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失聪失语的姑姑，在寂静中活了75年丨人间

祖母在时，阿毛尚有去处，祖母走后，阿毛就没家了。她沿着去县城的路一路捡破烂，在寂静的人生路上，一点点收集善意。

配图 | 电影《出走的决心》

2026年4月，清明刚过，我收到消息：姑姑阿毛重病住院，心脏衰竭、肺积水，高血压和糖尿病一起压上来，全身水肿。医生说：“想吃点什么就吃吧，时间不多了。”

2026年4月24日晚，姑姑阿毛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的心像一颗石头掉进深潭里，去年，我曾看到过姑姑阿毛的照片：她穿着紫色花汗衫坐在饭桌前，面前放着一顶草帽，草帽上摆着一些零钱，她眯着眼睛看手机，脸色红润，像是终于过上了一点安稳日子。

但我知道，那只是照片里的片刻。阿毛的一生，大部分时候都在门外、路边、坟前和废品堆旁度过。她三岁后听不见，也说不出完整的话，祖母在时，她还有一个能回去的地方。祖母去世后，那个家常年锁着门，她回来打不开，就坐在门口，或者去坟前坐着。

以下内容，来自祖母生前口述、作者及家人的亲历。

阿毛于1948年出生在湖北省一个偏僻的山村，三岁那年，她发了一场高烧。祖母去药铺抓药，连喝三天，烧还是没退。第三天夜里，阿毛开始吐黑水，吐了一床，直翻白眼，脸色黑黄黑黄。

祖母急了，抱起她就往郎中家跑。祖母后来常说，那晚的月亮特别亮，她抱着阿毛，就像抱着灶膛里一块滚烫的炭。郎中家在另一个村，祖母要经过两片坟地，跨一条河，翻两座山岗，站在最后一个山岗上，看见郎中家红色的大门，像黑夜里一把救命的火。

祖母扑到那扇红色的大门上，喘得说不出话，只能拼命拍门。狗声接二连三响起来，郎中许久才开门，把完脉，他摇头说：“送来得太晚了。”祖母跪在地上磕头，说：“你行行好，救救我们吧。我会日夜求菩萨保佑你的，你是好人，你救救我们吧，只要救过来，我给你送两只母鸡。”

郎中说：“摸不到脉啊……怎么拖这么长时间……”祖母脸上的汗往眼睛里流，和着眼里的泪又往地上滴，她呜咽着从嗓子里挤出几个字：“都怪我，都怪我……”郎中一直摇头，来回换着阿毛的两只手找脉，过了许久，郎中说：“我试一下，但是要跟你说清楚，搞不好就是个死，过不去今晚，活了也是个残疾，不是聋就是瞎。你能不能当这个家？”

祖母想了一会儿，说：“就是个残疾也要救，我不能看着孩子就这样烧死。”

郎中在阿毛的头上和手上扎满长针，又在屋里点艾。祖母在烟雾里无声地哭，也无声地祷告。不知道过了多久，像半小时，又像半辈子，阿毛黑黄的脸慢慢变白、变黄，又变红。祖母已经浑身湿透，头发一缕缕搭在额头上。

回家后，阿毛又喝了三天药，逐渐恢复意识，高烧退了，耳朵聋了，也哑了。祖母信守承诺，给郎中家送去两只鸡。郎中不要，祖母执意留下。

很长一段时间，阿毛都抗拒和人交流。她总是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一坐就是半天。最初，她还能凭记忆发出类似“ma”的声音，后来，所有声音到嘴边都变成空洞的“啊啊啊”。三岁前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她瞪大眼睛，看着每个人的脸，警惕周围所有风吹草动。

阿毛六岁那年，大妹妹出生。大人忙农活，照看妹妹的事就落到阿毛身上。祖母每次出门，都跟她比画：后山上有狼，要仔细盯着妹妹。

阿毛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摇床前，大人不在家，她就从里面把门插上。很多次，大人回来敲不开门，祖母只好想办法：用一根绳子，一头绑在大门上，另一头绑在堂屋椅子上。从门外一拽，屋里的椅子就动，阿毛看见了，才会去开门。

1959年，阿毛十一岁，又一个妹妹出生。那几年，饥饿像阴影一样压在许多村庄上，我的几个姑姑后来都说，自己已经算幸运，至少没有真正饿死。

这两个妹妹，就是我的小英姑姑和小陶姑姑。小英姑姑读到小学四年级就不再上学，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小陶姑姑读到高二，在那个时候，算得上少见的高中生。她高中辍学后的第二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可等她知道时，报名已经错过。小陶姑姑没太在意，只说：“女孩子找个好男人比读书强。”

家里张嘴吃饭的人多，劳动力少，孩子又要上学，日子开始捉襟见肘。祖父原本在村里管账，各种粮食都要经他的手点数。村里有人说他昧了大家的粮食，流言越传越难听。

祖父是读书人，自认体面，骂不出那些腌臜话，也看不上那些伎俩。可体面没有换来理解，反而招来更多刻薄。祖父说：“这是欺负他没有儿子。”没多久，他辞了工回家。他不善农活，家里大部分活都靠祖母和小英姑姑，祖父多数时间只是看书、写字、写诗。

1965年，阿毛十七岁，祖母四十一岁，我的父亲出生，这下家里有了儿子。祖母差点丧命，却仍然喜极而泣，越是难得，越显得珍贵。父亲就这样在全家的簇拥中降临，姑姑们也被教导，要全力爱这唯一的弟弟。

父亲出生后，家里的条件更紧了，但是祖父母尽力给他提供相对好的生活。父亲小时候总穿洁白衬衣、千层底布鞋，背着崭新的军绿色书包去上学。阿毛原本因残疾得到的一点偏爱，被这个弟弟一点点分走。

祖母也还是心疼她，会包她最爱吃的包子，韭菜猪肉馅、白菜馅、腌菜馅，阿毛都喜欢，只是次数越来越少。更多时候，祖母会闷一大锅米饭，剩饭用来做猪油炒饭，父亲喜欢吃，祖母隔三岔五就炒。灶台上炼油剩下的猪油渣，是专属于父亲的。

姑姑们站在灶台前直咽口水。多年后，小英姑姑跟我说：“灶台上的猪油渣，我从来没有吃过。”

因为听不见，阿毛只能干“从一而终”的活。锄地就一锄到底，种菜就种完为止，放牛就早上去、中午回。也因为听不见，她没少闯祸。

有天太热，阿毛在河里洗脸，牛钻进别人菜地。路人隔着河喊，她听不见，最后有人朝河里扔土疙瘩，水溅到她脸上。阿毛抬头看见那人招手，还笑着比画：“好热，洗脸。”菜主人找上门，祖母拿五个鸡蛋赔礼，说：“我这个哑巴女儿耳朵听不见，你莫怪。”

放学路过的孩童也欺负她，朝她扔小石头，边扔边喊“哑巴”。小英姑姑就拿长竹竿赶那些孩子。阿毛见妹妹护着自己，也跑出来假意吓唬他们，孩子们嬉笑着跑远。

渐渐地，阿毛原本圆圆的脸瘦削下来，眼睛显得更大。她的脸变尖，眼神变锐，总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坐在门前，把成堆的灌木枝整理好，扎成半截胳膊长的柴火把，方便塞进灶膛。

阿毛刚成年，家里隔三岔五就来陌生人。这些人和祖父母围坐在堂屋饭桌前，边说话边打量阿毛。阿毛靠在门框上，把手插进袖筒，盯着他们的表情，努力猜他们在说什么。

一开始，祖母总是热情接待，最后却常常不欢而散。有时来人连门都没进，站在门口说几句话就走。祖母转身抹眼泪，阿毛看见了，也跟着哭，啊啊叫着去扒拉祖母。祖母抱着她大哭：“是我害了你啊。我想给你找个好人家，不然等我死了，你咋个办啊。”

阿毛听不见，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人家”。

祖父不太操心这些。他总说：“人活一天就要活好一天，不要操心太远的事；你怎么晓得，今晚脱下的鞋，明天是不是还能穿上。”因此家里的事，大多还是祖母操心。

不知道阿毛经历了多少次相亲。二十二岁那年，阿毛嫁给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男人是孤儿，家里穷得叮当响。出嫁那天，阿毛特别开心，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大家围着她，对她笑。

男人要带她走时，祖母哭了，阿毛也跟着哭，边哭边撕扯祖母，要祖母跟她一起走。第三天，阿毛自己回来了，她哭着跟祖母比画：“那个男人，不好。”

祖母问：“有没有给你饭吃？有没有打你？”

阿毛比画：“没有打我，有饭吃。他朝我翻眼睛。”

祖母说：“你吃你的饭，莫看他。”

阿毛说：“那样不好。”没有人知道，她说的“那样”，是指丈夫翻眼睛，还是指自己不看丈夫，也没有人继续追问。

所谓“翻眼睛”，其实是眼神和表情。因为听不见，阿毛对世界的判断几乎全部来自眼睛。和她相处，需要用温和的眼神正视她，面带笑意，动作缓慢地比画，任何一步没到位，她都可能理解成“你要伤害我”。

语言交流尚且有歧义，手势比画更难免疏漏。有时只是别人不经意的一瞥，阿毛就会像玻璃一样碎掉。我年少时并不明白，阿毛战战兢兢的背后，是对人生长久的恐惧，在她的世界里，到处都充满危险。

阿毛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姑父，是个话不多的庄稼人。结婚后，他买了一头小猪，又买了小鸡。阿毛负责喂猪、喂鸡，他在外面干活，两个人就这样搭伴过日子。

第二年夏天，阿毛生了一个男孩。她一刻不离地带着孩子，把家里最好的吃食留给他，给他做布鞋、做衣服。孩子还不到三岁，她已经把五岁要穿的衣服都做好了。

她像当年照看妹妹那样，把绳子一头绑在孩子身上，另一头绑在自己身上。孩子有什么动静，她能立刻知道。

有天，阿毛要去挑水。全村共用的水井在池塘南边，要绕过池塘，再过一条长长的田埂。她舍不得孩子跟着走那么远，就把孩子锁在屋里。阿毛挑到第三担，她在田埂上歇了一会儿。等她回家时，看到了后来一生都忘不掉的一幕：孩子倒插在水缸里，地上是一只踩翻的板凳。

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大的叫声。大家闻声赶到时，阿毛正抱着孩子疯狂摇晃，地上还躺着一只死鸡仔。后来人们猜，孩子是踩着板凳把小鸡放进水缸里玩，去捞时凳子翻了，一头栽进水缸。

没有人知道，那天阿毛怎么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也许在她看来，自己只是在呼唤孩子，叫他快点回到身边。

孩子死后，阿毛开始变得“不正常”。她不喂猪，也不喂鸡，家里的活也不做，大多数时候就在池塘边、水井边游荡。丈夫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水也没有，就对着她骂。阿毛扭过头，不看他。丈夫生气，就拿碗砸她，拿竹竿打她。

阿毛看见丈夫发怒的脸就发抖，开始往外跑。跑着跑着，她就跑回祖母那里。祖母看见她躲在墙角瑟瑟发抖，不知道已经躲了多久，便把她拉进自己房间，关上门，转身去给她包包子。

大家都说阿毛疯了。以前她还能简单交流，现在不搭理人，还会攻击人，动不动拿棍子打人。孩子们躲着她，叫她“哑巴疯子”，只有祖母说，她没疯。

吃完包子，祖母照例问缘由，阿毛边哭边比画：“他拿碗砸我，拿棍子打我。我跑，他追不上我。我要住在这里。”

祖母比画：“他打你，你就跑快些，离他远点，把饭吃饱。”又补一句：“你住这里不行，有人要怄气的。”

阿毛又开始哭，她哭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眼泪，祖母也默默流泪。过了许久，祖母比画：“我去端水擦擦竹床，你睡竹床，挨着我的床。”阿毛抹一把眼泪，拿了盆，跟着祖母去了灶屋。

三天后，祖母背起布袋，送阿毛回去。阿毛不肯走。祖母比画：“你不回去，这里也有人要打你。”又像是说给自己听：“我没本事，护不住你。”

阿毛听不见这句话，祖母上前拽她，她挣脱后跑了。祖母不追，只管往前走，她知道阿毛会远远跟着。

晌午时，娘俩一前一后到了阿毛家。阿毛躲在祖母身后，见家里锁着门，才从门口劈柴下面摸出钥匙。祖母进屋，把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又做午饭：炒白菜、煮腊肉、腊肉蒜苗、酸豆角，还有一锅米饭。娘俩坐着等。

太阳偏西时，阿毛丈夫回来了。阿毛看见他，就往祖母身后躲。

“妈来了。”他说。

祖母招呼他：“快来吃饭。”她把布袋里的面和白糖一一放进菜橱，又交代别让老鼠偷了去。吃过饭，祖母要赶在天黑前回去。

走到水塘那边的田埂，祖母犹豫半天，对阿毛丈夫说：“我这个哑巴女儿，我这个哑巴女儿……”话没说完，眼泪先下来。她顿了顿，收住情绪：“你多担待点啊，她不会说话，你莫怪乎她啊。”

阿毛丈夫说：“我晓得了妈，你莫操心。”

后来，阿毛每次回来，都跟祖母比画丈夫怎么打她，用什么东西打。祖母除了流泪就是叹气，有时对着空气骂几句，末了求菩萨保佑这个哑巴女儿。

祖母担心阿毛，担心自己百年以后，阿毛谁来管，可她又自觉愧对女婿。她觉得，残疾女儿对女婿是负担，阿毛不顾家，总往外跑，也不懂得怎么和丈夫相处，唯一的孩子又淹死了。苦日子一眼望不到头，她能做的，只是每攒满一篓鸡蛋，就走很远的山路送过去。冬天来临，再眯着眼睛做粗糙的布鞋，用麻绳绑在一起，悄悄塞进阿毛随身的袋子里。

20世纪70年代末，阿毛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一直到四岁才会说话，小学毕业后没再上学，家里田里的活都干，后来卖早餐、收废品，也去县城给人当保姆。

她骑着自行车挨村卖油条，路过我家，就利索地把车扎在门口，从篮子里抓一大把油条递给祖母：“婆，你用米汤泡着吃啊。”后来她结婚，找了有两个儿子的家庭，丈夫入赘到她家。

阿毛的小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深圳打工。过年时，她来我家拜年，我看见她长发上别着蝴蝶发卡，嘴唇亮亮的，身上香香的，像从电视里走出来的人。

女儿们长大后，日子似乎好起来。对阿毛来说，除了偶尔能从女儿那里得到一些钱，其他变化并不大。

阿毛又开始往祖母这里跑。但她的弟媳妇，也就是我的母亲，并不待见她。有时拿长竹竿驱赶她，拿菜刀恐吓她。阿毛害怕，不敢进门，夜里就睡在外面，墙角、晒谷场、草窠，都有她躲过的痕迹。

有时躲半天，有时躲一天，直到被祖母找到，再被拽进屋。进屋后，阿毛站在门后，怯生生地到处瞄。通常这时家里没有其他人，她就瑟缩着坐在灶膛前的小凳上，端着碗大口吃饭，如果有人回来，她会立刻转身护住碗，整个人缩成一团。

在外人看来，阿毛总不干正事，到处乱跑。她不关心丈夫，也不关心女儿。她是哑巴，是疯子。只有在祖母跟前，她才是阿毛，是一个因高烧致残、需要被护住的女儿。

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风吹到更多村庄。阿毛的两个女儿、我的父母，都去了外地打工。阿毛的丈夫身体渐渐不行了，常年咳嗽，经常生病，打不动也骂不动了，后来又中风，在床上躺了快三年，2003年，他在一个普通的傍晚离开人世。

那段时间，我和祖母留守在家，阿毛便经常和我们住在一起。阿毛迷上了捡垃圾，她发现，破塑料、水泥袋子这些没人要的东西，送到乡里的废品站能换钱，她开始不分四季地捡破烂。

她分不清什么能卖，什么老板不收。有一次，她背了一大袋玻璃瓶去废品站，老板看一眼直摆手，她又悻悻地把玻璃瓶背回来。

有年夏天尤其热，她晕倒在路上。一个路人把她拖到树荫下，又去河里舀水泼她。过了半天，阿毛醒来，看见陌生人，站起来就跑。后来她面带惧色地跟祖母比画，说那是坏人，祖母说：“那是好人，是救了你的人。”

阿毛把捡来的垃圾放在屋后，纸壳叠在一起，用稻草绳捆住，破塑料装进蛇皮袋，攒得差不多，她就挑去乡里卖。她不会算钱，废品站老板给多少就是多少。

阿毛也不花钱。卖废品得来的钱，她先用手绢包起来，再用塑料袋装起来，再装进布袋，最后塞进牛棚土砖缝里。很不幸，那包钱后来不见了。阿毛从夏天找到冬天，把牛棚翻了很多遍。她在祖母跟前哭了很久，比画自己怎么包的钱，又比画放在哪里。她问祖母：“为什么？”祖母说：“没有为什么，这就是命。”

后来，阿毛不知从哪里知道，把废品卖到县城，比卖到乡里得的钱多，她决定去县城。祖母说：“县城太远，从没人能靠一双脚走到县城，就算走去也走不回来。”她吓唬阿毛，晚上有狼，有坏人会打你。

这一次，阿毛没有再相信。

天还没亮透，她就挑起担子，在清晨薄薄的雾气里，踏上去县城的黄土路。祖母起床后发现她已经走了，骂骂咧咧说：“看你晚上几点能回来。”

下午，天气阴了。天快黑时，飘起小雨，春天的雾雨，细得像牛毛。远处的山呈青黑色，近处的田野是嫩绿色，夹着星星点点的油菜花，整个山村像一幅画。祖母就站在这幅画里，望着那条蜿蜒的黄土路。

一直到天黑透，阿毛还没回来，祖母从骂骂咧咧转为担心。她不断安慰自己：“阿毛应该晓得找个草窠躲雨吧，或者去废品站借宿一晚吧，她不傻，她会晓得的。”说完，祖母把煤油灯添满，又把灯草往外拽了一些，最后把煤油灯移到窗户棂边，转身烧了一大锅水。

我被灶屋里的声音吵醒，看见阿毛湿着头发，身上湛青色褂子也湿了。她手里拿着包子，边吃边和祖母啊啊比画。祖母一边从锅里舀热水，一边点头，告诉她：“嗯，我听见了，我晓得了。”

我看懂了阿毛的意思，她说：县城有车，有高楼，还有好多好看的衣服。祖母不关心这些，只催她赶紧洗，叫她小点声。

这时，阿毛看见我，立刻翻出自己的袋子，从里面掏出一个大苹果，笑着递给我。那苹果足足有敞口汤碗那么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苹果。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惊喜地接过来，拿到鼻子前使劲闻，怎么也闻不够。阿毛朝我努嘴，意思是叫我吃。

那时家中没有钟表，我不知道阿毛几点到家。只看见煤油灯里的油少了半瓶，灯草也换了一根新的。

阿毛带回来的那个苹果的香味，在我的记忆里飘了很久，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再也没有闻到过那个味道。

阿毛、我和祖母的留守生活居然慢慢也有了生机。

我去上学，她和祖母去地里剜菜，去山上收柴，去捡破烂，再把捡来的破烂塞满楼梯洞。一天放学，我看见阿毛在包包子，她半弯着身子，在案板上用力揉面，祖母在一旁和馅。

阿毛看见我，用沾满面粉的手使劲拽我，指着面团和馅比画：“包子，好吃，我能吃五个。”

她在灶屋里蒸包子，我趴在门口凳子上写作业，热腾腾的包子递到我面前时，阿毛朝我竖起大拇指，又比画：“长大，驾车，去远方。”我把包子塞进嘴里，也对她竖起大拇指，她开心地笑了。

除了包子，阿毛还会用捡破烂的钱买猪肉，给我们改善伙食。那时猪肉三块三毛钱一斤，祖母把猪肉放进陶土罐，再把罐子放进灶膛。放学回家时，我隔很远就能闻到炖猪肉的香。祖母把肉汤倒进锅里，加水煮面，阿毛一直朝我比画，问好不好吃。我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阿毛去县城卖破烂的次数少了，她不再年轻，动作也没以前麻利，除了捡破烂，她还去山上捡蘑菇，卖到镇上饭馆。行情好时，几天就能收入一张百元大钞。

那是千禧年前后，百元大钞很少见。阿毛拿出一张红色钞票给我看，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钱，忍不住想，这能买多少猪肉啊。

她也采茶叶，茶叶不压秤，阿毛要采很多天才能装满一个面粉口袋，但水分又蒸发得快，等得越久越轻，这样一来，她还是觉得捡蘑菇划算。她把挣来的钱悄悄塞给祖母，祖母再悄悄塞给我。我拿着钱去学校小卖部，买辣条，买糖水。

和祖母、阿毛在一起的日子，构成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对于阿毛，我总是愧疚。我总觉得，自己本可以对她更好一些。

祖母年纪越来越大，我也离开她身边外出求学。后来，小英姑姑把祖母接去她家，阿毛也常过去，给小英姑姑烧火做饭，给祖母洗衣裳。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哭哭啼啼，看到半年没见的我，她会啊啊惊呼，比画：“长高了哟，长高了哟。”

有一年腊月，阿毛回来了，我看见她在墙角躲躲闪闪，似乎希望被人看见，又害怕被人看见。我一边比画“快来”，一边去喊祖母，她咧开嘴笑，牙齿已经缺了好几颗。

我和祖母把她拽进屋，她还是怯怯地攥着双手，怎么也不肯坐。吃饭时，她躲进祖母房间，还把门插上。祖母那时已经很老，耳朵不好，眼睛也看不见。父母只顾谈自己的话题，大家似乎都忘了阿毛。

我去灶屋找一只大碗，盛一碗饭，又在饭上盖了菜，有豆腐，也有肉。等大家吃完散去，又过了许久，阿毛才从屋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观察一切。我把那碗已经冷掉的饭递给她，她大口吃起来。

祖母常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哑巴女儿，她说：“我要是死了，我这个哑巴女儿受了委屈，要找哪个哭哦。”

2008年春天，南方雪灾那一年，祖母去世。家里人没有告诉阿毛，怕她又“发疯”。后来阿毛回来，看见祖母睡的床不见了，也看见大门上贴着绿色门联，却出乎意料地安静。

小英姑姑带她上山，指给她看新立的墓碑，阿毛这才大哭，哭到接不上气，哭到趴在地上起不来。小英姑姑也陪着哭，哭累了，阿毛就睡在坟前，缓过来后，她疯了一样用双手刨土。小英姑姑拉不住，只好回去喊人，人们把阿毛从山上架下来时，她的手还在往地上滴血，那血从坟前一路滴到家里。

祖母走后，家里的大门常年锁着。阿毛有时回来，打不开门，就坐在门口，有时去坟前坐着，村里人看见了，叫她去家里吃饭，她也不去。

2009年过年，我回祖母家，看到阿毛站在晒谷场上远远看着，我冲她笑，招手让她进来，她一直摆手。我向她跑过去，她转头就走，没有祖母的家，对阿毛来说，不再是家。

后来，我离开故乡，再次见到阿毛，是2014年，在小英姑姑家，她穿灰白褂子、黑裤子，齐耳头发卷趴在头上。她比以前矮了，脸颊的肉因年老下垂，原本尖尖的下巴又变圆，眼皮垂下来，眉毛在眉骨处高耸，额头有深深的纹路，她的嘴角却是上翘的，像一直在试图对世界笑。

她的腿脚早已不利索，左腿不知从何时起伸不直，看起来左边低、右边高，整个人是歪着的。那一瞬间，五味杂陈的情绪涌上来，我赶紧扭过头，不想让阿毛看见我的脸，她看见别人哭，也会跟着哭，虽然未必知道为什么，又或许，她什么都知道。

我不知道，以阿毛的心智，要怎样处理人生中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又怎样消解那么多苦闷。她没法像祥林嫂那样，一遍遍诉说自己的不幸，也不能抱着深爱的人痛哭一场，她不识字，不能去书中找慰藉，她的世界里，寂静一片。

祖母在时，阿毛尚有去处，祖母走后，阿毛就没家了。她沿着去县城的路一路捡破烂，在寂静的人生路上，一点点收集善意。

我后来常年在外漂泊，和阿毛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2024年，我收拾书籍时找到祖母唯一的一张照片，就多冲印了几张，寄给小英姑姑。小英姑姑告诉我，阿毛看见照片后，大哭了一场。

我也从小英姑姑那里得知，阿毛仍然一个人住在当年和姑父一起住的那间大屋子里。跟姑父的那个大屋子里。几年前，她学会坐公共汽车，知道站在站牌下等车，知道小英姑姑在县城的住址后，经常过去。小英姑姑给她炖肉、包饺子，她吃完就去县城溜达，有时也捡点破烂。

她还喜欢站在包子铺门前，盯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却不买。她破旧的衣服、乱糟糟的头发、佝偻的身子，会让一些食客害怕。有的老板驱赶她，有的老板给她两个包子，她也不要。也许现在卖的包子，终究不是当年祖母给她包的味道。

年纪大了以后，阿毛总是迷路，走丢过很多次，一开始大家到处找，过几天她又自己摸到小英姑姑家。她因为捡商户门口的纸壳被驱赶，也曾在路边花坛里睡觉，被城管带走“教育”后放回，阿毛听不见，只是茫然地看着这群穿制服的人。

小英姑姑跟她比画：“不要总往外跑，外面车多，你听不见，车会撞到你。”阿毛摇摇手，撇一下嘴角，意思是“那不会”。

2025年，我听说阿毛住院，做了一个小手术，恢复得还可以。从医院回来后，她精神比之前更好，村委会会定期上门看望，有时候会送一些米面油，两个女儿也会给她钱，小女儿每个月回来陪她住几天，从照片看，她脸色红润，生活应该还过得去。

2026年春节，我写：“阿毛是好人，求菩萨保佑阿毛，没病没痛。”

两个月后，清明刚过，我收到她重病住院的消息。后来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

她一生也说不出自己的苦，到了最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方法，把她从那片寂静的世界里拉出来。现在，那些无法言说的委屈、隐忍和痛苦，都随着她一起沉入了沉默。

说明：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宁昕

江边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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