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体制，金融人也卷起来了！

“中了！”

李强在朋友圈发了这两个字，配图是一张税务局录用通知截图。评论区瞬间炸开，各种“牛啊”“我哥YYDS”“恭喜上岸”刷屏。

难以想象，三年前，李强还是某头部券商投行部的“强总”，税后年薪百万，出差住五星酒店，落地窗外是奔腾不息的黄浦江和流光溢彩的东方明珠塔，偶尔发张在陆家嘴国金中心喝咖啡的图片，底下全是同行羡慕的眼神。

后来，他的朋友圈画风变成了深夜刷题打卡、国考报名截图。

其实不光是他，打开近两年的国考、省考录用名单，都会频繁看到券商、基金、银行从业者的身影。

近日，证监会2026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公示中，281人里有近四分之一来自券商、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央行的名单里，亦频频出现原中信、中金的员工，清一色的硕士，不乏剑桥等名校海归。

曾经信奉“时间就是金钱”的金融圈精英，为何“逆向流动”去往朝九晚五的体制内？

01 金融人扎堆考公

“客户经理，听起来体面，其实就是个大号销售。”今年33岁的林欣，在某股份行任职对公客户经理。

林欣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毕业后进了银行，经过五六年磨砺，年收入稳定在30万左右。

但这几年不行了。“贷款需求变少，存款任务年年加码。去年分给我的揽储指标是8000万，今年直接涨到亿。”

为了完成任务，他几乎把所有关系都用上了。父母、大学同学、远房亲戚，就连小区邻居群也没放过，挨个发广告。最夸张的一次，有位做生意的亲戚说要存500万，条件是借他30万周转三个月。林欣犹豫两天，没敢答应。

“在银行，大多数人干到35岁，要是还没当上行长，基本就定型了。上面的人不走，你就上不去。”

去年开始，他打听起了考公的事。“我们支行已经有两个同事考上公务员走了，一个去了海关，一个去了街道办。听他们说，虽然工资少了点，可人也轻松了很多，最起码能睡个完整觉。”

今年3月，林欣瞄准省考的某市直单位。“报了300多人，只招1个。但那岗位要求三年以上金融工作经验，应该能筛掉不少人。”

笔试成绩出来那天，他考了第二名，最近正在准备面试。

刚刚上岸的周群，曾经是上海某公募基金后台运营岗。

和前台搞投资的同事不同，周群的年薪一直在30万左右徘徊。“前台吃肉，我们喝汤。以前觉得也还行，毕竟比体制内高。”

但从2023年开始，公司开始严控成本。年终奖从3个月薪降到1个月，加班餐补从80块降到40块，连团建都从三亚改成了崇明岛。

“工资没涨过，活儿干不完。”周群负责基金估值核算，成天跟数字打交道，容错率极低，压力非常大。

真正让她决定考公的，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她在公司加班到凌晨一点，叫了辆网约车回家。车上刷到高中同学的朋友圈，配文是“凡尔赛！朝九晚五，顿顿吃热乎饭。人嘛，身体才是最要紧的。”

“那一刻我破防了。我在陆家嘴写字楼里当牛做马，连按时吃饭都是奢望。”

2025年她开始在职备考，利用午休和通勤时间刷题。今年成功上岸上海某区财政局。

“工资降了差不多一半，但幸福感翻倍。现在每天六点准时下班，回家做个瑜伽，还能赶在日落前溜会弯。”周群满足地说。

林欣、周群的经历不是孤例。曾经捧着“金饭碗”的金融人，正积极奔赴体制内。

比如，2025年湖南省财政厅拟录用人员名单中，原百亿量化私募思勰投资的李阳，原中信建投的龙书玉，长银五八消金的胡彦乔，均在列。

根据中证协数据，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已连续3年“瘦身”：2022年末为35.61万人，2025年末为32.78万人，三年累计减少约2.83万人。

进入2026年，下滑态势仍未止步。截至2026年5月20日，全行业从业人员为32.54万人，较2025年底再减约2400人。

▲数据来源：中证协

02 奔赴体制背后

金融人的“考公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行业周期、薪酬改革、个人价值重新定位、监管收紧等多重因素助推的结果。

“钱少了”，是最直接的原因。

最近几年，囿于宏观经济深度调整，降本增效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共识。

行业转向，IPO数量大幅缩减，曾经年薪百万的投行精英，如今月薪可能砍到两三万。薪酬结构也在变化——绩效奖金“递延支付”成主流，当年赚的钱要分好几年才能拿到。

“以前奖金年底一次到位，想换车就换了。现在分三年发，每年到手的也就够交个物业费。”某家券商的中层如是描述。

更让从业者不安的是“追索扣回”机制，如果经手的项目出事，哪怕已经离职退休，奖金也得吐出来。前文的李强形容这种感觉：“就是一种虚无感、心里不踏实，辛辛苦苦赚的钱，说不准哪天就没了。”

职业天花板与“35岁危机”的双重夹击，也很致命。

金融圈的高薪，是用高强度换来的。投行人一年出差两百多天是常态，基金经理在行情波动时彻夜难眠。

互联网“35岁裁员”的惯例，在金融圈同样存在。投行、研究、交易这些核心岗位，对体力和精力的要求极高，年纪大了跟不上节奏，转型困难。

“投行里干到40岁还在做执行的，真的很少见。”有猎头向柒财经透露，“要么向上爬到管理层，要么去甲方，要么就转行。”

”只要不犯错，就能稳稳干到退休“，考公顺势成为这类人群转行的主要出口。

“以前觉得体制内一眼望到头，现在才明白，那叫确定性。”李强总结道。

不容忽视的还有，监管趋严背景下，合规成本的上升。

注册制改革后，中介机构的责任被空前强化。保荐代表人的“签字权”变成了“终身责任制”，一旦项目造假，轻则罚款、丢饭碗，重则坐牢。

“以前做项目，胆子大的能帮着‘美化’报表。现在谁敢？”一位保代直言，“每一页底稿都要签字，出了问题你跑不掉。”

与其在高压线上走钢丝，不如进入监管系统或者体制内。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年成功“上岸”的券商员工，有不少具有投行背景，甚至已经是保荐代表人。

从被监管到成为监管者，这不仅是身份的转变，也是一种风险对冲。

03 结语

当“上岸”成为金融圈年度热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整个行业生态的重构。在市场化浪潮与体制内安稳之间，越来越多人把后者作为职业赛道的终极答案。

有人说是逃离，有人说是归途。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这些个体的抉择背后，彰显了时代洪流下的集体理性——当行业的不确定性超过心理承受阈值，寻找确定性就成了本能。

而身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的金融圈，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锚定新的起点，既是勇气，也是远见。

一位在券商干了八年的朋友说：“以前觉得体制内是退路，当潮水褪去，现在才看明白，对有些人来说，这反而是最正确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