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在马家林场的日子（上篇）

一、奔向大巴山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随即重庆也和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样，迅速掀起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热潮。党和政府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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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笔者（以下简称海风），还不到十五岁，正读初中二年级，学习成绩较好，是少先队中队长，也是学校的优秀学生。5月21日下午，听完在学校召开的下乡上山动员报告；一种与共和国同成长的幸福感，一种听从祖国召唤的使命感，使海风热血沸腾！当晚即跟平时耍得较好的同班同学阵能治、胡义明商量，不想他们俩人也很兴奋，于是我们三人当晚就写了要求下乡上山到农村去的申请。

第二天上学时把申请书交给了学校领导，我们学校这次一共有十六名同学申请下乡。学校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对我们投笔从农，申请到农村去的行动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下乡申请当即得到批准。街道办事处为每个下乡到农村去的知青配发了一件像石油工人穿的那种竖条条再生布做的棉衣，一床麻纱布蚊帐、一个糖瓷面盆、一张毛巾和一块肥皂。

我们这批下乡的地方叫宣汉县。以前从没听说过，最近几天才了解到宣汉县属四川省达县专区，是当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战斗的地方。那里有很多老红军、老革命、是红色的土地，令知青们非常向往。

1964年5月26日早上，天下着蒙蒙细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办事处门前的公路边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头攒动。数十名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去的下乡知青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兴高采烈地登上扯着蓬布的大货车。欢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欢呼声、锣鼓声、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别了，亲人们、老师们、同学们、下乡知青满怀豪情，向着大巴山奔去。

二、 社办林场

社办林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川省达县地区的一个特殊产物。它由人民公社将偏远山区原属集体的一些山林、土地、集中起来，建立主要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的大队级集体单位。林场由公社直接领导，公社任命场长、指导员等管理人员。

本文作者

宣汉县于1964年、65年接收重庆市动员的下乡知识青年1065人，其中沙坪坝区518人、九龙坡区484人、北碚区61人、其他2人。采取“多建场、多布点、小规模、易管理”的安置模式，在全县12个区、68个公社兴建起71个社办林、牧、茶场；大一点的场一般安置知青二十人左右，小一点的场安置知青不足十人。

海风所在的马家公社林场共有场员15人，其中重庆知青8人，他们是：海风、胡义明、李玉林、文小金、杨秀清、孔祥生、王昌友、杨文学，6男2女。杨文学年龄最大25岁（属重庆特钢厂工人下乡），胡义明、李玉林15岁，其余5人只有14岁；文化程度：初中未毕业4人，小学文化4人。本地场员7人，他们是场长、指导员、会计、出纳、治保主任、妇女主任、炊事员等；其中党员3人、小学文化2人、文盲5人。场长叫谯思立，四十岁左右、身材魁梧、络腮胡子、他就是谯家山上土生土长的山民，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立过功的老党员，就是没什么文化，说话粗声大气、爱喝酒、急了要骂人；但他为人热情、直爽、办事公正，知青们既怕他，又喜欢他。

马家公社林场建在谯家山上，这里山高林密、松涛呼啸、连绵十里。滿山都是碗口柤以上的松树、柏树、和一些不知名的杂树，走进林间踩着腐烂的树叶沉甸甸的，冬天要结冰下雪。山上有九、十两个农村生产队，村民几乎清一色的姓谯，还有几户狩猎的猎户。

听村民讲森林里时常有豹子、獾子、麂子（野山羊）、野猪、野鸡、松鼠、刺猬…等动物出没。我们住在半山腰一个山凹凹处，一长排陈旧的木板房。人住在楼上，踩上去嘎吱嘎吱直响，还不住的往下掉灰尘。楼下是放粮食和农具的地方，一边是厨房、一边是猪圈和牛棚，整天烟熏火燎的，且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多不说了，最讨厌的是没几天就惹上了虱子、跳蚤、臭虫；三个坏家伙咬人不商量，神出鬼没的，咬得你周身发痒、红包连发、寝食难安。

最不适应的就是上厕所，猪圈里又臭，猪在叫、蚊子咬、搞不好还溅你一屁股糞水；没有手纸、擦屁股用竹片或瓦片，猪圈旁一般都堆放着。外出劳动或赶场，还得时刻提防着毒蛇和野兽、野狗的伤害。

三、 艰苦生活

林场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们这里地多田少。天天都是红薯、土豆、包谷子和南瓜打主力，一年到头都难得吃上一顿纯白米饭；天天都是没有油水的酸菜汤、南瓜汤。开饭时每人一个大土碗，由炊事员掌勺分配或根据红薯、土豆个头大小搭配。几个月才能吃上一回肉，也没有几片；几个月都没法洗澡。还有衣服破了要学会自己补，被子脏了要自己拆、自己洗、自己缝，那时的被子不像现在的被套，拆、洗、缝、很麻烦的……等等，这些事都要年少的我们自己学、自己干、尽快适应。

至于文化生活更谈不上，没有象样的路，全是山间小道或雨水冲刷出来的沟沟路。进出山十分艰险，离最近的场镇也有二十多里地。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收音机……为节省灯油，天一黑就只好上床睡觉。没有钟、没有表，不知日子、时间；全靠原始的方法，闻鸡起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书、没有报，不知山外的事情；只能隔一场派个人到公社去取大家的信件，有时找一份报纸回来互相传看，但内容至少已是半个月前的旧闻了。

那时又没有打牌、打麻将什么的活动，我们只有自行寻乐、消遣。知青们都喜欢啍唱以前在学校时的歌曲，胡义明同学喜欢吹笛子、口琴，我就学拉二胡。当然有时也有比较好玩的时候，那就是悄悄地跟着看山上的猎户打猎。

山上那几户猎人一般都是集体行动，他们事先勘察地形、观看脚印，确定这匹山可能有猎物，就埋伏在野兽可能出逃的各个路口，然后放出几只凶猛的猎犬在森林里四处搜寻。猎犬发现野兽后，会发出急促的叫声把野兽撵出来，野兽顺着路口出逃，猎人就开枪把它打倒。除了野鸡野兔等小动物外，有时还可能打到野猪、麂子等较大动物。当地山民都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叫“围山打猎、见者有份”。知青都爱凑热闹，有好几次我们还分得了野猪肉、麂子肉拿回来吃。

我们是社办林场，不是国营林场；一年到头、一天到黑（除天气原因或生病外）都要出工劳动。我们没有工资、没有工作服、没有福利、没有报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探亲假；劳动也不记工分，也没有年终分红，什么都没有。只有三顿饭、还吃不饱。

开始时每人每月还发2元钱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半年后就没有了，完全靠自己解决，靠家里父母接济。反正一年到头我们荷包里都没有钱，也看不到钱。这在现今的人们看来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可那时就是这样，国家穷啊！林场只管出工劳动、讲奉献。足见下乡知青们那时是多么的艰苦，为国分忧的思想境界是多么的高尚。

四、巡山

开荒种粮我们林场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种粮和保护森林。因为国家只供应知青们一年的口粮，每月35斤，一年后停止供应、生活自理（本地场员不供应口粮，他们都是自己从家里背红薯、土豆、包谷子等来）。公社那时划拨给林场的山林倒是不少，起码有好几千亩，但熟田熟土只有十来亩。要想一年后自给自足，不大力开荒种粮是不行的。因此林场每天除派两个人巡山外，大多数人都投入到开荒战斗中。

先说巡山，我们是每天两人一组轮换（还好林场喂得有一条猎犬，它每天忠实的陪着我们）。早上要先把林场喂的几头牛赶到某一林区去放，牛脖子上都挂着响铃，晚上收工时又把牛找到赶回来（有时牛走散了，找牛也很麻烦）。巡山主要是防止山火，防止有人偷砍树木等，但要把好几千亩森林都走一圈下来，还要负责放牛，也不轻松。

说起开荒，那更是十分辛苦、很累。首先要把荒坡上较大的树木砍掉，再用火、把荆棘杂草一烧；然后挖树疙篼、搬大石头、把地面清理干净。新开的荒地很不好挖，土质特别硬，地面下还隐藏着不少树根和石头；不一会儿手上就打起好几个血泡，痛得很，但只能忍着继续挖。开荒有时路程较远中午都不回去，就在野外吃几个烤红薯或烧包谷什么的，喝点山沟水就算一顿了。

在开荒中我们还多次挖出一些步枪子弹或弹壳，有次还挖出一颗生了很多銹的迫击炮弹，听年纪大点的村民说，这些地方以前红军在这里打过仗。我们林场前后大约开垦了近百亩土地，加上公社划拨的田地，分季节种上了包谷、红薯、土豆、胡豆、黄豆、小麦、水稻等各种粮食作物和蔬菜，还喂养了两头猪四头牛等家畜家禽。

知青们战风雨、斗酷暑，早出晚归、辛勤耕耘，不知出了多少汗、流了多少泪，手上的老茧都一层一层的。知青们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1965年底我们林场粮食完全做到了自给自足，但还是没有钱用。

据宣汉县安置办公室有关资料记载：1965年全县71个社办林牧场共经营土地七万五千多亩、造林800多亩、育树苗230多亩、看管森林4万多亩、开垦荒地1507亩。1965年全县林牧场共生产粮食663378斤，平均每人生产粮食369斤，饲养各种牲畜1215头，农副业总产值189800元，平均每人102元。1966年计划生产粮食1787000斤，平均每人962斤；农副业总产值425500元，平均每人229元；饲养各种牲畜2754头，其中生猪1679头、牛651头、羊424只。造林2032亩，抚育幼林10492亩，采集树种25000多斤。现在回想起来，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宣汉县的党、政领导还是重视知青工作的，是关心社办场发展情况的。县、区、公社各级领导下乡检查工作，走到哪个公社都要到社办场去看一看，尽可能帮知青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虽然那时环境艰苦、生活清贫，但知青们在社办场基本生活还是无忧的，绝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安定的，知青和当地村民的关系还是融洽的。

海风在林场的各项工作中积极带头，不怕苦、不怕累，很快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公社团委让海风担任了林场团支部书记，1965年公社又推荐海风参加了宣汉县首届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先代会和共青团宣汉县五届一次团代会。由于海风在农村的突出表现；海风的父亲，一个普通工人还应邀参加1965年底重庆市赴达县专区慰问团成员，来到宣汉县赴各个社办林、牧、茶场慰问下乡上山知识青年。

1966年初，海风还出席了达县专区首届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先代会，年底在宣汉县委党校还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海风心想，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起好带头作用，团结大家把我们林场建设得更好。

1966年1月出席四川省达县地区知识青年先代会宣汉代表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人为海风。

五、 趣闻四则

知青们初到宣汉农村，因不知道当地的很多风俗，语言和习惯，也整出不少尴尬，闹了不少笑话。

（一）不能随便乱叫小妹

在城市我们对于比自己小点的女孩子，可以随意的叫这个女娃儿为小妹，意思是把它当作小妹妹一样感到亲切可爱。可是在地处大巴山的宣汉农村，小妹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叫的。原来当地的习俗是，只有和自己定了亲的未婚夫才能叫这个女孩子为小妹。如果其他的男人叫这个女孩子为小妹，要么你是想和她定亲，要么就是在欺辱她。随意乱叫小妹，女孩子和她家里可不答应，是会惹出大麻烦的。后来当地干部告诉我们，凡是遇到年轻女孩子，不论她的年龄比你大或小，最安全最体面的是叫她“大姐”，保你没事。（二） 自由恋爱叫“对挖”

当地青年男女若未经媒人介绍说媒，而自由恋爱的话，这种现象叫“对挖”。“对挖”在当地极为少见，也是不被其父母和大多数人接受的。海风就认识一对青年男女，她们是一个生产队的小学同学，但不同姓。她们两人自由恋爱“对挖”后，双方父母感觉没有面子，都不支持她们，两人在生产队也抬不起头。只不过后来由于男方参军当兵到部队，女朋友属于军人未婚妻受到保护，情况才有所好转。后来她们俩结了婚，男方转业被安排在县城某单位工作。改革开放后，全家人都搬到了县城，现在日子过得很甜蜜。

（三） 酒席吃肉有讲究

知青们在农村喜欢闹热，周围邻居、过上过下、哪儿有响动都爱瞅过去看。哪家嫁女儿、娶媳妇、过生日或老人过世，农村都要兴师动众，大摆酒席、闹热一番。社员们或出于礼貌、好客或好奇，也乐意欢迎知青参加。坐席吃酒八大碗，知青们开始也分不清楚酒席桌上的上、下方，认为哪方便哪坐；席上的主要荤菜，比如烧白、粉蒸肉、酥肉等，每碗都是数了数的。每桌坐8个人，每人每碗只能夹一片或一个，这是事先摆放好，不多也不少的。开始知青们去坐席，不知这些规矩，感觉烧白好吃，就吃了一块、又去夹一块来吃，其他人都把知青看到，在席上又不好直说。主人家见状只好悄悄给没有吃到肉的客人补上。后来有人悄悄的告诉知青他们这儿的规矩，你看整得好不尴尬。

（四）脱光了，游得快

记得好像是1966年夏天的某一天，天气热、温度有点高，公社在马家小学后面不远处一个大堰塘举行游泳比赛。因为公社很少举行大型活动，那天来看热闹的学生、社员不少，堰塘周围和堤坎上站满了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重庆知青生活在长江、嘉陵江边，从小练就了一身游泳的本领。公社早就听说知青游泳很得行，特別邀请知青也要参加。我们林场就派了几个知青，包括海风也参加了这次活动。马家小学的老师当裁判，参加比赛的青年8人一组、一组的站在堤坎上。裁判喊准备时，参加比赛的当地青年社员，突然一、二、三，齐刷刷的脱掉裤子，赤裸裸的站在众人的面前，其中还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知青们都穿着短裤衩。参加比赛的当地社员说，你们快点把裤子脱了，脱光了，才游得快，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当然比赛结果前几名都是我们知青。

六、两个特殊知青

1964年5月跟我们一起下乡的还有两个特殊知青，一位叫王某某，一位叫杨某某。说他俩特殊，主要是他俩年龄较大，约有24、25岁，比我们大10岁左右，跟我们当时这些学生明显不一样。但他俩对我们这些学生态度特别好，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俩是送我们下乡的带队干部。但见真正的带队干部对他俩又很严厉，他俩也从不还嘴。大家还认为他俩对人态度好、又热情又不还嘴，很不错哦。

后来，见真正的送我们下乡的带队干部都走了，他俩还没走，还跟我们一样参加学习分配，大家才感觉有点不一样。问什么原因，他俩说是社会青年，也是志愿申请上山下乡到农村的。领导们也不做什么解释，但看得出来，场长、指导员对他俩很严厉，他俩也很听话，很遵守纪律，脏活累活都是抢着干。大家心里虽然还是有点困惑，但却认为都是下乡知青，只不过他俩年龄大点，重活多干点也很正常。后来海风担任了林场团支部书记，才多少听说了一点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们俩都是重庆双碑附近二钢厂的工人。王某某当年是在车间里开行车（天车）的学徒工，有一天工作中天车发生故障，他的师傅就出去在天车轨道旁检修，王某某在车内因操作不当，把他的师傅挤压受伤而死亡了。王某某因过失致人死亡，负有一定责任，因此失去工作，还可能坐牢或劳动教养。杨某某当时也是厂里的青年工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逐渐好转。那时社会上时兴跳交谊舞，杨某某正值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热情、活泼、好动，且相貌、身材都是标准的帅哥一个，很喜欢跳舞。那时工厂会山顶大饭堂每周星期六晚上，厂工会都要组织学跳交谊舞，很多青年男女职工都想参加。

为控制入场人数，每场舞会都要凭招待票入场，招待票不要钱，厂工会按各车间青年职工人数按比例发放。为了能经常参加舞会，杨某某没有票时，就主动要求去打扫饭堂卫生，整理舞场桌椅，舞会散场后还要留下来打扫清洁，这样才能有几个免票入场的优待，因此，杨某某是舞会的常客。

但是，在一次跳交谊舞的过程中，杨某某可能触碰到了舞伴的敏感部位，和他跳舞的女青年很生气，当时就叫喊起来，说杨某某耍流氓，造成舞场秩序混乱，影响较大。那个年代如耍流氓、生活作风问题，是一个能毁灭一个人的前程或致人于死地的大问题。但当时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只有天知道，杨某某也是有口难辩。但鉴于杨某某喜欢往舞场跑的表现，有关领导认为杨某某生活不严肃，坚持要给予严惩。这样杨某某工作也出脱，还可能收监劳动教养。

对于王某某、杨某某的错误，为了免受刑事处分，当时也有一种解脱的办法，就是他们主动辞职、申请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当农民，接受劳动改造。这样，王某某、杨某某也就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成了特殊的知青、和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一起下乡了。因王某某后来分配到新红公社，离得较远，后来的情况我不甚了解，据说也是多年后因父母退休顶替才返了城。

杨某某一开始就和海风一起分配在马家公社林场，五年后林场撤销，他们又分在同一个大队，离得不远，共同相处近8年。我们很熟悉，也可说是好朋友。杨某某为人热情、聪明、活泼、好动，且爱好广泛。海风知道杨某某的情况后，一直给他保密，领导上说对他要控制使用、监督劳动。

海风对杨某某很同情，也很无奈，出于正义和公正，海风从不歧视他，而且还尽可能暗中帮忙。比如说我们林场要选派两个知青学习木匠，杨某某很想去，海风就跟场长说，杨某某人聪明、手又巧，肯定学得快，是个学木匠的好料。极力促成了杨某某在林场学到了一手木匠手艺，从而也间接帮助解决了今后杨某某在农村的生活困难问题。

大队成立文艺宣传队，海风从一开始就把杨某某召集到宣传队里来。后来杨某某在农村结婚，他爱人也是老知青，孩子出生的当天还在生产队下田劳动。分娩时来不及就拿一个扫把将孩子接住，真是老天有眼保佑，生了一个约10斤重的大胖小子，且母子平安，知青们都赶去祝贺。因杨某某档案上有记载，年龄又大、又有孩子，后来知青招工返城、上学，他都不太可能。他在农村呆了十五年，最后还是靠父母退休顶替返的城。

八、 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1967年国庆节前夕，海风回到了宣汉。此时林场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没有一点生气，大多数人都没有回来，本地场员也不回来。因上半年闹文革造反，基本上没人种庄稼，田、地、大多荒废，有点收成也不好。国家早已不供应知青口粮，靠自食其力。林场原来收成的粮食也吃光了，没有吃的、人心就散了，大家各自找出路。

林场有两个知青学了点木匠手艺的就跟着他们农村的师傅出外混吃的去了，还剩下三个家庭困难、没有任何办法的知青就去挖别人地里没挖干净的地方，捡点红苕、包谷什么的粮食回来，饥一顿、饱一顿的在林场苦熬着。

海风回到林场后见此困难情境，心里非常着急，马上跑到公社革委会反映情况；要求解决点粮食，不然要饿死人、要出人命了。公社老领导听说知青确实困难，告诉革委会、万一饿死了知青，上面追究起来也不好交待。革委会才想法给林场知青调剂了几百斤红薯、老包谷和一些小春作物的种子，告诉千万不能把种子吃了。

海风又去把林场指导员请回来，和指导员商量还是要把林场撑起来。我们提出不靠天、不靠地、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口号，带领剩下的几名知青，每天坚持出工。因正是小春作物播种时期，农时不等人；在肚子都没法吃饱的情况下，坚持尽量把小春作物胡豆、豌豆、小麦等播种下去。我们还上山砍柴，为过冬准备了很多柴禾。

寒冷的冬天来了，路上结冰、大雪封山。我们这里冬天几个月基本上都做不了什么事，整天坐在火坑边烤火，直烤得脚杆上都起大块大块的火斑。饿了就在火坑边吃两个烤红薯、烤洋芋什么的充饥。

临近大年三十，人们都忙着准备年货、赶着回家过年。知青也想过年，但仓库里没有一粒米、几个人身上摸不出一分钱，怎么过年？就在我们愁眉苦脸的时候，天无绝人之路；附近有个村民主动来林场找我们，他说他早就看上我们林场那两株高大的枫香树了，开春后他想修房子。我们就跟他讲条件，让他把他家养的那条大黄狗牵来换。他同意了，第二天他把狗牵来，还背来一筐萝卜。

知青们几棒就把大黄狗打死了，连皮都舍不得剐，只把毛刮了，炖了很大一锅狗肉萝卜汤。三十晚上，没有除夕的灯笼、鞭炮。在这深山里，外面风雪漫漫、屋内坑火熊熊；几个留守知青围在火坑边，吃着烤红薯、喝着狗肉汤、谈着天下大事，太舒服了！这样的除夕、这样的年夜饭，很多人是享受不到的，也是终身难忘的。

渡过春荒，一直坚持到小春作物出来才有点改善。天气暖和后，在外面逗留的知青也陆续返回林场来了，我们又找公社解决了部分种子投入大春作物的生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

整个1967年、1968年就在这混乱、饥饿中挣扎，总算熬过来了。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预示着我国上山下乡政策进入了新阶段，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热潮席卷全国，大量的新知青随后就要来了。公社革委会根据上级的指示，宣布正式撤销社办林场。所有的森林、土地、划归附近生产队，本地场员返回原生产队，知识青年可在全公社自由选择生产队插队落户。近五年的社办林场生活结束了，但漫长的知青生涯还远没有结束，新的考验、新的磨难、等待着老知青们……（上篇完）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 邹维兴，笔名、海风，重庆市人，中共党员。1964年5月下乡到大巴山务农近八年，当过赤脚医生、代课教师、生产队干部。后特招到矿山当井下矿工七年，改革开放后上过学、机械工程师，从事建筑施工和企业管理工作，又下海经商12年。酸甜苦辣、风雨愽击、翱翔人生！退休后热心为知青大众服务，著有 “我的知青岁月、我的后知青时代、我的知青夕阳乐”知青系列人生三步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