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夏：孤独实验失败报告丨驻地写作的意义

我曾有过一段在泉州海边驻留打酒的体验，终日与海相伴，擦洗吧台、杯子，顾看酒馆。短暂的“生活在别处”，尤其是全身心地投入另一种日常，往往比旅行更能带来感受上的位移。因此，每一类创作驻留都自带一种浪漫化想象和现实意义，既要迎接新世界的给予，又要即时应对一切麻烦和不可避免的孤独感。

而“写作驻留”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卷，也不是（或者说不只是）在地的灵感捕捉、写作秩序的重建，而是整个过程里并不张扬的部分：不同作家之间如何相互激发，只有书写者才会持有的共情，隔绝人群为当下和后续生活带去的变化，以及一份趋近于完整的崭新但并不遥远的生活体验。

在刚刚过去的冬与春，理想国联合阿那亚在承德金山岭召集十余位创作者，包含作家、导演、记者、精神科医生等多种职业身份，也是一群保持洞察、思辨并愿意将一己之敏锐和宽厚投注给他者的人，每个人拥有为期一个月的驻留时间。我当然会好奇不同风格、不同身份与视角的创作者，在崇山峻岭间听到怎样的回响。这一期，我们邀请作家康夫、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林雪虹、导演韩夏，请她们来各自谈谈山岭间的驻留记忆。

——主持人：杨爽（理想国华语文学馆主编）

本篇文章作者：导演韩夏

孤独实验失败报告

我竟然是第一个到达驻留地的人。三月初，春已立，山外山里却下了很大的雪。

“也有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雾凇了。”

班车司机提醒我往窗外看银色山峦的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之后待在山里的一个月里，我最后一次留在机动车膛内的机会。以至于在多日后，回北京的大巴上，许久不乘车的我，竟然在看到城市的第一眼，就晕车了。三环已然进入了烦躁的四月头，团状柳絮不经允许，就使劲往眼皮和鼻孔里钻。我拉着这些天的细软：在山中没吃完的橙子，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两双沾满泥巴的鞋，像个从未经历过都市生活的局外人，头一次学着使用打车和买菜软件，神情慌张且步态拘谨，好像患了什么无法名状的文艺病。

我惊讶于自己的笨拙，只是自主割断了一个月，我与热闹的关系，竟然变得如此尴尬和生分。

记得离开前，山顶的雪还没有化全，像捣蛋孩子手中的冰激凌，毫无预警地融化消失。空气里浓重的湿泥巴气味，对我下了明确的逐客令。

“你被踩在孤独的脚下，你不够强大。”

我气恼了好一会儿。如果我根本不属于这里的话，到底是谁更属于这里呢？是随时张开双臂大鹏展翅、也会倒打金钟的清瘦大爷吗？他猛然从山底的黑影里窜出来，形态诡异却不失清奇，我们互相点头，没有出过声；或是在食堂、超市工作的中年女性们，她们提供给我饭食，大多都戴细边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惜字如金，眼里容不得每一块污渍；也应该是书店里，看起来年岁很轻、心思很巧的一对女孩服务员，她们每天给彼此选一本书，在店里没有什么顾客的时候，大声地朗读出来。她们长久细致地讨论纽约与旧金山的区别，以及李清照的第二任丈夫。

其实在跨进清净区的第一天，我就希望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好像没那么担心，自己是不是孤身一人？”

不能和孤独相处，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项很严重的指控。这跟不够专注、不够强韧、不够有天赋一样，是一个“必须要表达点什么”的人，最需要警惕和规避的缺陷。

选择撤销这项指控的三十天中，我最常做也必须要做的练习，便是成为够格的对抗孤独之人。个中能体会到的滋味，也同山中随时变化的气温、云朵一样，不发通知也不可预判。从庸常社交生活中成功逃脱的窃喜，到沉默数日后骤然降临的口舌不适，再发展到行走途中毫无缘由的自言自语，仅用了十天——我并没有变得更了解自己。事实上，对于我这样以说话为生的导演和播客主播，多日没有张嘴“说出点什么”，反而让我觉得跟自己的关系更疏远了。

在第十一天，为了跟这种可恶的撕扯感作对，我开始像拳击手备赛一样，做出尽量详尽的应对计划，在不同颜色式样的纸张、便签、电子设备上，且最好随时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每三十分钟，不同生活与工作内容，就需轮番更换一次。早七点半拉伸，八点做早饭，八点半阅读，九点冥想，九点半就要干点“正事”。完整的一天，在下午四点到达高潮，却在傍晚六点就顿感荒凉，八点遁入虚无。

我列出了数量足够多且不容易观看收听的书籍、电影、讲座、唱片、播客条目，好像浪费一分钟，那见缝插针的孤独感，就马上要张开灰色的瘪嘴，把人心大口吞噬了一样。

不能输。我督促自己每两天跑一次步，上一次三公里，下一次五公里，最好跑遍山的五脏六腑，最好跑到心率飙升，膝盖发软。

散步中

我近距离地观察每一个人：咖啡馆低头做几小时手工的服务员，儿童游戏房里发呆的年轻母亲，做面包的手指修长的中年男子，在山顶绝望唤鹿回圈的农村大姐，她手下有十多头拥趸，臭味远扬，身体却有小狗的温度。

第十五天。网购的南方甜腻水果、定价虚高的健康食品和中外美酒纷至沓来，每一口都咀嚼二十下，消化能力会变稳定，人也会更苗条。每一口液体，都咂摸着喝，并用味蕾赋予其可视化的描述。我甚至在音乐网站上建立了一个K歌单，如果实在熬不下去的话，为自己放声唱歌，总比自言自语，看起来快乐也正常得多。

实在熬不下去，只能出门乱走。我大量地拍摄自己和景物，用单反相机拍，用手机拍，用DV拍。回看素材时，我背对镜头或看向镜头，脸上没有任何妆容，神情单纯且无害。背景里的夕阳如橙汁般醇厚，傍晚时分的云彩，比狐狸都狡猾。

练习，已经是第几天了呢？必须继续练习和孤独对峙。无论想到什么，每天是必须要写点什么的，哪怕半夜时分再按下删除键，写就是写了。如果换成运动员的规格的话，大概是每天跑十公里，100个俯卧撑，500次挥拳的量，它没那么艰苦，但如果完整地做夯实做圆满，也绝没可能短期内达标。

我更加笃信，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治愈某种跟脑回路相关的“不治之症”。人在接受药物冲击时，身体会源源不断地排出毒素。而我和孤独，也恰巧是医病过程中，两类细菌争夺领地的战役，谁好谁坏无法归因，但结果一定不是它死，就是我亡。

鏖战正酣，一次长达两天半的停水，让这次与孤独相关的实验，以失败告终。

山中的冬季，输水管破裂，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这里是山，什么时候有人来修，什么时候修得好，都像情绪的高低起伏一样，难以预料。在用瓶装水擦洗了两天发肤和马桶后，我和孤独之间的游戏，彻底被“没来水”三字带来的焦虑代替。

到底什么时候来水呢？怎么还不来水呢？那天我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只看了一部叫作《接近终点》的西班牙电影，里面充满了像我一样，试图在全然陌生的地方，治病和找意义的人。

我和电影里的人，都失败了。他们是想要自由，我是没有自来水。

远处的山峦如蛰伏的沙虫一样弓着腰趴着，已经死去好几千年了；而近处的悬崖就直接地挡在我面前，好像刚跳出来的石猴儿，被放大了一百倍。两个黑影从山间跳了出来。

我吓了一跳：“谁？”

两个穿一模一样黑色羽绒服、黑色绒裤和黑色运动鞋的年轻男子在玩手机，他们没听到我饱含恐惧的问话声，头都没抬，手机里短视频和游戏的声音，凌乱地划开山间的夜，迸出彩色的玻璃碎片。

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玩手机呢？

我的气不打一处来。他们看上去不怕孤独，也不怕没水。

临近午夜，山里一阵惊雷。劈天盖地的闪电，把整个山谷点亮。并没有下雨。一定是沙虫醒了，或者春天来了。我给刻意许久没联系的好友发了条信息：“我其实很软弱，我需要人，更需要爱。”

第二天早晨收到她的回复：“也不需要全都一个人，去走这段路，对吧？”

按了下马桶，水来了。头一茬混着泥沙和锈迹，把多日来的不安和徒劳，都冲向了地底最深处。

我认识到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在“创作点什么”的路上，最终学会和孤独相处，可能只是一场骗局。这似乎只跟天分有关，一些人只要一个人，一些人选择一群人。一部分的他们，在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中，看清自己并不想要孤独，这其实是幸运，也是一次和解的过程。而在山对面的他们，选择只和自己走这条路，他们与孤独的关系如此健康，互相依附，共生、共进退。还有少部分的我们，贪婪又诚实，既要又要，在推诿和接纳中间，时而迷惘，短暂清醒。

三十天后，我终于回到了北京，睡眠变得很踏实。我把之前写了一半的剧本写完，见了几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和自己的关系也变得更亲密了。回想山中三月的种种，似乎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