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八月的阳光毒辣得像要把人烤化，我站在老赵家楼下，却觉得浑身发冷。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穿着一双崭新的运动鞋，是康复后女儿给我买的，说是透气性好。可我知道，鞋子底下那双脚，永远也好看不起来了。脚底是一层又一层老茧，那些茧子下面，是反复溃烂又愈合的疤，像一块块丑陋的补丁。这双脚，曾经是我最恨的东西，因为它承载了我所有的屈辱和痛苦。
“敏敏，走啊！杵这儿干啥？今天非得让赵明哲那小子给你跪下！”身后的舅舅苏国强声音洪亮，手里还拎着一根他特意带来的擀面杖，说是“趁手”。
我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8个月了，整整240天。从那个连床都下不了的废人，到现在能站在这里，我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而这炼狱的制造者，竟然是我同床共枕了二十年的丈夫——赵明哲。
“走。”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复仇的快感，对答案的渴望，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恐惧，交织在心头。我今天来，就是要问清楚，他怎么能那么狠心。
电梯里只有我和舅舅。狭小的空间里，舅舅粗重的呼吸声格外清晰。我这8个月里几乎没怎么见到他。他总说在工地忙，要挣钱给我交康复的后续费用。可笑，我需要的是他的陪伴，不是他的钱。每次他回来，都是满身尘土，一脸疲惫，扔下一沓钱，然后就逼着我出去“暴走”。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我脚上磨出多少个血泡，从来没有商量。
“你放心，有舅在，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舅舅拍了拍我的手背。
我没吭声。电梯门映出我现在的样子，瘦了，但也重新站起来了。我是该“感谢”他吗？不，我只想问问他，看着自己的妻子在地上爬，脚底流脓，他的心是不是肉长的。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气味。我们走到301室门口，那扇铁门上还贴着去年我亲手贴的“福”字，此刻看起来格外讽刺。
“敲门！”舅舅把擀面杖往我手里一塞。
我抬手，指节在铁门上叩了三下。
“咚、咚、咚。”
门内一片寂静。我用钥匙开门，这是我们还没离婚的房子，我也有钥匙。钥匙插进锁孔，转动，一声轻响，门开了。
推开门的一瞬间，我就闻到了一股浓烈到几乎呛人的中药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令人不安的……腐败的甜味。
客厅没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昏暗的光线里，一个身影蜷缩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听到开门声，那个身影猛地一颤，挣扎着想坐起来，却似乎力不从心。
“谁……谁？”一个沙哑的声音问道。
那声音，像沙漠里的砂纸，粗糙，无力，充满了病态。那不是赵明哲的声音。
我的心猛地一沉，下意识地伸手按下了灯的开关。
灯光骤亮。我看清了沙发上的人。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手里的擀面杖“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我听见身后的舅舅倒吸了一口凉气。
沙发上的人，勉强支撑着自己坐了起来。他剃光了头发，瘦得完全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蜡黄，嘴唇苍白干裂。他看到我，眼睛里瞬间闪过惊慌、喜悦、痛苦……最后全都化为一种温柔的歉意。
他张开嘴，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挤出几个字。
“敏敏……你，你来了……”
我的眼泪，没有任何预兆地，决堤而出。
01
8个月前，一切还不是这个样子。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头天晚上我和赵明哲还在电话里吵了一架，为的是女儿赵雪考研选学校的事。他非要女儿考省内的，我则觉得应该尊重女儿的想法去大城市。吵到最后，他摔了电话，我在家生闷气。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不对劲。右边的手脚有点发麻，像有无数根小针在扎。我以为是自己没睡好，压麻了，就没太在意。中午做饭的时候，菜刀突然从手里滑落，我想弯腰去捡，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想喊，可声音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只有含混不清的呜呜声。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我拼命地挣扎，用还能动的左手去够掉在地上的手机。
等我再有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头顶是飞速倒退的天花板，耳边是轮子滚动的噪音和医生急促的指令。
“血压240/130，大面积脑梗死，准备溶栓！”
我听见了，每一个字都听见了，但它们就像冰块一样，砸进我的脑子里，冷，硬，无法消化。
接下来几天，我就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右半边身体彻底失去了知觉，语言功能也受损，说话含含糊糊，像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女儿赵雪从学校赶回来，看到我的样子，趴在床边哭得气都喘不上来。
赵明哲是第三天到的。他那时正在隔壁省的工地上，听到消息后连夜开车往回赶。他满身灰尘地冲进病房，胡子拉碴，眼睛里全是血丝。他一句话没说，先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地攥住我的左手，攥得我生疼。
然后，他开始笑。那是一种极度压抑的、近乎癫狂的笑容。
“没事，敏敏，没事！我问了医生，只要你好好做康复，肯定能重新站起来！三个月，不，八个月，黄金康复期！我一定让你完完整整地回家！”
我当时从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没有看到温柔，只看到一种让人心悸的偏执。
很快，“康复”就开始了。
我的主治医生周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说话温声细语。他给我制定的康复计划，是从最基础的功能训练开始。先是按摩，然后是床上的关节活动，等肌力恢复到一定程度，再进行坐起、站立、行走的练习。
但赵明哲觉得这太慢了。
他几乎是以一种无赖的姿态，缠着周主任问东问西，问有没有更快的、更有效的办法。周主任被他缠得没办法，说了一句：“最有效的康复，就是大量重复的功能性练习。比如，走。但前提是病人的体能和基础疾病允许，要循序渐进，不能……”
“走！对，就是走！”赵明哲眼睛亮了，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了最后一根稻草。他根本没听周主任把话说完。
从那天起，我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
在医院的走廊里，他架着我，几乎是拖着我往前走。我的右脚根本没有知觉，像踩在一团棉花上，完全无法控制。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我听见他沉重的喘息声。
“抬脚！苏敏，你他妈给我抬脚！”他红着眼，在我耳边低吼。
走廊里其他病人和家属都看着我们，眼神各异，有同情，有惊讶，也有不解。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是因为身体的痛，而是因为屈辱。
“不……不走……”我用含糊不清的话挣扎着。
“不走？！你想一辈子瘫在床上吗！你想让女儿一辈子伺候你吗！”他的声音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里。
是啊，我不想。我害怕成为废人，害怕成为负担。这个恐惧，成了他拿捏我的最强武器。
住院的那段日子，他白天逼我走路，晚上就蜷缩在陪伴椅上，拿着个小本子写写画画。我问他写什么，他不说，只是警惕地把本子收起来。他接电话也开始背着我，总是走到走廊尽头，声音压得很低。有时候接完电话回来，脸色会变得非常难看，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很久。
有一次夜里我醒来，看见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我的病历卡，翻来覆去地看。窗外的路灯光照在他脸上，我发现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鬓角都有了白头发。
他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把病历卡放下，勉强笑了笑：“醒了？渴不渴？”
我摇了摇头。我那时心里只有对他的恨，觉得他像一个冷酷的监工，把我当成一个等待修理的机器，而不是一个需要抚慰的病人。我忽略了他眼中那越来越浓的疲惫和忧虑，或者说，我选择了忽略。
一周后，我出院了。我以为回到家，这一切折磨就会结束，至少会缓和一些。但我错了，这才是真正地狱的开始。
02
出院那天，是赵明哲来接我的。他把副驾驶的座椅放平，小心翼翼地把我从轮椅上抱上去。他的动作很轻，但眼神依然硬得像块石头。
回到家，一切都还是我熟悉的样子，可我却再也无法触碰它们。我只能被安置在卧室的床上，像一个只会呼吸的摆设。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
“起床！”
赵明哲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就看见他已经穿戴整齐，手里还拿着我的运动服。
“做……什么？”我艰难地问。
“走。从今天开始，每天十公里。”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十……公里？”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连在家走十几步都困难，他让我走十公里？
“对。我问过专家了，脑梗患者的神经重塑，就必须靠大量、重复、高强度的刺激。走路是最好的方式。”他说得煞有其事，从包里掏出一个计步器，“戴上这个。一公里都不能少。”
专家？哪个专家会这么建议！我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荒谬感。
但这只是开始。不管我如何哭闹，如何哀求，甚至是用仅存的左手去打他，他都不为所动。每天清晨，他准时把我从床上拖起来，给我穿上鞋，然后就架着我出门。
从我们家门口的小巷，走到附近的公园，然后再走回来。每一步，我都走得无比艰难。我的右脚像一条死沉的木头，我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先让我的左腿站定，然后用腰跨的力量把右腿甩出去。没走几步，我就浑身是汗，气喘如牛。
最难熬的是夏天。三伏天，太阳底下像蒸笼。我身上穿的康复衣不透气，很快就浑身湿透。汗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我想放弃，可他就会在旁边吼：“继续！不许停！你想一辈子被人用轮椅推着吗！”
我的脚开始起泡。先是脚底一片通红，然后就是密密麻麻的水泡，一个比一个亮，像癞蛤蟆的皮。每踩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钻心地疼。
回到家，我脱掉鞋袜，看着惨不忍睹的双脚，嚎啕大哭。我对着他吼：“赵明哲！你杀了我吧！你直接杀了我算了！”
他却面无表情地拿来医药箱，蹲在我脚边，用针把泡一个个挑破，然后抹上碘伏，贴上创可贴。他的手指很粗粝，动作谈不上温柔，甚至有些笨拙，但他做得一丝不苟。处理完后，他站起来，只是说了一句：“明天继续。”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嫁了一个魔鬼。
更让我绝望的是，他似乎放弃了一切。装修队的活儿彻底不管了，一开始还说是请了假，后来干脆就说队散了。他整天泡在家里，除了逼我走路，就是在家做饭、洗衣服。我们之间的矛盾，也从康复训练，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家里的钱似乎也越来越紧。女儿打来电话，想要钱报一个考研冲刺班，费用不菲。我支支吾吾地应着，却被赵明哲一把抢过电话：“小雪，你妈身体不好，钱的事儿你别操心，爸给你想办法。”
他挂了电话，迎上我质问的目光，只是含糊地说：“孩子学习是大事。”然后又说，“你的康复才是最大的事。”
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易怒，也越来越让人难以捉摸。那天下午，他从外面回来，扔给我一包新买的纸尿裤。“明天路远，时间长，以防万一。”
那包纸尿裤，像一记最响亮的耳光，扇碎了我仅存的最后一点尊严。我一个曾经体体面面的中学老师，如今却要穿着纸尿裤，像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样在街头蹒跚。
我的恨意，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这笔账，我必须记下来。总有一天，我要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03
八月的天气像个巨大的蒸笼，热得人心烦意乱。
公园里知了叫得声嘶力竭，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前挪。已经走了快四个月，虽然依然吃力，但我已经能勉强依靠拐杖自己行走了。赵明哲不再架着我，他就像个幽灵一样，跟在我身后一两米的地方，无声地催促着。
我的脚底是一层迭一层的厚茧，新的水泡依然会长，但已经破在厚厚的死皮之下，变成一种闷闷的、持续的痛感。有时候回到家，脱下的袜子上会粘着带血的脓水。
那天上午，我们绕过公园的荷花池，往回家走。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快要燃尽的油灯，脚底软绵绵的，完全是在凭本能挪动双腿。
突然，我脚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整个人毫无防备地向前扑去。
“砰”的一声闷响，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手肘和膝盖传来一阵剧痛。我试图用手撑起自己，但失败了。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屈辱感淹没了我，我趴在炙热的地面上，嚎啕大哭起来。
这是我这四个月来，第一次彻底崩溃。
周围有晨练的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没有人上前。他们都是常客，早已习惯了我们这对奇怪的夫妻。
赵明哲快步走过来。他没有立刻扶我，而是先蹲下，一把将我右脚上松开的鞋带重新系紧，系得死死的那种。
“能站起来吗？”他问，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感情。
我哭着摇头，像个无助的孩子。
“你必须站起来。”他的声音强硬起来。“没人能替你站起来。”
“我恨你！赵明哲，我恨你！”我嘶吼着，把这些日子积攒的所有委屈和愤怒，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你不是人！你就是要折磨我！看着我这样你是不是很高兴！”
他沉默地听着我的咒骂，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却什么也没说。他只是伸出手臂，稳稳地支撑在我的腋下，用不容抗拒的力量，将我一点一点地从地上提了起来。
但是，剧痛让我无法支撑。右脚刚一着地，脚底就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痛楚。原来，刚才摔倒时，一块嵌在厚茧下的陈年老疤，被生生撕裂了。滚烫的血液和脓水浸透了袜子。
我疼得浑身发抖，冷汗直冒。
赵明哲低头看到了我脚上的惨状，眉头猛地一皱。他二话不说，转过身，半蹲在我面前。
“上来，我背你回去。”
我的哭骂声戛然而止。这几个月，他都是像个凶神恶煞一样逼我，这种示弱的姿态，反而让我不知所措。
最终，我还是伏在了他的背上。
他很瘦，背很硌人。他背着我，走路有些踉跄，我能感受到他身体的微微颤抖。我把脸埋在他的后颈，闻到一股汗水混合着膏药的味道。他的脖颈处，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了一块新的膏药。
回到家，他把我放在沙发上，然后去打了一盆热水。他把我的脚泡进去，血迹和药水在盆里洇开。他用镊子，小心地清理着那处撕裂的伤口。
“嘶——”我疼得倒抽一口凉气。
他没说话，只是手上的动作更轻了些。清理完，上完药，他用绷带仔细地把我的脚包好。
我看着他低头忙碌的样子，忽然发现他头顶的头发稀疏了很多，剩下的也夹杂着大半白发。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苍老了？我心里，头一次，生出了一种莫名的、让我心慌的酸楚。
那天晚上，我口渴醒来。身边的床铺是空的，凉的。
我拄着拐杖，费力地挪出卧室。客厅的灯没开，只有阳台门开着，透进来一点路灯光。我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坐在阳台的台阶上，背对着我，肩膀在轻微地耸动。
那是赵明哲。
一阵极力压抑的、沉闷的哭声，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朵。那哭声，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像一个被困在绝境中的野兽，在独自舔舐伤口。
我愣住了，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那个在我面前永远坚硬如铁的暴君，那个从不当面流露一丝一毫柔情的男人，在黑夜里，竟是这样一副模样。
是他一直在伪装，还是我从未真正认识过他？
我没有上前，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黑暗里，听着他哭了很久。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我心里升起。那些被我恨意掩盖的种种异常，此刻像退潮后的礁石，清晰地露了出来：他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差、装修队无端解散、神神秘秘的电话、深夜的哭泣……
他到底在隐藏什么？我的心里，除了恨，第一次涌上了一种深切的恐惧。
04
从那晚开始，家里的气氛变了。
我不再对他歇斯底里地吼叫，也不再故意拖延康复。我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审视目光，观察他的一切。
我注意到，他吃得越来越少。每次我们坐在饭桌前，他总是把肉和蛋都夹到我碗里，自己就着一小碟咸菜，喝下一碗稀得见底的米粥。如果我问他，他就会擦擦嘴，说：“夏天胃口不好，吃不下。”
有一次他盛饭回来，我看到他的右手在轻微地发抖，差点把碗掉在地上。他很快将手插进裤兜，佯装无事。
那部让他总是背着我接听的电话，也变得安静下来。更多时候，他只是看着手机发呆，脸上交替着焦虑和一种死一样的平静。我不止一次看到，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右腹部，用力按压着，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可只要发现我的目光，他立刻就会把手放下，若无其事地走开。
我的怀疑在加深，恨意在消退，而恐惧在野蛮生长。
一天下午，他出门去买菜。我拄着拐杖，开始在房间里翻找。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真相。不管那真相是什么，总好过在猜疑和不安中备受折磨。
卧室的床头柜，衣柜的深处，我翻了个遍。除了我的病历和一些康复理疗的收据，一无所获。我又走进他那间堆满了工具和杂物的书房。书桌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看起来很久没人使用了。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门后的衣帽架上。那里挂着他一套沾着油漆和灰浆的工作服，已经很久没穿过了。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把手伸进他的上衣口袋里。
左边口袋，有几块零钱和一张皱巴巴的超市小票。
右边口袋，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个硬硬的、塑料质感的东西。
我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我把那东西掏了出来。
那是一个医院CT影像的袋子。上面印着“市中心医院”的字样。我的心猛地一沉，手指颤抖地打开袋子，抽出里面的影像报告和一本小小的病历本。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CT报告单。病人的姓名一栏，赫然打印着三个字：赵明哲。
我扶着墙，慢慢挪到床边坐下，开始看报告。
诊断结论那几行字，我一个一个地看，每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比任何噩梦都要恐怖：
“胰腺体尾部占位性病变，大小约4.5cm×3.8cm，形态不规则，考虑胰腺癌可能性大。肝内可见多个大小不等类圆形低密度灶，最大直径约2.1cm，边缘轻度环形强化，考虑肝转移。腹腔及腹膜后见多枚淋巴结肿大，考虑淋巴结转移……”
我手里的报告单“哗”地一声滑落。胰腺癌，肝转移，淋巴结转移。这些冰冷的医学术语，像一颗颗子弹，击穿了我的心脏。我的手哆嗦着，又捡起了那本病历本。
翻开第一页，是医院的门诊记录。
就诊时间：2023年1月15日。那天，是我脑梗发作后的第4天。
主诉：上腹部持续性钝痛2月余，近期加重。
初步诊断：胰腺占位待查，继发性肝占位。
下一页，是住院记录。住院时间，1月19日到1月25日。那六天，我还在ICU里昏迷，他骗女儿说回工地处理紧急事务，原来……他是去给自己做检查，去直面死刑的宣判。
一项项检查结果，像一把把淬毒的匕首，扎进我的眼睛：糖类抗原199：>1200U/ml，肿瘤标记物严重超标。穿刺活检病理：胰腺导管腺癌，中低分化。
看到这里，我的视线已经模糊了。我又往下翻，看到了一行潦草但有力的手写字，那是赵明哲的笔迹。
“1月26日，与周主任（肿瘤内科）谈话。胰腺癌IV期，广泛转移，无根治手术指征。建议姑息化疗+靶向治疗。预估中位生存期：912个月。”
9到12个月！
我的脑子就像被人点了一把火，轰然炸开。从1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5个月！他的生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
而他的“康复黄金期8个月”，原来是在更早的时候，从另一个医生那里听来的他生命的倒计时！
我疯了一样地翻到病历本的最后一页。那是他用钢笔胡乱画的一张表格，标题是“苏敏康复计划与费用”。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康复第一阶段（13月）：被动训练，器械辅助。费用：理疗师上门，已付1万2。”
“康复第二阶段（46月）：强制性行走训练。费用：营养费、护具、计步器、鞋……合计5000。”
“康复第三阶段（78月）：独立行走，精细动作恢复。”
而在表格的最下方，他用红笔写了几个巨大的字，旁边还恶狠狠地画了几个着重号：
“放弃化疗。省下钱，给她！”
这几个字像是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仿佛看到那个男人，在得知自己的死讯后，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咬着牙，流着泪，在放弃治疗的单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把自己最后的生命和金钱，都压在了我身上，像一个疯狂的赌徒，用他的命，来赌我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我再也控制不住，攥着那本病历本，放声痛哭。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赵明哲提着一袋子菜，推门走了进来。看到我坐在床上，手里拿着病历本，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彼此对视。他的眼神里，有慌张，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被揭穿后的……如释重负。
05
空气像凝结了一样。窗外汽车的鸣笛声，楼下孩子的玩闹声，仿佛都远去了。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我手里这本仿佛有千钧之重的病历本。
赵明哲慢慢地关上门，把菜放在了地上。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像是在寻找措辞，最后却只说出几个字：“你……都知道了？”
我的声音因为刚才的哭泣而沙哑不堪，带着浓重的颤抖：“这就是你逼我的理由？”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走到我面前，缓缓地蹲下。他伸出手，想要碰碰我的手，却又在半空中停住了，像是怕弄脏了什么。
“敏敏，我……”他开口，声音艰涩，“当时医生说，脑梗后黄金康复期是八个月。过了这个时间，恢复的希望就很小了。而我……”
“所以你就放弃了你自己？！”我尖叫着打断他，眼泪再次夺眶而出。“赵明哲，你以为你这样很伟大吗！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吗！你让我后半辈子怎么活？让我在一个为我连命都不要的男人面前，怎么安心地过下半辈子！”
他没有辩解，只是用力地抠着自己的手指，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你在医院陪我，你管过我，你逼我的时候，你自己不疼吗！”我捶打着他的肩膀，声嘶力竭。“你明明自己也痛得要死！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为什么！”
他突然伸手，猛地把我抱进了怀里。这个拥抱太用力了，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头里。他瘦骨嶙峋的身体硌得我生疼，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体里那个正在疯狂吞噬他的恶魔。
“我怕啊，敏敏……”他把脸埋在我的头发里，声音第一次如此脆弱，“我怕我多花一分钱，你就少一分康复的希望。我怕我一躺下，就再也没人能逼着你站起来了。化疗太痛苦了，花钱也没个底……可你的康复，是看得到的，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你的腿能动了，你能走了……我要是能看着你重新走，我就算死，也能闭眼了！”
他哭了。在我面前，第一次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哭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就在想，我死了，赵雪还没结婚，你半身不遂，这个家怎么办？我就一个念头，我不能让你瘫着！你得站起来，你得活着，好好的活着，把这个家撑下去！”
我的恨意，那筑了八个月的堤坝，在这一刻彻底崩塌。剩下的只有心恸，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还剩多久？”我抱着他，哭着问。
“医生说……最多，还有两三个月。”
“这8个月，是他告诉你的？”
他沉默地点点头，眼神随之黯淡。“他说的……不单单是你的黄金康复期。他说，8个月之内，你站不起来，就很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而我，也可能撑不过八个月……”
我忽然从他怀里挣脱出来，死死盯着他。有一个问题，我必须问清楚。
“舅舅。”我盯着他的眼睛，“你今天早上打电话，说要带我来说理……你告诉过舅舅吗？关于你的病？”
他愣了一下，随即摇头。
“那你是怎么跟他商量好，让他今天陪我过来的？你们到底，在串通什么？”
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像是有什么巨大的秘密难以启齿。
“敏敏，有些事，你不能只听我的。你要自己去看看……”他顿了顿，艰难地开口，“舅舅他，不是我叫来的。但是……我知道他会来。因为……因为他和你一样，想知道这8个月的真相。关于我，关于你，关于你脚上的伤，有时候为什么伤得那么重……”
我愣住了。他的话里藏着更多的东西。
“你看，这里面，有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他颤抖着，从上衣内侧的口袋里，又掏出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张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工作牌，上面的名字是“周庭”。
“是你的康复医生，周主任。他……他答应我，今天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和我舅舅。”
周主任？我的康复医生？他为何会卷入其中？
我看着赵明哲，他脸色苍白如纸，眼神却异常坚定。他是这场“暴行”的执行者，但幕后，似乎还有一双我看不见的手。这八个月的炼狱，不只是我丈夫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疯狂？
“叮铃铃——”
就在这时，舅舅的电话打了过来。我木然地接听，里面传来舅舅中气十足的声音：“敏敏，我到楼下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周医生说他马上也到！听他电话里的意思，你可真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了！今天必须让赵明哲那小子，把话说清楚！”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赵明哲用命逼我。周医生为何知道内情？舅舅又为何会如此及时地出现？这间屋子里，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
我看着手里那张被攥得皱巴巴的病历本，和桌子上那张属于我主治医生的工牌。
一个疯狂的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