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16年，我被公司外派到印度班加罗尔。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娶了一个21岁的印度姑娘。
她美丽、优雅，7年为我生了4个孩子。
可她从不提娘家，也从没有一个亲人来看过她。
我以为她和家里断了关系，也就没深究。
直到她妹妹出事，她跪着求我陪她回去。
当我踏入那片土地，迎面而来的阵仗让我双腿发软——我这才明白，我的妻子，藏了多大的秘密。
2016年3月，深圳下了一场倒春寒的雨。
我坐在公司会议室里，听部门总监念那份外派名单，心里还在想晚上该去哪吃火锅。
"周牧阳，印度班加罗尔，驻场项目经理，任期两年。"
我手里的笔差点掉地上。
印度？我连印度咖喱都吃不惯，怎么去印度？
散会后我找总监理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牧阳，你今年三十四了，没结婚没牵挂，公司拿下那边的基站项目，需要一个能扛事的人。去两年，回来升一级。"
我张了张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三十四岁，没结婚没牵挂——这话说得倒也没错，但听着怎么那么扎心呢。
一个月后，我拖着两个大行李箱降落在班加罗尔机场。
出了航站楼，热浪扑面而来，像是有人拿了个吹风机怼着我的脸。
空气里混着尾气、香料和某种说不清的甜腻味道，我的胃当场就翻了一下。
接我的是公司当地雇的司机拉杰什，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
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我听了三遍才明白他在说"welcome"。
车子在马路上走走停停，摩托车、三轮车、牛、行人混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
我盯着窗外看了十分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怎么就来了这个地方。
公司在班加罗尔电子城附近租了一栋小楼当办公驻地，楼上是宿舍，楼下是办公区。
同事一共七个人，全是中国人，大家互相看了一眼，都苦笑。
最开始那几个月，日子过得兵荒马乱。
工期紧，印度工人的效率让我抓狂——说好早上八点开工，九点半人才到齐。你催他，他冲你笑，双手合十说"sir，no problem"，然后该磨洋工继续磨洋工。
我每天加班到半夜，回到宿舍累得连澡都不想洗。
周末难得休息，其他同事约着去市中心逛街，我一个人窝在房间里打游戏。
有时候也会出去走走，去附近的拉尔巴格植物园坐坐。
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看着印度人一家老小在草地上野餐，心里莫名地空落落的。
三十四岁了，在国内相亲相了无数次，没一个成的。
不是我眼光高，是人家嫌我常年出差，没时间顾家。
现在倒好，直接出国了，这婚事大概率是黄了。
我妈在电话里叹气："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
我说："妈，我在这儿挣钱呢，回去就找。"
可我自己都不信这话。
那年九月，班加罗尔进入雨季。
公司和一家印度本地的设备供应商谈合作，对方是个老油条，几次谈判都在价格上跟我们打太极。
那天下午第三轮谈判，地点在对方公司的会议室。
我带了两个技术同事，对方来了五六个人，阵仗不小。
双方落座后，对方的负责人拉奥先生用印地语跟旁边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冲门口喊了一声。
进来一个年轻女人。
我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再也没能移开目光。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丝质衬衫，黑色西裤，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
皮肤不像大多数南印度人那么深，是一种象牙白的颜色，五官立体得像电影里走出来的。
但最让我注意的不是她的长相，而是她的气质。
她走路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抬起，目光平视前方，脚步稳定从容。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她不是来给人当翻译的，倒像是来视察的。
"这是普莉雅小姐，今天临时帮我们做中文翻译。"拉奥先生介绍道。
她冲我们微微点头，没笑，只说了一句："你们好。"
中文，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带一点北京腔。
我愣了一下。
谈判过程中，她的翻译精准流利，专业术语信手拈来。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在翻译的时候，偶尔会不自觉地改动对方的措辞。
不是翻错了，是她觉得对方说得不够得体，自己润色了一下。
那种"我来替你把话说好"的姿态，不像一个打工的翻译，倒像一个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人在"屈尊"帮忙。
谈判结束后，大家起身准备走。
我的同事老贺突然撞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泼了对方一个人一身。
场面顿时尴尬。
对方那人脸色很难看，用印地语骂了一句什么。
老贺听不懂，但看表情也知道不是好话，急得直道歉。
我正准备上前打圆场，普莉雅已经开口了。
她用印地语平静地说了几句话。
语速不快，语气不重，但那个被泼了茶的人脸色一变，立马换上笑脸，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她对我微微一笑——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然后转身走了。
那个笑容不热络，甚至有点疏离，但干净得让人心里一颤。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又在不同的场合见了她三次。
一次是在电子城的一家咖啡馆，她一个人坐在角落看书，是一本法语原版的加缪。
一次是在我们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她来买水。
还有一次是在那家供应商的办公楼门口，她似乎刚从里面出来。
第三次遇见的时候，我忍不住叫住了她。
"普莉雅小姐？"
她停下脚步，转过头，挑了一下眉毛："周先生？"
"你记得我？"我有点意外。
"你的同事泼了人家一身茶，很难忘记。"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
我趁机问她："你中文怎么学的？说得太好了。"
"在德里大学读过两年中文。"她说，"后来又在北京待过一年。"
"难怪有京腔。"
她没接话，只是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审视。
好像在掂量——这个人值不值得多说几句。
"你经常来这边？"我硬着头皮又问了一句。
"偶尔。"她说，"我只是兼职做翻译，不在这里上班。"
"那你平时……"
"周先生，"她打断我，"你是想约我吃饭吗？"
我被她的直接噎住了，但很快反应过来，笑了一下："对，你愿意吗？"
她盯着我看了大概三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好。周五晚上，你来MG路那条街的南印度餐厅，我教你怎么吃手抓饭。"
周五晚上，我换了三件衬衫才出门。
到了那家餐厅，她已经坐在里面了，换了一身暗红色的纱丽，额头点了一颗小小的红痣。
比上次见面又美了好几分。
菜上来后，她看我拿着勺子笨手笨脚，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放下勺子。"她说。
她伸出右手，五指并拢，示范给我看怎么把米饭和咖喱拌在一起，怎么用拇指把食物推进嘴里。
我学着她的样子做，弄得满手都是酱汁，狼狈极了。
她笑得前仰后合，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放下所有的疏离和矜持。
那一刻，我心里某根弦彻底被拨动了。
之后的日子，我开始频繁约她见面。
说来也奇怪，她虽然话不多，但每次我约她，她几乎都来。
我们去过班加罗尔的各种地方——拉尔巴格花园、维迪亚纳萨加尔湖、库本公园。
她带我去印度教的寺庙看祭祀，我带她去中国城吃火锅。
我发现她身上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个兼职翻译，不该懂那么多。
她能说出法国每一个产区的红酒特点，她能哼出完整的拉格音阶，她谈起莫卧儿帝国的历史如数家珍。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马术俱乐部，她盯着里面看了好久，眼里有种说不清的怀念。
我问她："你会骑马？"
她收回目光，淡淡地说："以前会。"
"以前"——这两个字她说了太多次。
以前会骑马，以前学过古典舞，以前家里有很多书，以前……
可每次我追问"以前是什么样的"，她就沉默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她租的公寓里吃完饭，坐在阳台上吹风。
我鼓起勇气，问了她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普莉雅，你到底是什么人？"
她偏过头看着我，月光下的侧脸美得不真实。
"一个普通的印度女人。"她说。
"你不普通。"我说，"你的谈吐、你的见识、你的气质……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我是婆罗门。很高的种姓。但我已经和家里断了关系，很多年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过他们安排的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
她转过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牧阳，你不需要知道那些。你只需要知道——现在的我，只是普莉雅。一个在班加罗尔讨生活的女人。够了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有恳求，有坚定，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恐惧。
我点了点头："够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吻了她。
又过了两个月，我跟她求婚了。
地点不浪漫——就在我们公司楼顶的天台上，我买了一束花，花瓣被班加罗尔的热风吹得东倒西歪。
我单膝跪下的时候，她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哭了。
不是那种感动的抽泣，是一种压抑了很久的崩溃。
她蹲下来，和我平视，泪水大颗大颗地掉，声音抖得厉害："你……你不会后悔吗？"
我说："不会。"
"你什么都不知道。"她说，"你什么都不了解我。"
"我知道你这个人就够了。"我说。
她抱住我，哭了很久很久。
后来她答应了。
但她提了一个条件。
"不通知我的家人。不办婚礼。就我们两个人去登记。"
我犹豫了一下："你确定？在你们文化里，结婚不通知家人……"
"我没有家人了。"她打断我，语气决绝，"从我离开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了。"
我没有再问。
登记那天，只有我的三个中国同事和她的两个朋友在场。
简单得像走了一个手续。
但在我们去登记处的路上，经过一座印度教寺庙时，她突然让司机停车。
她下了车，站在寺庙门口，看着里面的神像，整个人一动不动。
我在车里等了五分钟，她始终没有进去。
最后她转身回来了，眼眶微红。
我问她怎么了。
她摇摇头，说了一句我当时没听懂的话："我对不起她。"
她？谁？
我没追问。现在想来，那时候我就该追问的。
婚后的日子平静得出奇。
普莉雅辞掉了翻译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2017年年底，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了，我给她取了个中文名叫安安。
2019年，二女儿来了，叫乐乐。
2020年，大儿子，叫念生。
2022年，小儿子，叫念远。
四个孩子，她一个人操持得井井有条。
做饭、带娃、辅导作业、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她什么都做，从来不喊累。
我常年忙项目，加班到深夜回来，她还会给我留一碗热汤。
我偶尔心里过意不去，说要不请个保姆。
她说好。
但保姆来了之后，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普莉雅和保姆说话的时候，偶尔会不自觉地用一种很短促的语气。
不是凶，是那种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简洁。
"茶倒了。"
"地重新拖。"
"孩子的衣服用四十度水洗。"
保姆被她指挥得服服帖帖，没有一句怨言。
后来我们请了一个本地司机，普莉雅和他说话的口吻也是一样——简短、不容置疑、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威感。
她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的过去，不像她说的那么简单。
还有一些更让我在意的细节。
她从来不接陌生号码的电话。
手机上没有任何社交软件。
没有Facebook，没有Instagram，连WhatsApp都只加了几个人。
她几乎没有朋友来家里做客，除了那两个参加我们婚礼的女孩偶尔来一趟，其他时间她的社交圈子小到几乎不存在。
有一次我下班早，回家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新闻。
播的是印度议会的什么政策辩论。
我随口说了一句："看这个啊，多无聊。"
她头也没抬，嘴里嘟囔了一句："那个拉贾斯坦邦的议员在说谎，他们那个矿业修正案根本就是为了几个大家族的利益……"
我愣了一下。
她话说到一半也愣了，随即关掉电视，站起来说："我去热饭。"
我想追问，但看着她的背影，又把话咽了回去。
还有一次，大概是2020年的事。
我带着普莉雅和两个女儿去班加罗尔最大的商场买东西。
安安想吃冰淇淋，我带她去一楼买，普莉雅带着乐乐在二楼看童装。
等我买完冰淇淋上楼，远远地看到普莉雅站在一家店门口，脸色不太对。
她面前站着一群人——四五个印度人，穿得很讲究，男的戴金表，女的戴大颗宝石项链。
他们看着普莉雅的表情很复杂——是那种震惊、错愕、然后迅速退避的表情。
为首的一个中年男人对普莉雅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
然后那群人匆匆转身走了，几乎是小跑着离开。
我走过去，问她："认识的人？"
她抱起乐乐，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不认识。"
"可他们看你的眼神……"
"不认识。"她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那件事之后，她有一整个星期都心神不宁。
半夜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身边是空的，卫生间的灯亮着。
我起来走过去，门缝里传来很轻很轻的哭声。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回了床上。
她大概以为我不知道。
可那种深夜独自哭泣的情况，在之后的几年里，发生了不止一次。
2021年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无意间在她衣柜最底层发现了一个檀木盒子。
上了锁的。
我好奇地拿起来掂了掂，不重，但里面明显有东西。
正准备问她，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卧室门口。
"放下。"
她的声音不大，但冷得我手一抖。
我转头看她，她的脸色一瞬间变得苍白，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猫，既恐惧又凶狠。
"那是什么？"我问。
"我的东西。"她走过来，从我手里把盒子抽走，"不要碰。"
"普莉雅，我是你丈夫——"
"我说了不要碰。"
她把盒子紧紧抱在胸前，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那天她整晚没跟我说话。
我心里翻江倒海，却无处诉说。
我想我娶了一个有秘密的女人。
她的秘密有多大，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个盒子里装的东西，对她来说比命还重要。
日子一天天过，秘密像一面透明的墙，立在我们中间。
我试过旁敲侧击。
有一次孩子们画画，安安画了一幅"我的家人"——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都在，唯独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幼儿园老师还专门问了安安，安安回来问她妈妈："妈妈，我的外婆在哪里？"
普莉雅正在切水果的手顿了一下。
她放下刀，蹲下来摸着安安的头，笑着说："外婆住得很远很远，太远了来不了。"
安安追问："有多远？比中国还远吗？"
普莉雅的笑容僵了一瞬："比中国还远。"
那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靠在沙发上看她，终于忍不住了。
"普莉雅，我们结婚五年了。四个孩子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关于你家里的事？"
她坐在对面，双手搭在膝盖上，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没什么好说的。"
"你爸妈呢？兄弟姐妹呢？你就不想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外公外婆？"
"他们不需要认识。"
"为什么？"
"牧阳，"她抬起眼睛看我，"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的吗？你说只需要知道现在的我就够了。"
"可是——"
"够了吗？"她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一些。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胸口堵得慌。
"你这样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说，"你背后有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我连保护你都不知道该保护什么。"
她沉默了。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阳台上，背对着我。
很久之后，她的声音从夜风里传来，带着颤抖。
"你不会想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知道了你会害怕。"
她转过身，月光照在她脸上，我看到她的表情——不是赌气，不是撒谎，是真真切切的恐惧。
"知道了……你可能会想离开我。"她说。
那是我们结婚五年来最接近崩溃的一次对话。
那晚我们各睡各的，中间隔着一整条走廊。
除了她本人的谜团之外，还有一些事让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我们住的小区，有一段时间门口总停着一辆黑色的丰田SUV。
我第一次注意到是在超市停车场——那辆车就停在我们车后面三个车位。
第二次是在孩子学校门口。
第三次是在我们小区大门外的路边。
都是同一辆车，车牌号我记住了。
但每次我想走近去看，车就会不紧不慢地开走。
我问过小区保安，保安说没注意到。
我和普莉雅提起这件事，她的表情闪过一丝什么，但很快摇了摇头说："可能是巧合。"
我不信。但我没有证据。
直到2022年发生的那件事，让我确信——有人在暗中看着我们。
那天是周末，我开车带全家去郊外的一个度假村。
走到半路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我的车正常通过，突然左边冲出一辆失控的卡车。
我来不及反应。
就在卡车要撞上我们的一瞬间，一辆黑色的车不知道从哪里切了进来，横在我们和卡车之间。
"轰"的一声巨响。
那辆黑色的车被卡车撞得侧翻，我们的车只是被气浪推了一下，歪到了路肩上。
孩子们吓得大哭。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手抖得握不住方向盘。
等我反应过来冲下车去看的时候，那辆黑色的车——对，又是一辆黑色SUV——里面的人已经爬出来了。
两个壮实的印度男人，脸上有血，但看起来伤得不重。
他们互相扶着，头也不回地往路边走。
我追上去喊："等一下！你们没事吧？需要叫救护车吗？"
其中一个人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很复杂——有审视，有确认，还有一点……如释重负。
然后他对另一个人说了一句印地语，两人加快脚步，钻进路边等着的另一辆车里，扬长而去。
我站在路边，浑身冷汗。
回到车上，普莉雅抱着两个哭闹的孩子，脸色惨白，但嘴唇紧抿。
"你看到了吗？"我问她，声音发干，"那辆车是冲着我们来挡的。它救了我们。"
她没有看我。
"普莉雅！"
"先回家。"她的声音很低，"先回家。"
回家之后，孩子们安顿睡下，我把她堵在厨房里。
"你必须告诉我。"我说，"那些跟踪我们的人，那辆替我们挡车的人——他们是谁？"
她靠着灶台，双手交握在身前，看着地面。
"你不肯说是不是？"我的火上来了，"好，你不说我自己去查。"
"不要查！"她猛地抬头，眼里全是惊恐，"牧阳，你听我说，千万不要去查！"
"为什么？！"
"因为……"她的声音发抖，"你会惹上麻烦的。大麻烦。"
我盯着她看了好久，心里又气又怕。
最终我还是没去查——当时没有。
但过了几个月，一次喝酒喝多了的时候，我把这件事跟印度同事维克拉姆说了。
维克拉姆是我们项目组的本地工程师，跟了我三年，关系很好。
我跟他说了那辆车、那些人、还有普莉雅的种种异常表现。
"帮我查查她的背景吧。"我说，"我知道你有渠道。"
维克拉姆答应了。
一周后，他约我在公司楼下的茶摊见面。
他来的时候脸色很差，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查到了？"我伸手去接。
他把信封往后一缩。
"牧阳，"他压低声音，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紧张，"你媳妇的事，我只查到了一点点。但光那一点点就已经……"
"已经什么？"
他看了看四周，把信封递给我，然后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手里的茶杯差点砸到地上。
"你别查了。就当不知道。你如果命想要的话，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我低头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姓氏，和几行简单的信息。
我的手在抖。
"维克拉姆，这……"
"我已经把电脑里所有记录都删了。"他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牧阳，我们没有见过面，你什么都没问过我。"
然后他转身走了，步子快得像在逃。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厨房里忙碌的普莉雅——她正在给孩子们做晚饭，围裙上沾着面粉，嘴里哼着一首印度歌谣。
那么温柔，那么家常。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纸。
上面的信息很少，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敲在我太阳穴上。
我没有继续追查。
不是不想——是不敢。
2023年8月14日，凌晨两点十七分。
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是我们全家命运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热得睡不着，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快迷糊了，一阵刺耳的铃声突然响起来。
不是普莉雅平常用的手机。
是另一个声音——尖锐、急促，像某种老式手机的铃声。
我猛地坐起来。
黑暗中，普莉雅也坐了起来。
我看到她摸索着从床头柜最里面的抽屉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部小小的翻盖手机，我从来不知道她还有这么一个手机。
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苍白得像一张纸。
她按下接听键，把手机贴到耳边。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急促，哭着说了一串印地语。
我听不懂，但我看得懂普莉雅的表情。
那个表情——我形容不出来。
就像一个人突然看到了世界末日。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嘴唇张开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电话那头还在说，她不到十秒钟就挂了。
然后她整个人——像被人从身体里抽走了骨头一样——直接从床上滑了下去。
"砰"的一声，她跪在了地板上。
"普莉雅！"我翻身下床去扶她。
她跪在冰凉的地板上，身体像筛子一样抖。
然后她哭了。
不是我以前见过的那种无声的哭。是嚎啕，是崩溃，是那种憋了七年突然全部炸开的痛。
她双手捂住脸，指缝间全是泪水，嘴里说着印地语，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词。
我蹲在她面前，手足无措，拼命拍她的背："怎么了？怎么了？你跟我说啊！"
她哭了好几分钟才稍微平复了一点。
然后她抬起头，抓住我的手臂——不是握，是抓，指甲陷进我的皮肉里。
她的眼睛通红，布满血丝，嘴唇抖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我妹妹……"
我愣住了。
妹妹？她有妹妹？
"她出事了……"普莉雅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牧阳，她出事了……"
"什么事？怎么了？你慢慢说——"
她没有慢慢说。她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整张脸埋在我的膝盖上，哭得浑身痉挛。
"你能不能陪我回去……"她抬起头，脸上的泪还在不停地流，"我求你……我求你陪我回去……"
"回哪里？"
她闭上眼睛。
泪水从闭着的眼缝里挤出来，淌过脸颊，滴到地板上。
过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说了。
然后她睁开眼睛，说了一个地名。
"拉贾斯坦邦。焦特布尔。"
她的声音轻得像是从坟墓里传出来的。
"我要回家。"
这是她七年来第一次说"回家"两个字。
第二天一早，普莉雅就开始打包行李。
她的动作又快又利落，像是在执行一个早就演练过无数次的计划。
孩子们还没醒，她已经把大件行李收拾好了。
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她，一夜没睡的脑子又困又乱。
"孩子们怎么办？"我问。
"留在家里。让保姆照顾。我已经联系了维纳达姐——"那是她唯一的朋友之一，"她会过来帮忙看几天。"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头都没抬，语速极快。
我发现她在怕。
不是那种普通的紧张，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她在怕即将面对的东西。
"你妹妹到底怎么了？"我又问。
她终于停下来，直起身子，看着我。
一夜的哭泣让她的眼睛肿成了核桃，但她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时那种冷静和克制。
"到了那边我再告诉你。"她说，"现在……你只需要知道，我必须回去。"
"你一个人回去也行，为什么要拉上我？"
她沉默了几秒钟。
"因为我需要你。"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一个人……撑不住。"
这句话让我什么脾气都没了。
当天下午的机票。
班加罗尔飞焦特布尔，中间在孟买转机。
在去机场的路上，她一直在给我"立规矩"。
"见了长辈，低头。不要直视他们的眼睛。"
我皱眉："为什么不能看？"
"那是规矩。"
"什么规矩？见丈人还不能看一眼？"
她扭过头盯着我，表情严肃得吓人："牧阳，这不是去见普通的丈人。你必须听我的。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要表现出惊讶，不要发表意见，不要主动跟任何人说话。"
"你这搞得像我去面圣似的。"我半开玩笑地说。
她没笑。
"差不多。"她说。
我的笑容也凝固了。
飞机上，她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但我知道她没睡。
她的手一直攥着我的手，力道很大，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我低头看着她的脸，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和我生活了七年、为我生了四个孩子的女人，我到底了解她多少？
在孟买转机的时候，她去洗手间换了一身衣服。
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她。
一身暗红色的纱丽，料子看着很贵，金丝的滚边在灯光下明明灭灭。耳朵上是一对繁复的黄金耳坠，手腕上多了两只翡翠镯子——这些东西我从来没见她戴过。
"这些……"
"衣柜里一直放着的。"她看了我一眼，"我今天必须穿这些回去。"
她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化了淡妆，眉心点了红痣，额前还贴了一条细细的金链。
整个人——怎么说呢——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围着围裙做饭的妻子了。
她看起来像一个——
贵族。
从孟买飞焦特布尔只要两个小时。
下了飞机，出了航站楼，外面等着一辆白色的路虎揽胜。
车旁站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看到普莉雅，立刻弯腰行了一个大礼——不是点头，是那种近乎九十度的鞠躬。
他用印地语说了一句话。
普莉雅淡淡地应了一声，拉着我上了车。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他毕恭毕敬地关上车门，坐到了驾驶座。
"他是谁？"我小声问。
"家里派来接的人。"
家里。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嗓子发干。
车子上了路。焦特布尔是座蓝色的城市，道路两边的建筑被刷成深深浅浅的蓝，在傍晚的光线下很美。
但我无心看风景。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离开了市区，路越走越偏。
窗外从城市变成了荒野，从荒野变成了一片开阔的草地和稀疏的树林。
我心里越来越慌。
"还有多远？"我问。
"快了。"她说。
又开了十五分钟，车子拐上一条宽阔的柏油路。
是那种和周围环境完全不搭的柏油路——平整、崭新，像是专门为了什么地方而修的。
然后，路两边突然出现了人。
穿制服的人。
墨绿色的制服，腰间别着枪，对讲机里噼里啪啦地响。
他们站在道路两侧，看到我们的车经过，立正敬礼。
我整个人僵住了。
"普莉雅……"
她没有说话。
她攥紧了我的手，指节用力到微微发颤。
车子继续往前开，前方出现了一道铁门。
不是普通的门——是那种至少四米高的铸铁大门，两扇，上面铸着某种图案，像是一个家徽——老虎、弯刀和一朵莲花。
大门缓缓向两侧滑开。
我看到了里面。
一条笔直的、铺满碎石的林荫道，两边种着高大的棕榈树。
林荫道两侧，站着一排排穿白色制服的人。
仆人。至少三十个，站得整整齐齐。
道路的尽头，是一栋建筑。
不，不能叫建筑。
那是一座宫殿。
赤红色的砂岩外墙，雕花的拱门和回廊，圆顶上镶着金色的装饰，在夕阳下闪着光。
宫殿前的台阶上，站着十几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老人。
身材高大，穿着传统的白色束腰长袍，两鬓花白，面容刻着深深的纹路。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光如刀，隔着几百米的距离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压迫感。
他的身旁站着四个人，清一色的黑色西装，手里端着的——是枪。
我的腿开始发软。
车子在台阶下停住了。
车门被人从外面拉开。
热浪涌进来，裹挟着某种香料和泥土的气味。
普莉雅没有动。
她坐在我旁边，整个人都在抖。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
她挤出一句话。
"对不起……有些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那个老人已经朝我们走下了台阶。
他的步伐缓慢而沉稳，每一步都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而我坐在车里，脑子里嗡嗡作响，只剩一个念头——
我到底娶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