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抗战击毙100名日军，成为唯一一名登上开国大典的僧人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之上，红旗猎猎，人声如潮。

那一天，站在城楼上见证新中国诞生的，皆是为民族命运付出过沉重代价的人。

而在人群之中，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身影，他是一名僧人。

佛门讲慈悲为怀，讲不杀生、不争斗，可这位僧人，却曾奔走抗战前线，组织僧众救亡，甚至亲率瑶族同胞伏击日军，歼敌百余。

他是谁？他为何能成为唯一登上开国大典的僧人？

少年入空门

1908年的江苏江阴贯庄村潘家，一个男孩降生，取名潘楚桐，字琴朴。

少年时的潘楚桐，性情与同龄人颇有不同，下雨时，别的孩子在屋檐下嬉笑，他却独自走向山间。

雨水打在树叶上，溅湿衣衫，他仰头望着乌云翻滚，竟会为山中花草无人遮蔽而心生悲悯。

十五岁那年，一个冬日午后，他坐在书房温习功课，窗外街道上人来人往，商贩吆喝，行人匆匆。

忽然之间，他心里浮出一个念头：这些人奔波劳碌，是为了什么？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而我，坐在书桌前，又究竟为何而活？

恰在此时，一位友人来访，他将心中的困惑倾吐出来。朋友却反问一句：“那你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

那一刻，他仿佛被点醒，不是外界混乱，而是内心未定，不是众生迷惘，而是自己尚未明心见性。

1927年，江阴师范毕业的潘楚桐考入上海大夏大学，课堂之外，讲台之下，关于民族、关于救亡的讨论此起彼伏。

那些慷慨陈词、激荡人心的演讲，深深吸引着他，大学里，他接触到许多进步青年，参与爱国活动，倾听革命理论。

但因组织罢教、参与民运，他很快被当局盯上，风声渐紧，通缉令张贴在街头，他不得不匆匆离开熟悉的土地，流亡异乡。

流亡途中，革命理想与现实险境交织在一起，他内心愈发渴望一种更深层的答案，如何安顿身心？如何在乱世中保持清明？

踏入灵隐寺的那一刻，他仿佛从尘世的喧嚣中抽身出来，佛殿里香烟袅袅，经卷静置，他跪在佛前，心中却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沉静。

他翻阅经书，从《中论》到《法华》，从禅宗语录到唯识典籍，那些文字并非让他远离现实，而是教他在纷扰中辨明本心。

1931年春，他正式在灵隐寺剃度出家，初名“传戒”，字定慧。

受戒之后，他往返江浙之间，拜访名山大寺，潜心修学，后来，他改名“巨赞”。

“巨”有宏大之意，“赞”则寓意弘扬，他不愿做偏安一隅的僧人，而要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佛法的立足之地。

佛门惊雷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巨赞法师忽然明白，若只是独坐禅房，诵经念佛，便与时代隔绝。

佛法若不能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声音，那慈悲二字，便成了空谈。

南岳衡山，群峰环绕，寺庙林立，自古为佛教重地，巨赞法师来到这里，本是以讲学为名，继续修学与传播佛法。

可寺院之外，是满目疮痍的国土；山门之内，是忧心如焚的僧众。

僧人们议论纷纷，有人主张避世静修，有人忧虑寺庙安危，巨赞却沉默良久。

就在南岳期间，他经由田汉的介绍，恢复了与共产党人士的联系，并结识了叶剑英。

叶剑英鼓励他以佛教界的影响力团结僧众、组织救亡，于是，1939年秋，南岳圣化寺内，一场不寻常的会议正在酝酿。

巨赞法师与志同道合者共同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并组建“佛教青年服务团”。

他率团奔赴长沙，在街头巷尾宣讲抗日救国之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亲自接见，对其行动表示肯定。

他提笔写下《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致抗日将士慰劳书》《佛家之救亡抗战论》等文章。

他用佛理解释民族责任，用因果阐明抗战正义。

他告诉僧众，真正的慈悲不是逃避，而是护生护国；真正的修行，不是在深山，而是在乱世中坚守良知。

1940年，他主编的《狮子吼》创刊，《狮子吼》不是单纯的佛学刊物，它既谈佛理，也论时局；既探讨僧伽制度，也鼓舞抗日精神。

他在刊物中提出佛教必须改革，第一是“生产化”，僧众不应依赖施舍，不应脱离社会，而应参与劳动，实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

第二是“学术化”，佛教不能停留在迷信层面，必须用科学历史观研究教理，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提高僧人的文化素养。

他直言，若佛教不自我革新，便会在时代洪流中被淘汰。

这番言论，在当时并非人人赞同，有保守者认为他破坏传统，有人指责他过于激进，但更多青年僧众被他的思想唤醒。

《狮子吼》在佛教界迅速传播，许多僧人因此投身抗战救亡活动，瑶山、桂林、湖南，各地佛教团体纷纷响应。

日军与相关治安机关开始注意到这位“激进僧人”，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

暗中有刺客出动，寺庙屡遭搜查，僧人被逼问下落，巨赞法师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940年秋，他应邀前往广西桂林月牙山寺，担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表面上是职务调动，实则是一次转移。

瑶山歼敌

1944年，战火逼近广西，那一年，日军南下，桂林告急，桂平震动，西山古寺不再清净。

有人劝巨赞法师暂避锋芒，他沉思片刻，决定转入瑶山。

瑶山地势险峻，林深谷幽，是天然的屏障，当地瑶族百姓性情刚烈，历来不肯轻易屈服。

巨赞法师此前通过《狮子吼》等刊物，与不少瑶族青年建立联系，思想上的火种，早已悄然播下。

某个深夜，一名信徒气喘吁吁闯入临时栖身之所，带来密报：约两百名日军正借夜色向瑶山方向逼近，意图清剿抗日力量。

巨赞法师听完，没有惊慌，他缓缓起身，披上袈裟，转身去见瑶王李荣保。

李荣保与巨赞早有往来，对这位“能写能讲”的僧人敬重有加，两人对坐，巨赞法师语气平静：“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李荣保沉声道：“冲着谁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敢来。”

沉默片刻后，两人迅速达成一致：不能被动挨打，必须设伏迎敌。

瑶山地形复杂，山道曲折狭窄，李荣保熟悉每一处险隘，经过连夜商议，他们决定在日军必经的山口设伏，利用地形优势打一个出其不意。

这一夜，巨赞法师在山坡上来回走动，看着瑶族青年们悄然集结，有人手持土枪，有人背着砍刀，还有人只是紧握竹矛。

有人悄声问他：“法师，我们杀生，是否违背佛戒？”

巨赞法师沉默片刻，低声答道：“佛门戒杀，是护生，今日若不抗敌，更多无辜百姓将死，此战，是为护生。”

天色未明，日军已踏入伏击圈，第一声枪响骤然撕裂山谷，紧接着，是连绵不绝的火力与呐喊。

瑶族战士从两侧山坡冲下，刀光在晨雾中闪动，日军仓促应战，却被地形所困，阵脚大乱。

巨赞法师并未退居后方，他站在山石之间，指挥调度，提醒伏击点位。

战斗持续良久，最终，日军溃败，百余人被歼，其余狼狈撤退。

战后李荣保满身泥土与硝烟，走到巨赞面前，忽然放声大笑：“法师，我们瑶族平日看你的《狮子吼》，听你讲抗日救国，如今终于派上用场！”

巨赞法师看着远处渐散的烟雾，缓缓闭目，双手合十，低声念了一句佛号。

“佛怒金刚”之名，从此在广西流传开来，人们说，他既是慈悲菩萨，也是怒目金刚。

山林间的传说，将他塑造成既能执笔论道，又敢临阵指挥的高僧。

消息很快传到各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挥毫写下八个字赠予巨赞法师：“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这八个字，并非鼓励杀戮，而是对一种精神的认可。

见证新生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神州时，巨赞法师正在南方奔走。

八年风雨，寺庙被毁，僧众流离，山河满目疮痍，战火停息，并不意味着一切归于平静，反而意味着重建与反思的开始。

1948年，他创办武林佛学院，条件简陋，经费拮据，寺院房舍多有损毁，但他执意开办。

他认为，佛教若要复兴，必须培养新一代既通佛理、又懂社会现实的僧才。

课堂上，他不仅讲《中论》《唯识》，还强调文史基础，甚至鼓励学习自然科学与外语。

他提出，僧人也应掌握谋生之技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是口号，而是原则。

1949年春，他从香港辗转北上，抵达北京，他为佛教改革事宜，上书中央领导，并与多方人士深入交流。

同年9月，他以佛教界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会场之上，他身披袈裟，与各界代表并肩而坐。

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当红旗在晨风中升起，人群欢呼如潮。

巨赞法师站在城楼之上，身边是将军、学者、革命志士，而他，一袭袈裟格外醒目，那一天，他是唯一登上城楼的僧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并未停步，1950年代，他积极参与筹建中国佛教协会，后来担任副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他主张教制改革、教育改革、教场改革，强调“生产化”与“学术化”的实践落实。

他鼓励僧众参与社会生产，组织大雄麻袋厂等生产单位，使寺院不再依赖施舍。

在他的努力下，中国佛学院逐步建立体系，培养出一批兼具学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僧才。

晚年的巨赞法师，依旧笔耕不辍，著述丰厚，笔记成摞。

有人统计，他读经七千余卷，撰写文字近五百万字，可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履行一名僧人的本分。

1984年4月7日，他在北京圆寂，享年七十六岁，追悼会上，政界、文化界、宗教界人士纷纷前来悼念。

他的一生，从江阴少年，到灵隐出家；从南岳奔走，到瑶山伏击；从战火纷飞，到城楼见证；从僧人到改革者，横跨了一个时代的风雨。

有人说，他是“佛怒金刚”；有人称他为“爱国高僧”。

而他的一生，或许正是对那句自题诗最好的诠释：“身在佛门，不惹人间是非，国有大难，方显炎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