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23岁郑苹如押赴刑场,行刑官惜貌不忍,她提请求后对方点头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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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郑苹如"词条、《申报》民国档案、《郑苹如案卷》上海特工档案、魏斐德《上海警察》、《良友》画报1937年相关期刊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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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上海西郊中山路附近的荒野,寒风割面,枯草连片,天色压得很低,像是要把整片荒地都往下压一压。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荒地边缘,车门打开,一个年轻女人被押了下来。

她穿着素色旗袍,发丝被冷风带动,轻轻拂过脸侧,她没有伸手去拨,只是安静地站在那片荒野里,没有哭,没有挣扎,脚踩在枯草上,身子站得很稳。

林之江走近,脚步在距她三步的位置慢了下来。

他身边跟着的几个手下,也跟着停住了,没有人急着动手,谁都没有出声,荒野上的风一阵一阵地刮过来,把那片沉默推得越来越深。

这个女人叫郑苹如,二十三岁,中统特工,曾只身深入汪伪特务机关,参与刺杀汉奸丁默邨,事败被捕,在76号关押数月之后,被押至此处执行死刑。

荒野上寂静得只剩风声。

郑苹如站在那里,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林之江,缓缓开口,说出了她人生最后一个请求。

林之江听完,沉默了很久,久到旁边的人都以为他不会开口了,然而他最终还是缓缓点了头,默然应允。

然而,就在那一声枪响落下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二十三岁的女人,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三年,才一步一步走到了这片荒野之上。



【1】旗袍与战火

1918年,郑苹如出生于上海。

她的父亲郑钺是浙江人,早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在司法系统任职多年,是上海法律界颇有声望的人物。

他为人严谨,处世周全,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算得上是少有的能在各方势力之间保持稳妥的人。

郑家的家风注重教育,注重礼仪,几个孩子从小便在这种氛围里长大,各自养成了沉稳的性格底色。

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出身日本名门,与郑钺相识于郑钺留学日本期间,两人结为夫妻之后,木村花子随丈夫定居上海,将日本家庭对礼仪与内敛的重视一并带进了这个家。

郑苹如从小便在中日两种文化的浸润里成长,中文与日语都说得极为流利,且毫无半点学习腔,完全是地道的母语水准。

在战前的上海,这不过是一个中日混合家庭普通的语言特征,没有人会对此多想什么。

但到了1937年之后,这种能力的价值,便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骤然放大了许多倍。

郑家的生活,在战前是安稳而体面的。

郑钺的职业背景给家庭带来了稳定的社会地位,木村花子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几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郑苹如是其中最为出众的一个,不仅容貌出挑,更有一种同龄女孩少有的沉静与通透。

她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了一种超出年龄的从容——在郑家举办的各类家庭聚会上,来来往往的客人里,有各种各样的人,郑苹如总是能够很自然地与不同背景的人交谈,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该沉默,这让郑钺的许多朋友都对她印象深刻,觉得这个孩子与众不同。

1937年,郑苹如十九岁。

那一年,她登上了《良友》画报的封面。

《良友》画报是民国时期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画报之一,出现在封面上的女性,无不是在社交圈中已经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人物。

郑苹如以一个尚未步入社会的年轻女子身份登上这张封面,足以说明她在当时上海社交圈中的知名度已经相当可观。

画报上的郑苹如,穿着精心搭配的旗袍,神态自然,不似摆拍,带着一种从容的气质。

看过那张封面的人,后来在回忆中都提到,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寻常的清醒——不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柔弱或娇媚,而是一种沉静的、带着自持的清醒,让人看了之后,会在心里留下一个印象,却又说不清那个印象究竟是什么。

然而,就在这张封面印刷出来、分发到上海各大报摊的同一年,战火烧到了上海。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这场战役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以极为惨烈的代价试图守住上海,最终未能阻止日军的推进。

1937年11月,上海大部分地区落入日军控制,仅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作为孤岛,维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

上海的面貌,在短短几个月内彻底改变了。

街头开始出现日本宪兵的身影,曾经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区变得萧条而压抑,大批市民向租界集中,整座城市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秩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郑家的饭桌上,那段日子里多了很多沉默。

某天晚饭后,郑苹如跟着父亲走进书房,郑钺在桌前坐下,拿起一份文件,低着头翻看,郑苹如站在书架旁,背靠着架子,看着父亲的侧脸,没有立刻开口。

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要去做一件事。"郑苹如说。

郑钺放下手里的文件,抬起头,看着她,没有说话,等她继续。

"中统那边,有人找过我,"郑苹如说,声音平稳,不高也不低,"我想接。"

郑钺的表情没有变,但他把文件放下的动作慢了一拍。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书房里只有窗外远处偶尔传来的车声,然后又归于寂静。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最终开口,不是在问,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双方都清楚的事实。

"知道,"郑苹如点了头,"正因为知道,才要去。"

郑钺没有再说话,只是看着眼前这个女儿,看了很久,看她站在那里,背靠着书架,神情平静,像是已经想清楚了。

那天晚上,郑苹如从书房出来,经过走廊的时候,木村花子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件刚洗好的衣物,看见女儿出来,看了看她的神情,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去吃点东西,厨房里还有。"

郑苹如应了一声,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来,拿起碗,安静地吃着。

木村花子站在旁边,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做自己的事了。

就这样,1937年,郑苹如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为一名情报工作人员。

她的任务方向很快确定了下来——利用混血背景、流利的日语以及在上海社交圈的广泛人脉,渗透进日伪官员和特务系统的社交圈子,收集情报,持续向中统输送信息。

从踏上这条路的第一天起,郑苹如便开始了两套身份之间的来回切换。

在外人眼里,她仍然是那个出现在各类宴席和社交活动上的名媛,旗袍得体,谈吐有度,与日本军官和汪伪官员谈笑自如,举手投足之间没有半点破绽。

但在那张镇定的外表背后,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观察,都在被悄悄记录,然后以隐秘的方式传递给中统。

每一次赴约,她都知道自己坐在一群随时可能识破她真实身份的人中间,而一旦被识破,等待她的就是76号。

但她坐下去了,每一次都坐下去了,然后在恰当的时机起身离开,带走那些用笑脸换来的信息,再安静地消失在上海的街道上。

这样的双重生活,从1937年一直延续到1939年,整整两年,从未暴露过一次。

维持这种状态需要的,不仅是胆量,更是极强的心理稳定性和极为细致的行事方式。

两年里,那种持续的紧绷,是旁观者难以想象的。

她要在每一个场合都保持绝对的自然,不能让任何一个细节露出破绽,不能在任何一句话里给对方留下任何可疑的印象。

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那两年里,被一次次的危险和一次次的周旋,硬生生地磨出来的。

到1939年,郑苹如已经是中统在上海情报网络中经验相当丰富的一员。

就在这一年,中统方面给她安排了一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比此前任何一次都要危险得多,也意味着一旦失败,她将面临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结局。



【2】76号的阴影

1939年,中统的一名联络员在一处隐秘的地点找到了郑苹如,把新任务的内容告诉了她。

两个人坐在一间不显眼的房间里,联络员的声音压得很低,说话的时候,眼睛不时扫向窗外。

"目标是丁默邨。"联络员说。

郑苹如没有立刻开口,只是安静地听着,手放在桌上,指尖没有动。

"76号那边,你也清楚是什么地方,"联络员继续说,"丁默邨现在是那里的核心人物之一,我们需要有人能接近他,持续传递他那边的情报,这个人要能打进他的社交圈,还不能引起他的怀疑,条件合适的人不多,但你合适。"

"怎么接近。"郑苹如问。

"还是老办法,"联络员说,"用你在社交圈的身份,找机会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不用着急,慢慢来,先建立接触,再一步步推进。"

郑苹如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她知道76号是什么地方。

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所在地,主要负责监控、逮捕、审讯乃至处决被认定为抗日分子或国民政府情报人员的人。

这个地方以手段残酷著称,凡是被送进76号的人,能够完整走出来的,寥寥无几,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圈子里,76号这三个字,几乎等同于终点。

丁默邨是76号的核心人物之一,早年曾在国民政府情报系统任职,后转而为汪伪效力,凭借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狠辣的手段,在上海特务系统中建立起了相当的权势。

这样的人,身边从来不缺保护,出行路线和日常活动都有专人安排,轻易不会出现在缺乏防护的场合,要接近他,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但郑苹如接受了任务,没有多说什么,起身离开了那间房间。

在接下来的数月时间里,她用此前两年磨砺出来的全部经验,开始一步步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

她出现在丁默邨可能出现的各类场合,用流利的日语与周围的日本军官和汪伪官员闲聊,让自己成为那个圈子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再通过圈子里的人际关系,一步步靠近丁默邨的视野。

第一次正式接触之后,丁默邨让人打听了郑苹如的背景。

打听的结果很快送回来了。

"郑钺的女儿,"那个人告诉丁默邨,"母亲是日本人,日语说得比很多日本本土人还地道,在上海社交圈颇有名气,1937年还上过《良友》的封面。"

丁默邨听完,沉默了片刻,放下手里的茶杯,说:"安排下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丁默邨主动和郑苹如谈起了一些时局上的事,语气随意,像是在闲聊,但郑苹如知道,那是在试探。

她应对得不急不缓,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刻意回避敏感的话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看似中立的话,让丁默邨既找不到任何可疑之处,又对她多了一层兴趣。

"你这个人,说话有意思,"丁默邨在那次见面快结束的时候说,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改天再聊。"

"好,"郑苹如说,嘴角带着一点笑,"随时奉陪。"

第三次、第四次见面,丁默邨已经不再明显地试探,而是开始以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与郑苹如接触,谈时局,谈生意,谈上海的各种人和事,像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闲聊的社交伙伴。

郑苹如在接触的同时,持续向中统传递着从中获取的信息。

这段双重生活对郑苹如来说,是一场每一天都在进行的高强度的心理消耗。

她必须在丁默邨面前保持完全的自然,在那种自然里不能有任何一秒钟的失神,不能有任何一个细节露出破绽。

在每一次离开丁默邨之后,她要把在那个场合里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一点一点梳理清楚,把有用的信息整理出来,再以隐秘的方式传递出去。

这个循环,在数月时间里反复进行,没有停止过。

1939年下半年,中统传来了新的指令。

联络员再次找到郑苹如,这一次带来的,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命令。

"上面决定,要对丁默邨动手,"联络员说,语气比上一次更低,"接触了这么久,时机差不多了,需要你把他引出来,找一个外面的场合,让我们的人能够埋伏。"

"地点由我来定。"郑苹如说,不是在问,是在确认。

"对,你最清楚他的习惯,"联络员说,"地点、时间,你来定,我们来配合。"

郑苹如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好,我来安排。"

从那一刻起,任务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她从一个情报收集者,变成了刺杀行动的直接参与者,这个转变,将她置于一个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危险的处境之中,因为行动一旦展开,无论成功与否,她能够安全脱身的概率都极为有限。

但她答应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郑苹如一边维持着与丁默邨的正常接触,一边与中统方面反复商议行动的具体方案。

丁默邨的日常行程规律而严格,保护也相当严密,要找到一个既能将他引至相对开放的场合、又不会引起他警觉的时机,并不容易。

每一个被提出来的方案,都在细节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推翻,然后再重新设计。

这个寻找合适时机的过程,用了将近半年。

直到1939年12月,一个合适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中统方面确定了最终方案,传话给郑苹如:时间定在12月21日,地点是她来安排,行动当天,外围人员会提前到位。

郑苹如把消息接下来,没有多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3】1939年12月21日

行动定在1939年12月21日。

在这之前,郑苹如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向丁默邨提起,说自己最近想去买件皮草,问丁默邨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看,选个地方,顺便聊聊天。

丁默邨答应了,定好了时间。

目的地是静安寺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商行,这是一家当时在上海颇有名气的皮草商店,出入其中的多是有身份的人,以此为由邀约,不会显得突兀,也不会引发对方的警觉。

12月21日那天下午,天色灰白,街上的行人裹着厚衣服,匆匆走过。

郑苹如陪着丁默邨进入西伯利亚皮货商行。

店内陈列着各式皮草,走廊里的光线柔和而略显昏黄,空气里带着皮革特有的气息。

两个人在其中慢慢走动,郑苹如随手翻看着架上的衣物,语气轻松地说着一些与皮草相关的闲话,表情和举止与平日里并无两样。

但她的心,跳得比平日快了许多。

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在心里估算着外面埋伏人员的位置,等待着那个合适的瞬间。

然而,就在这时,丁默邨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没有说话,只是扫了一眼周围,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变了一变,随即转身,快步往外走。

郑苹如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外围的埋伏人员已经察觉到情况有变,仓促之间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丁默邨,但没能致命,只伤及皮肉,丁默邨快速钻入停在外面的轿车,车子立刻驶离了现场。

刺杀,宣告失败。

郑苹如在原地被当场扣押。

76号的人很快赶到,将她押上了另一辆车。

在被押走的那一刻,郑苹如没有挣扎,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任由那些人把她押上车,靠在车座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道。

上海的街道,在那个冬日的下午,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路上的行人各自走着自己的路,没有人知道这辆车里坐着谁,更没有人知道这辆车要驶向哪里。

76号的大门打开,又在她身后关上了。

审讯室里的灯光很亮,坐在郑苹如对面的人,先是沉默地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说,你背后的人是谁,上海还有哪些联络点,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郑苹如抬起头,看了对方一眼,没有说话。

"说话。"对方加重了语气。

郑苹如仍然沉默。

"你以为沉默有用吗,"对方换了一种语气,声音低了几度,"说出来,还有机会,不说,就是死路一条,你自己想清楚。"

郑苹如的表情没有变,眼睛看着审讯室的墙,还是没有开口。

审讯换了一拨又一拨人,问的问题大同小异,问她背后的联络人是谁,问她中统在上海的据点在哪里,问她还有哪些同伴,问了一轮又一轮,每一轮都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从1939年12月21日被捕,到1940年2月,郑苹如在76号关押了将近两个月,始终没有开口供出任何一个同伴,没有以情报换取自身的生路。

这段时间里,她的父亲郑钺在外面四处奔走。

他找到了他能够联系到的所有中间人,托人向各方疏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为女儿争取一条出路,动用了他此前从未动用过的全部人脉与资源。

有一次,郑钺托人带话进去,说想知道苹如还好不好。

带话的人过了几天回来,在郑钺的书房里站定,告诉他,郑苹如让他转告父亲,不用担心她,也不用再托人了,该做的她已经做了,让家里人不要为她费心。

郑钺坐在椅子上,听完这句话,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一动没动。

书房里很安静,窗外有风声传进来,远处偶尔有车声,然后又消散了。

木村花子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坐在那里。

整个郑家,在那段日子里,笼罩在一种无声而沉重的等待里,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每一天都在等着下一个消息,但没有任何一个消息是好的。

1940年2月,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果。

76号做出了最终决定:郑苹如以抗日分子罪名,判处死刑,择日执行。

消息传出来的那天,郑钺在书房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从天亮坐到天黑,没有出来,也没有人进去打扰他。

消息传到郑家的那天下午,送信的人说完就走了,把书房的门轻轻带上。

郑钺坐在那里,手边的文件还摊开着,桌上的茶已经凉了,他也没有去碰,只是坐着,视线落在窗外灰白的天色上,不知道在看什么。

木村花子后来推门进来,看见他的样子,在门边站了一会儿,轻声说:"消息来了。"

郑钺应了一个字,没有回头。

两个人就在那个暗下去的书房里待着,谁也没有再开口,外面街道上偶尔有声音传过来,然后又归于寂静。

1940年2月,行刑的日期到了。

那天早晨,黑色轿车停在76号门口,郑苹如被押了出来,上了车。

车子驶出76号,穿过上海市区的街道,沿着中山路一路向西郊方向行驶,两侧的建筑逐渐稀疏,行人越来越少,街道越来越窄,最终在连片的荒野面前停了下来。

荒野里,林之江带着几名手下已经等在那里。

郑苹如从车上被押下来,踩着枯草走向荒地中央,在那里停住了脚步。

她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地面,又抬起头,看了看四周连片的荒野,以及远处模糊的天际线。

寒风从旷野上刮过来,把她的衣摆吹起来又放下。

林之江走近,停在她面前几步的位置,看了她一眼,没有开口。

他身边的手下也停住了,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整片荒野上只有风声。

这种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

就在荒野上的寂静越来越深的时候,郑苹如缓缓抬起头,看向林之江,开口说出了一句话。

林之江听完那句话,站在原地,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身边的手下也都停着,没有人动,荒野上的风一阵一阵地刮过来,把那片沉默吹得越来越深。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回应的时候,林之江缓缓抬手,示意手下人退后半步,随后,默然点下了头,而郑苹如站在那片枯草里。

听见那个点头,站得更稳了,整个人像是一棵在寒风里扎了根的树,再也不会被任何东西动摇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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