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强制佩戴执法记录仪，真的能减少警察暴力吗？近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四角方圆》栏目对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展开调查，展示了多名当事人关于警方对公众过度使用武力的亲历叙述。
自2020年以来，针对新南威尔士州警察的投诉和民事诉讼大幅增加，这些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针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新南威尔士州警察承诺，只要动用警察权力或开始使用武力，就必须启用随身执法记录仪。
如果这一政策落实，新南威尔士州将与澳大利亚其他各州和领地保持一致，西澳大利亚州除外。围绕扩大执法记录仪使用范围，外界提出了不少潜在好处。2014年的一项重要实验发现，在2012年至2013年的加利福尼亚，佩戴执法记录仪的警察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明显更低。
也有证据显示，执法记录仪能减少针对警方的投诉，新南威尔士州也不例外。不过，这可能是因为虚假举报和缺乏依据的投诉减少了，而不一定意味着警察不当行为本身有所下降。
录制下来的影像还对警方取证有帮助，有助于起诉违法者。不过，很明显，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将此视为回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中相关指控的一项重要举措。
尽管一些近期证据表明，执法记录仪拍摄的事件影像会提高投诉被证实的比例，也就是投诉被认定属实的频率，但它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警察问责体系，仍然存在疑问。
虽然早期实验显示，使用武力事件的发生率有所下降，但后续重复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原因在于裁量权的存在。即便实行强制录制政策，执法记录仪是否开启，实际上仍然掌握在警员手中。这类设备对执法行为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警员是否真的打开摄像头，以及未录制时是否会承担后果。
执行情况同样是关键问题。维多利亚州审计长办公室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本应启用执法记录仪的事件中，近18%并未开启。报告还指出，当地至今仍没有追踪警员使用情况和合规程度的机制。
对于未按规定录制的内部处罚，目前也并不清楚。在维多利亚州，要求加强对警员合规情况审查的呼声曾遭维多利亚州警察拒绝。如果对违反强制录制政策的行为既不严密监督，也不给予足够惩罚，那么任何潜在收益都可能落空。
执法影像的存储和调取由警方掌控，这使影像面临来自内部的篡改风险。无论是在新南威尔士州还是在国际上，都曾出现警方被指销毁或篡改事件影像、以掩盖不当行为的情况。
2024年的“本多克行动”发现，新南威尔士州一名警员在过度使用武力后毁坏了两台执法记录仪。另有4名知情警员据称未作报告。英国广播公司2023年报道称，英格兰和威尔士发生了150多起执法记录仪被不当使用的事件，包括影像丢失、被删除，或未被标记为证据。
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也很少因信息自由申请而公开相关影像，这一情况后来推动了政策调整。在维多利亚州，公众获取相关影像曾长期是个已知问题，直到2021年立法修改后才有所改变。即便到了今天，调取影像仍然可能很困难，警务监督机构在获得回应时也会遭遇拖延。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期报道中的一个案例，也体现了内部调查的现实。警方掌握了执法记录仪和警局闭路电视画面，画面显示警察似乎在殴打布拉德·凯尔森。新南威尔士州警察仍认定涉事警员没有不当行为，无论是在过度使用武力还是在不诚实问题上都是如此。尽管一名地方法官认定，部分警员之间存在“明显”且“蓄意”的串供。
2015年，伊冯娜·贝里在警局监控画面中遭维多利亚州警察殴打。虽然刑事案件最终于2019年认定涉事警员有罪，但内部调查却认定这名高级警员没有不当行为。
数十年来，研究一直显示，内部事务调查模式并不有效。即使在实行强制录制要求的司法辖区，由警察调查警察所带来的内部偏袒和利益冲突依然明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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