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前妻活了101岁，40岁考进人大读研，这辈子没再嫁过人

2013年2月14号，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里多了一座新坟。

墓碑上刻着"谢飞"两个字，很多人看了觉得陌生。

但要是说"刘少奇的前妻"，知道的人就多了。

这个女人活了一百零一岁，一辈子没再嫁，四十岁的时候还跟一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考研究生。

谢飞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她1913年生在海南文昌一个渔民家里，排行老八，家里人叫她阿香，大名谢琼香。

她爹靠出海打鱼养活一大家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她十三岁就考进了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进去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个敢站在板凳上喊革命口号的共产党员了。

1927年她还不满十五岁就入了党。同年琼崖发生反革命事变，国民党军队杀到她老家，她家十二口人被杀。

她一个人跑到香港找到广东省委，之后几年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福州、厦门之间来回跑，干的都是地下机要工作。

遇到敌人搜捕的时候，她把写着暗语的纸条直接吞进肚子里，有一次差点被纸噎死，同伴拍着她的背让她硬咽下去。

1934年她被调到瑞金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当机要员。几个月后红军被迫长征，组织上从八千多女兵里只挑了三十个人跟着主力走，二十一岁的谢飞是其中一个。

长征路上的苦她后来跟人讲过很多次。

在卓克基和毛儿盖那一带，饿得走不动了，她跟几个女战士蹲在牲口圈的粪堆上，拿树枝扒拉里面没消化完的青稞和玉米粒，一粒一粒捡出来洗干净炒熟了当干粮。

有时候能分到一小块生牛肉，她把肉切成薄片贴身放着，等焐成半熟再用手撕着吃，那股铁锈味她记了一辈子。

过草地的时候她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小文书，小文书饿到生理期完全乱了，她自己也在长征期间闭了经，一直到陕北才恢复。

过泸定桥时她正发高烧，战友们想把她留在老乡家里，她从担架上坐起来说你们要寄就寄我一把骨头回去，我不寄。

然后就那么昏昏沉沉跟着队伍过了那十三根铁索。

到陕北后，二十二岁的谢琼香经邓颖超介绍嫁给了刘少奇，

婚礼在瓦窑堡办的，就买了点花生和酒，毛泽东、周恩来都来了。

她也是在那天把名字改成了谢飞。婚后她给刘少奇当机要秘书，两个人在天津伪装成"周教授"夫妇，白天教书晚上把柜子搬开干活。

这段日子过了大约五年，1940年刘少奇派她渡江去送信，她到了对岸才发现所有路都被日军封死了，回不去了。

她就留在苏南当了中共余上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独立营政委，直接带兵打仗，多次重创日伪军。

她跟刘少奇就这么断了。没有离婚协议，没有告别信，什么都没有。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回去找刘少奇，她说任务完成了就干下一个任务，别的没想过。

1949年之后她被调到北京，在华北革命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职。

这时候她三十六岁了，手里连一张大学文凭都没有。

但她每天下班后关在宿舍里啃法律教材，从法理学一直啃到宪法和民法，整整啃了四年。

1953年她以四十岁的年纪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跟一帮刚本科毕业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听课。

1956年毕业后，周恩来亲自签任命书让她当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

一个在战争年代没受过任何系统法律教育的人，靠自学和读研把自己变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她在政法干校带出了新疆班和西藏班，还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

特殊时期她被关了六年，出来后又回到政法干校继续当副校长。

晚年住在公安大学宿舍里，很多事都忘了，有些亲人也不认识了，但长征路上的事她全记得，粪堆上捡玉米粒、小文书捂着肚子哭，这些画面她到死都没忘。

2006年她九十三岁，跟另外两位还活着的长征女红军王泉媛、钟月林在北京碰面，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邮票的发行仪式。

她这辈子没再婚，也从来没在公开场合提过刘少奇的名字，连回忆录里都不写。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借着刘少奇的名头要些待遇，她说她这辈子只认一个身份：中央红军三十名长征女战士之一。

2013年2月14号，谢飞在北京去世，一百零一岁，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她这辈子用过阿香、谢琼香、谢飞、谢副校长好几个名字，"刘少奇前妻"只是别人贴上去的标签，她从来没在意过，因为她一直在忙着过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