久，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跟女儿说，她肯定觉得不吉利；跟朋友说，他们大概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做主。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

我在网上查了流程，带着身份证去了市红十字会。接待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工作人员，姓陈，说话很温柔。她给我倒了杯水，仔细地跟我讲解了捐赠的流程和法律条款，问我有没有跟家属商量过，说按规定需要直系亲属知情同意。

我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她犹豫了一下，说您最好还是跟女儿说一声。我说好。我坐在红十字会走廊的长椅上，拿着手机，翻到女儿的号码，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她工作忙，每次打电话都是说几句就挂了。我这个当爹的，忽然跟她说想把遗体捐了，她会不会觉得我出了什么毛病？她会不会觉得我不吉利？

我还是打了。电话响了六声，她接了，背景音是键盘敲击声，她大概在忙。爸，怎么了。声音有些急促。我深吸一口气，说你找个安静的地方，爸跟你说个事。她顿了一下，说等一下。我听见脚步声、开门关门的声音，然后背景安静下来了。我平静地告诉她，我决定签遗体捐献协议，需要直系亲属的知情同意，所以跟你说一声。不是什么突然的决定，是想了很久的。我身体挺好的，只是觉得将来能帮到别人，总比烧成一捧灰好。你要是同意，我就去签。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再等等。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她说爸，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她的声音在抖，像小时候她摔了跤跑来找我，一边哭一边问我自己的膝盖是不是破了。我说没有，真的没有。爸就是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过了一小会儿，她又开口了，声音忽然平静下来了。她说爸爸，我为你骄傲。声音很轻很稳，说等暑假她带孩子回来，到时候一起去照张全家福。

挂了电话，我靠在走廊墙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眼眶有点湿。然后我站起来，走回办公室，在那份表格上签了字。陈小姐接过表格，微笑着说谢谢您。我说不用谢。

从红十字会出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门口的花坛旁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不是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了不起，是那种——我终于可以告诉自己，我没有白活这一遭——的了不起。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本事，没出过国，没上过电视，没挣过大钱。但我有副还算健康的身体，有一双还能用的眼睛，有一颗跳动了六十多年还没出大毛病的零部件。等我走了，这些零件还能在别人身上继续工作。那时候也许有人会问，捐这些东西的人是谁？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名字。但他们的人生会因为这一份陌生的捐献而改变一点点。这就够了。

回到家，我在本子上“遗体捐献”这件事旁边打了一个钩。那盆君子兰还是没什么动静，但我总觉得它好像比之前绿了一点。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不是。

第五章 剩下的六件事

清单上还有六件事。有的已经做完了，有的还在做。

第四件，是去派出所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旧的那张，照片还是我年轻时拍的，跟现在判若两人。我在照相馆里拍了张新的证件照，照片上的老头穿着那件米白色亚麻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表情很严肃。我把新身份证和旧的那张并排放在一起，看了很久。年轻的那个赵长河已经不在了，现在这个赵长河，虽然老了，但还活着。

第五件，是回了一趟老家。我父母葬在村后面的山坡上，清明的时候我去扫了墓。把墓碑旁边的杂草拔了，又用红漆把碑文描了一遍。我用袖子把墓碑上的灰擦了又擦，然后坐在坟前，跟他们说了很久的话。说你们儿子退休了，这辈子没混出什么名堂，但没干过坏事。你们要是还在，也该九十多了。

第六件，是参加了厂里退休职工的活动。我去了老年活动中心，跟以前的老伙计们下棋。老周还是爱悔棋，老李还是下三步就嚷嚷着要重来。我赢了一盘，输了两盘，临走的时候约好下周三再来。

第七件，是重新开始写日记。不是每天都写，但遇到值得记的事就写两笔。我在日记本上写——“今天去买了新衬衫”“今天去看了老班长”“今天签了遗体捐献”。写完之后我自己看了一遍，觉得这些字写得不怎么好看，但很真实。

第八件，是学了一样新东西。我报了社区的书法班，每周二下午两点去上课。同桌是个叫王秀英的老太太，六十四岁，老伴走了两年，一个人住。她写字的时候爱咬笔帽，描红描得比我还认真，但总是描出界。我们成了朋友。

第九件，是去了一趟女儿家。我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去她住的城市待了三天。帮她修了漏水的水龙头，给她阳台上的花换了新盆，陪外孙女搭了一整个下午的积木。临走的时候女儿站在月台上，朝我挥手，风吹得她的头发有点乱。火车开动以后，我看着她越来越小的身影，忽然想起她小时候也是这样站在月台上送我。那时候她哭，我没哭。这次我没哭，她也没哭。

第十件，我写的是——把君子兰养开花。

这件事排在最后，却最需要耐心。这盆君子兰跟了我好几年，从来没开过花。我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君子兰开花需要温差刺激，需要控水，需要足够的养分，还需要一点运气。我用啤酒兑水给它擦叶子，在花盆边埋了几颗缓释肥，白天放在阳台上晒太阳，晚上搬回客厅通风。我还跟它说话。说的什么不重要，反正它也不回答。但我总觉得，它听得懂。

有一天早上，我照例去阳台上看它，忽然发现叶芯里冒出了一小截嫩绿色的东西，不是叶子，比叶子更圆更鼓。我蹲下来凑近了看，心跳忽然加快了——是花箭。它终于要开花了。

那天下午，王秀英来我家喝茶。她看到了那盆君子兰，指着那截花箭说你养的真好。我说还没开花呢，开了才叫好。她看了我一眼，说会开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这个人，做什么都认真，花也一定能养好。那天她走了以后，夕阳正好打在阳台上。我端着搪瓷杯喝茶，脚边放着那盆正在孕育花苞的君子兰。笔记本摊开放在膝盖上，十件事的清单上，最后一项旁边还空着。我没有急着打钩。因为我知道，花还没开，但快了。

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满城灯火，楼下有人在遛狗，远处有小孩的笑声，不知道谁家在放音乐，旋律很熟悉，大概是哪个年代的流行歌。晚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吹得窗帘轻轻晃动。那盆君子兰安静地待在墙角，花箭又比早上高了一点点。我忽然觉得，活到六十二岁，虽然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但把想做的事一件一件做完，把欠的账一笔一笔还清，把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好好地对待——这样的晚年，挺有滋味的。

至于那盆君子兰什么时候开，我不急。它在这个春天给我面子了，但我可以等。反正，我已经换了种活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