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妈去街道盖章折腾了19趟没成，身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我暗中返乡，直接打给县长：老班长，你手下这效率真高，我亲妈都得在那等着？
“你手下这效率真高，我亲妈都得在那等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随后传来县长压低声音的试探：“老领导，您……怎么回来了？”
我没接话，挂断后只是站在街道办事处对面，看着母亲第四次被工作人员推出门。
十九趟，一个章，从初秋跑到深冬。
我这次回来，没亮证件，没惊动市里，甚至连司机都没带。
但就在刚才，我注意到那个负责盖章的小窗口里，贴着一张我刚签发不久的红头文件复印件——关于全省“放管服”改革督查的紧急通知。
而更巧的是，县里刚上报的整改报告，签名栏上正是我的老班长。
窗外的暮色渐浓，母亲终于佝偻着背往回走，怀里还揣着那份盖不上章的材料。我拨出了第二个电话，这次打给了省纪委的老同学。
有些事，总要拆开来看才知道，究竟是谁在等谁......
我叫周文斌，今年四十二岁，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
晚上九点多，我还在办公室看一份关于干部作风的文件，手机响了。
是我弟弟周文涛发来的语音消息。
我点开听。
“哥，妈的事我实在憋不住了。”
“街道那个残疾证盖章，从去年秋天跑到今年开春，整整十九趟了。”
“十九趟啊，一趟都没办成。”
“今天妈又去了，回来说办事的人让她下周一再去，材料还得补。”
“妈腿脚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家到街道办那三公里路，她每次都是走着去的。”
“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
弟弟的声音有点抖，像是压着火。
我没马上回他。
过了几分钟，他又发来一条。
“哥，我不是想给你添麻烦。”
“可这事太气人了。”
“昨天我在菜市场碰见街道办王主任的小舅子，他说他办营业执照变更，上午送材料下午就拿到了。”
“凭什么啊？”
“就因为他姐夫是主任？”
我放下手机，从通讯录里翻出母亲的号码。
电话响了十来声才接通。
“文斌啊。”
母亲的声音听着有点喘。
“妈，您在家呢？”
“刚到家，走得急了点。”
“文涛跟我说了，您最近老往街道跑？”
“没事没事。”
母亲赶紧说。
“就是办个证，跑几趟正常的。”
“您跑了多少趟了？”
“没多少，十来趟吧。”
“文涛说是十九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这孩子，跟你说这个干啥。”
“你在省里工作忙，别操心这些小事。”
“妈，这怎么是小事呢？”
“真是小事。”
母亲的声音轻了下来。
“可能就是材料没备齐，我多跑几趟就行了。”
“您把每次去的时间、见了谁、人家怎么说的，都记下来了吗？”
“记那干啥。”
“您告诉我，最后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
“办成了吗？”
“没，说还缺个啥证明，让我下周一再去。”
挂断电话，我靠在椅子上，闭了会儿眼睛。
母亲不是我的生母。
我六岁那年，亲生父母出车祸都没了。
是母亲把我从福利院领回家，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她那时候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工资不高。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上初二那年。
学校组织去省城参加数学竞赛，要交一百五十块钱。
那时候一百五十块是母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她没说什么，下班后去菜市场帮人看摊子，看了整整一个星期。
晚上回来还要给我做饭。
“文斌啊，好好考。”
她把钱塞给我时这样说。
“妈没本事，就能供你读书。”
“你出息了，妈就高兴。”
后来我考上大学，考上公务员，一路走到今天。
每次回家，她总是说：“看看，我儿子多争气。”
现在，这个养我长大的老人，为了盖一个章，在街道办和家之间走了十九趟。
我打开电脑，查了清河街道的基本情况。
清河街道属于怀安县，离省城八十多公里，下辖八个社区，常住人口一万多人。
街道党工委书记叫孙建国，五十一岁。
办事处主任叫李红梅，四十八岁。
副主任里有个叫赵德海的，四十六岁，分管民政。
我又查了怀安县的班子。
县委书记姓郑，叫郑国栋，五十六岁。
县长叫吴建军，五十三岁。
吴建军。
这个名字让我顿了顿。
九年前，我在市委组织部当科长的时候，吴建军是市财政局的处长。
我们在一个培训班待过三个月。
那时候觉得他这人实在，做事也认真。
后来他调到怀安县当县长，联系就少了。
如果是他管的县，不该出这种事才对。
我点开怀安县政府工作报告，看到一段话。
“持续推进‘一窗通办’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去年群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我县政务服务好评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八点三。”
八十八点三。
我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好一会儿。
我给弟弟回了条信息。
“妈这十九趟，每次因为什么没办成，你能想起来多少？”
“大部分都记得，我记在本子上了。”
“拍给我看看。”
几分钟后，照片发过来了。
第一趟，去年十月八号，说表格是旧版的，要用新表。
第二趟，十月十五号，说照片底色不对，要白底的。
第三趟，十月二十二号，说社区证明没写清楚残疾等级。
第四趟，十月三十号，说医院诊断书缺科室主任签字。
第五趟，十一月七号，说身份证复印件不清晰。
一直记到第十九趟，今天，说赵副主任不在，没人审批。
我看完这些记录，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十九个理由。
每个理由单独看都像那么回事。
放在一起看，就是故意刁难。
我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
“小张，明天后天我请两天假，家里有点事。”
挂掉电话，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件半旧的夹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裤子。
这套衣服是我平时下基层调研穿的。
十九趟。
这个数字像根针，扎在我心里。
我关掉办公室的灯，下楼开车回家。
路上我想起母亲年轻时的样子。
那时候她在纺织厂挡车，三班倒，下班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但还是要先检查我的作业。
“文斌，作业写完了没？”
“写完了。”
“拿来妈看看。”
她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到错题，就让我改。
改对了，她就笑。
改不对，她也不骂，就一遍遍讲。
现在，这个为我操了一辈子心的老人，在街道办事处的门口，被挡了十九次。
三月二十六号早上六点，我开车出了门。
为了不惹眼，我开了家里那辆开了七年的灰色轿车，车身上还有没洗干净的泥点。
我换上旧衣服，戴了顶鸭舌帽，看起来像个普通中年人。
从省城到清河街道要两个多小时。
街道的主街不宽，两边是些老房子，有几家小超市和饭馆。
街道办事处在一栋五层的楼里，门口挂着牌子。
我把车停在街对面，走路过去。
院子里有个小广场，停着几辆车。
一楼是办事大厅，玻璃门上贴着“便民服务中心”几个字。
我推门进去。
大厅里有十来个人在排队。
有老人，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
六个窗口开了四个，工作人员在里面忙着自己的事。
我在后排找了个位置坐下，看着。
最右边的窗口，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在跟工作人员说话。
他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说话声音有点急。
“同志，我这个材料真的齐了，您再看看。”
窗口里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烫着卷发，涂着口红。
她头都没抬。
“不行，你这个缺个章。”
“上次来您没说缺章啊。”
“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
女人的语气硬邦邦的。
“你回去把章盖了再来。”
“可这个章得去区里盖，一来一回又得一天。”
“那我不管，规定就是这样。”
“同志，我这事挺急的，孩子上学要用......”
“急也没用，下一位！”
男人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闭上了。
他转过身，慢慢往外走。
我看到他眼圈有点红。
我跟了出去。
“大哥，等等。”
他回头看我。
“你是？”
“我也是来办事的。”
我掏出烟递给他一根。
“听您刚才说，这事跑了好几趟了？”
他接过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
“第五趟了。”
“每次来都说缺东西，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
“您办的是什么？”
“给孩子办助学金证明，需要街道盖章。”
他苦笑了一下。
“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没想到这么难。”
“街道没有加急的通道吗？”
“有啊。”
他指了指大厅里一个挂着“绿色通道”牌子的窗口。
“但那得领导批条子，咱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找领导批条子去？”
“那什么人能用绿色通道？”
“还能有谁？”
他压低声音。
“有关系的人呗。”
“上个月我来的时候，看见街道刘副书记的侄子来办营业执照，直接走绿色通道，几分钟就办好了。”
“我问工作人员，人家说那是‘特殊情况’。”
我没再问，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到大厅，我走到绿色通道窗口。
窗口里坐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
胸前挂着工作牌：陈志刚，大厅负责人。
“您好，我想问问，绿色通道怎么申请？”
陈志刚抬起头看我。
“你办什么业务？”
“我就问问流程。”
“绿色通道是针对特殊情况的，需要领导批准。”
“什么算特殊情况？”
“比如紧急就医、重大项目、特殊群体这些。”
他顿了顿。
“你是哪个社区的？”
“我是光明社区的。”
“哦。”
他点点头。
“认识街道领导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
“不认识。”
“那你就走普通窗口吧。”
他低下头，继续看手里的文件。
我没走，接着问。
“如果事情确实急，但不认识领导，有没有别的办法？”
陈志刚皱了皱眉。
“我说了，绿色通道需要领导批准。”
“哪位领导批？”
“分管民政的赵德海副主任。”
“赵副主任在吗？”
“在楼上办公室，不过他不直接接待群众，你得先预约。”
“怎么预约？”
“打电话。”
“电话多少？”
“自己去门卫那儿问。”
我转身出了大厅，走到门卫室。
门卫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正在听收音机。
“大爷，我想找赵副主任，他办公室电话您知道吗？”
大爷关掉收音机。
“找赵副主任？你有预约吗？”
“没有。”
“那电话打了也没用，他不接陌生电话。”
“那怎么办？”
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是来办事的吧？”
“对。”
“办什么事？”
“想问问绿色通道的事。”
“那个啊。”
大爷笑了笑。
“你找赵副主任也没用，他不会随便批条子的。”
“那什么人能批到条子？”
大爷的笑容有点意味深长。
“你要是认识街道的人，或者认识街面上有头有脸的人，那就好说。”
“要是不认识呢？”
“那就老老实实排队吧。”
我谢过大爷，走出门卫室，在院子里转了转。
办事处院子不大，前面是办公楼，后面有个食堂。
快到中午了，食堂里飘出饭菜香味，有几个工作人员往那边走。
我跟着进了食堂。
食堂分两边，左边是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右边是小灶。
我在左边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碗面条。
正吃着，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裤子洗得发白，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来。
转身走到院子角落的一棵树下。
从布袋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就着水吃起来。
是我的母亲。
她的手比以前更粗糙了，头发白了一大半。
背有点驼。
我放下筷子，站起来。
但我没走过去，就站在食堂门口看着。
她吃得很慢，咬一口馒头，喝一口水。
可能是馒头太干，她咽得有点困难。
吃到一半，她突然咳嗽起来。
咳了好一阵才停。
我转过身，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我想起她年轻时的样子。
那时候她在纺织厂上班，每天站着工作八个小时。
下班回来，腿都是肿的。
但她还是要给我做饭，检查作业。
“文斌，今天老师讲什么了？”
“讲了几何。”
“难不难？”
“有点难。”
“哪儿难？妈看看。”
她虽然没上过几年学，但总要我把作业拿出来，她看着。
现在，这个为我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在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吃着冷馒头。
为了盖一个章，跑了十九趟。
我睁开眼睛，深吸一口气，走出了院子。
我没去跟她相认。
我要先弄清楚，到底是谁在为难她。
下午两点，我又回到办事大厅。
那个烫卷发的女人还在窗口。
我走过去。
“你好，我想办个证明盖章。”
她抬起头。
“办什么？”
“残疾证盖章。”
“材料带齐了吗？”
“需要哪些材料？”
她递给我一张纸。
“填这个表，然后要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社区证明、医院诊断书，还有两张一寸照片。”
“都带齐了今天能办完吗？”
“不一定，得看领导有没有时间批。”
“哪位领导批？”
“赵副主任。”
“他今天在吗？”
“在是在，但不一定有时间。”
她的语气很不耐烦。
“你先把材料备齐了再说。”
我拿着表格走出大厅，给弟弟打了个电话。
“文涛，妈这十九趟，每次都是谁接待的？”
“大部分都是个姓刘的女人，叫刘玉玲。”
“刘玉玲？”
“对，街道民政科的工作人员。”
“好，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我打开手机，查了查清河街道的人员信息。
民政科确实有个叫刘玉玲的，三十三岁，在街道工作八年了。
我又查了绿色通道的使用记录。
这个需要权限，我暂时查不到。
但我有别的办法。
我拨通了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明的电话。
“王主任，我是周文斌。”
“周部长！您有什么指示？”
“帮我个忙，查一下怀安县清河街道办事大厅的监控系统和办事记录，最近三个月的。”
“这个......需要什么理由吗？”
“就说省里在做基层服务效能调研，需要一些数据。”
“好的，我马上联系。”
半小时后，王明回电话了。
“周部长，怀安县那边说需要县里领导批准才能调取。”
“你告诉他们，如果不行，我就让省委督查室直接发函。”
“别别别，我再去沟通。”
又过了二十分钟，王明再次打来。
“周部长，搞定了，县信息中心说今天晚上就把资料发您邮箱。”
“谢谢。”
“周部长客气了，应该的。”
晚上七点，我在街道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
旅馆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话挺多。
我趁机跟她聊起来。
“大姐，咱们街道办事好办吗？”
“好办啥呀！”
大姐一摆手。
“现在办个事，没熟人根本办不成。”
“我闺女去年办生育证明，跑了七八趟，最后托了人才办下来。”
“托的谁？”
“托的我外甥，我外甥在街道城管科，认识民政科的小王。”
大姐压低声音。
“刘玉玲那个人，势利得很，你要是不给她点好处，她能拖你一年。”
“这么厉害？”
“可不是嘛！”
“前阵子隔壁楼的老李头办低保，材料齐齐全全的，刘玉玲就是不批，说还要研究。”
“老李头后来托人给她送了两桶油，第二天就批了。”
“街道领导不管吗？”
“领导？”
大姐哼了一声。
“领导更黑！”
“赵德海管民政，他手底下那些人，哪个不看他脸色？”
“听说他闺女在省城上学，学费都是下面人凑的。”
“没人举报吗？”
“谁敢举报啊？”
大姐摇摇头。
“街道就这么大，你今天举报，明天全街道都知道是你。”
“到时候不光你的事办不成，你家人的事也难办。”
我没再问下去。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收到了邮件。
邮件里有三份文件：办事大厅监控录像、窗口办理记录、绿色通道使用台账。
我先看窗口办理记录。
记录显示，最近三个月来办事的人里，有十九次是我母亲的名字。
第一次，去年十月八号，办事人：王秀兰（我母亲），事项：残疾证盖章，经办人：刘玉玲，结果：表格不符，退回。
第二次，十月十五号，办事人：王秀兰，事项：残疾证盖章，经办人：刘玉玲，结果：照片不符，退回。
第十九次，三月二十六号，办事人：王秀兰，事项：残疾证盖章，经办人：刘玉玲，结果：领导未审批，待办。
十九次，全是刘玉玲经办。
十九次，全是退回或待办。
我打开绿色通道使用台账。
台账显示，最近三个月用了绿色通道的，一共三十八件。
我一条条看下去。
第一件，去年十月十号，办事人：李红梅丈夫张建国，事项：户口迁移，批准人：赵德海，当天办结。
第二件，十月十八号，办事人：孙建国外甥陈伟，事项：营业执照变更，批准人：赵德海，当天办结。
第三件，十月二十五号，办事人：街道超市老板赵大富，事项：卫生许可证，批准人：赵德海，当天办结。
我把这三十八件都列出来，分了分类。
街道领导亲属：九件。
街道工作人员亲属：十三件。
辖区企业老板：十六件。
普通群众：零件。
我看着那个“零”字，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三十八件绿色通道，没有一件是给普通老百姓用的。
我打开监控录像，找到三月二十六号下午的片段。
画面里，我母亲拎着布袋子走进大厅。
她在普通窗口排了二十多分钟的队。
轮到她了，刘玉玲看了一眼材料，说：“赵副主任不在，你下周再来吧。”
母亲愣了一下。
“同志，我这事挺急的，能不能先办着？”
“不行，这个必须赵副主任批。”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可能今天，可能明天。”
母亲还想说什么，刘玉玲已经挥手让她走。
“下一位！”
母亲站在那儿，呆了几秒钟。
然后她走到绿色通道窗口，小声问陈志刚：“同志，我这个能走绿色通道吗？我已经跑了很多趟了。”
陈志刚头都没抬。
“绿色通道要领导批，你有批条吗？”
“我......”
“没有就回去等着。”
母亲没再说话，低着头走出了大厅。
我关掉视频，点了根烟。
烟雾在房间里飘散。
我又翻出母亲第一次去办事那天的记录。
去年十月八号上午九点，母亲到窗口交材料。
刘玉玲收了材料，说：“这个表格是旧版的，要用新表。”
母亲说：“我在社区拿的，社区的人说就是这个表。”
刘玉玲说：“那是旧表，新表在街道网站上有，你自己去下载打印。”
母亲说：“我不会用电脑。”
刘玉玲说：“让你家里人帮你下载。”
就这样，第一次被退回。
我查了清河街道的网站，表格下载栏里确实有残疾证申请表。
上传时间是去年九月三十号，比母亲第一次去办事早了八天。
也就是说，母亲从社区拿的表，确实是旧版的。
但同一天，同样是来办残疾证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叫孙建军，上午十点半到窗口，用的也是旧表，但刘玉玲给他办了，当天盖章。
另一个叫赵丽华，上午十一点到窗口，也是旧表，也当天办结了。
我查了这两个人的信息。
孙建军，街道办事处司机。
赵丽华，街道财政所出纳。
我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不是表格的问题。
不是材料的问题。
不是流程的问题。
问题在于，你是谁。
如果你是街道的人，或者认识街道的人，旧表也能用，材料不齐也能办。
但如果你只是个普通老百姓，那就得按“规矩”来。
他们定的规矩。
我打开通讯录，找到吴建军的号码。
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我还是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四声，接通了。
“喂？”
吴建军的声音听着有点疲惫。
“吴县长，我是周文斌。”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文斌？哎呀，老同学，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什么事？你说。”
“关于清河街道办事大厅的。”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几秒。
“清河街道？出什么事了？”
“吴县长，我问你个问题。”
我的语气很平静。
“你知道清河街道的‘绿色通道’吗？”
“知道啊，那是我们县里推行的便民措施，专门为特殊情况设置的。”
“那你知道最近三个月，这个绿色通道办了多少件事吗？”
“这个......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但应该不少吧？”
“三十八件。”
我说。
“其中街道领导亲属九件，工作人员亲属十三件，企业老板十六件，普通群众零件。”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重了一些。
“文斌，你这个数据哪来的？”
“县信息中心的台账。”
“你查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母亲，在清河街道办残疾证盖章，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跑了十九趟，到现在还没办下来。”
电话那头彻底没声音了。
过了十几秒，吴建军的声音才响起来，这次严肃了很多。
“文斌，这事我真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我明天就派人去查......”
“不用了。”
我打断他。
“我已经查清楚了。问题出在街道副主任赵德海身上，还有民政科的刘玉玲，大厅负责人陈志刚。”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清河街道。”
“你......”
吴建军的声音有点紧。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的？”
“私人身份，来看看。”
“文斌，这事你先别声张，我明天......”
“吴县长。”
我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去年你们县报的政务服务满意度，是多少？”
“八十八点三。”
“这个数怎么来的？”
“我们委托第三方机构做的调查......”
“调查了多少人？”
“这个......”
“我告诉你，你们调查的那些人里，有多少是真正办过事的老百姓？有多少是你们提前打过招呼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接着说。
“吴县长，我记得九年前咱们在培训班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咱们干工作，不能光看数字，得看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记得。”
吴建军的声音有点涩。
“那你现在看看，你管的这个县，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什么？是得到了方便，还是得到了刁难？”
“文斌，我承认我们工作有不足，但你也得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改进......”
“努力？”
我笑了一声。
“吴县长，你知道我母亲是什么人吗？”
“她是个普通工人，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多。”
“她把我从福利院领回家，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现在她六十七了，腿脚不好，从家到街道办三公里路，她走了十九趟！”
“十九趟啊！”
我的声音高了起来。
“每趟来回六公里，十九趟就是一百一十四公里！”
“她每次去，都带着干粮，舍不得在街上吃饭！”
“她每次被拒绝的理由都不同！今天说表格不对，明天说照片不对，后天说证明不对！”
“但同一天，街道干部的家属，企业老板，拿着同样的材料，十分钟就办完了！”
“这就是你推行的‘一窗通办’？这就是你说的‘为民服务’？”
电话那头传来吴建军沉重的呼吸声。
我吸了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不起，我有点激动了。”
“不，你说得对。”
吴建军的声音很沉。
“是我的责任。文斌，明天上午你能来县里一趟吗？咱们当面谈。”
“行。”
“还有，赵德海那边，你先别惊动他，我得先核实一下情况。”
“吴县长，你应该明白，这不只是赵德海一个人的问题。”
“我明白。”
挂掉电话，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
街道上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进来。
我知道，这通电话打完，事情就瞒不住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开车去了怀安县城。
县政府大楼是栋十层的楼，看起来挺新。
我把车停好，走进大厅，报了名字。
接待我的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有点紧张。
“周部长，吴县长在办公室等您。”
他领我上了九楼，县长办公室在走廊最里面。
推开门，吴建军站起来迎我。
他比九年前老了不少，头发白了很多，脸上皱纹也深了。
但眼神还是那样，直直的。
“文斌，坐。”
他给我倒了杯茶。
“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把清河街道这半年的材料都调出来看了。”
“看出什么了？”
“问题比你说的还严重。”
吴建军坐回椅子上，递给我一个文件夹。
“这是清河街道去年的信访记录，关于办事难的投诉，一共二十七起。”
我翻开文件夹，一页页看。
“去年四月，居民王桂花投诉：办老年证被要求买二百块钱的保险。”
“去年六月，居民张建国投诉：办低保被索要两条烟。”
“去年八月，居民李秀英投诉：办营业执照被要求交一千块钱‘加急费’。”
二十七起投诉，每一起都让人心里发堵。
“这些投诉后来怎么处理的？”
“都被压下去了。”
吴建军的声音很冷。
“街道给的回复都是‘经查不实’‘已批评教育’，然后就没下文了。”
“你没追问过？”
“我问过。”
吴建军苦笑。
“但孙建国每次汇报都说‘已经整改’‘加强管理’，我也就信了。”
“你信得太容易了。”
“是啊，信得太容易了。”
吴建军揉了揉太阳穴。
“文斌，我跟你说实话，这两年我在县里推改革，阻力不小。有些事我知道有问题，但只能慢慢来，不能太急。清河街道的事，我听说过一些，但没想到这么严重。”
“吴县长，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什么？”
“你在推‘一窗通办’，下面的人却把这个变成他们捞好处的工具。‘绿色通道’本来是为了方便群众，现在成了关系户的专用通道。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全变味了。”
吴建军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文斌，我需要你帮忙。”
“怎么帮？”
“以省委组织部的名义，对清河街道做个专项检查。”
我看着他，没说话。
“我知道这样会让你为难。”
吴建军站起来。
“但如果只是县里自己查，很难查彻底。赵德海在清河街道干了六年，关系网很深，孙建国跟他关系也不错。我要是直接动他，肯定会有人报信。”
“你怀疑孙建国也有问题？”
“不敢肯定，但可能性很大。”
吴建军又递给我一份文件。
“这是孙建国的个人事项报告，他报的家庭年收入十五万，但他儿子去年在省城买了套二百多万的房子，首付八十万。”
“钱哪来的？”
“他说是亲戚借的。”
“查过吗？”
“查了，借他钱的亲戚是街道超市的老板，正好是绿色通道的常客。”
我放下文件。
“你想让我怎么做？”
“明天我安排个会，让赵德海来县里汇报工作。到时候你以省委组织部调研的名义，当面问他。”
“你确定要这样？”
“确定。”
吴建军的眼神很坚定。
“文斌，这事要不查清楚，我这个县长当得也没意思了。”
我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
“好，我配合。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母亲的事，今天必须解决。”
“没问题。”
吴建军拿起电话。
“我现在就给清河街道打电话，让他们今天就把你母亲的证明办好。”
“不。”
我摇摇头。
“我要亲自去办。”
吴建军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
“你想看看他们的态度？”
“对。”
“那你小心点，别暴露身份。”
“放心。”
离开县政府，我开车回清河街道。
下午两点，我第三次走进办事大厅。
刘玉玲还在窗口，看到我过来，她抬了抬眼皮。
“又是你？材料备齐了？”
“备齐了。”
我把文件袋递过去。
刘玉玲接过文件袋，抽出材料一张张看。
表格、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社区证明、医院诊断书、照片，全齐了。
她翻了一遍，没挑出毛病，脸上有点不自在。
“这个......还得赵副主任批。”
“赵副主任今天在吗？”
“在是在，但不一定有时间。”
“如果没时间，能不能让别的领导批？”
“不行，这个必须赵副主任批。”
“为什么必须他？”
我打断她。
“别的领导不能批残疾证？”
刘玉玲被问住了，支吾着说：“这是规定......”
“哪条规定？”
“我们内部的规定！”
“那你们内部规定是不是还规定，街道干部的家属可以不遵守这个规定？”
刘玉玲脸色变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上个月李主任的丈夫来办户口迁移，走绿色通道，十分钟就办完了。为什么他不需要赵副主任批？”
“那是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刘玉玲声音提高了。
“你到底办不办？不办就走，别在这儿耽误时间！”
我没动，看着她。
“我办，而且今天就要办完。”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赵副主任不在！”
“那我等他回来。”
“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那我就一直等。”
刘玉玲气得脸发红，她站起来，指着我。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叫保安了！”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叫什么保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