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整理）、《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张学良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溥仪传》、百度百科相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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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秋天，台北的天气依然带着南方特有的湿热。
一间布置简单的客厅里，九十岁的张学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
桌上摆着茶杯，窗帘半拉着，把外头的日头挡去了大半。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唐德刚坐在对面，桌上的录音机已经转了很久。
那是张学良被软禁五十四年、重获人身自由之后，第一次接受系统性的口述历史采访。
从东北讲到北平，从皇姑屯讲到西安，从战场讲到囚室，半个多世纪的往事，被这个白发老人一段一段地翻出来，摊在录音机前面。
聊到溥仪的时候，张学良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出了一句让唐德刚都没有料到的话。
他说，若我当年选择加入中共，势必会除掉他。
录音机继续转着，这句话，就这样被永久地留了下来。
【一】同年出生，两个天差地别的起点
1906年，中国还是大清国的天下，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皇帝被困于中南海瀛台，整个国家在内忧外患里艰难支撑。
就在这一年，辽宁台安县赵家沟屯，张作霖的家里添了个儿子，取名张学良。
那时候的张作霖，还不是后来威震东北的"胡子王"，更不是执掌三省的"东北王"。
他不过是个在绿林里摸爬滚打、靠着一股子狠劲儿慢慢积攒起来一批人马的土匪出身的武装头目。
家里说不上富裕，但也饿不着，张学良就在这种半乱不乱的环境里呱呱坠地，睁开了眼睛。
赵家沟屯是个小地方，四周是辽河平原特有的黑土地，冬天冷得能把人的手冻裂，夏天庄稼长得茂盛。
张学良幼年跟着父亲辗转于各地，见识了不少枪支马匹，也见识了不少江湖上的腥风血雨。
等他稍微大一点，随父亲定居奉天（今沈阳）之后，才算有了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开始读书识字。
同样是1906年，同样是这一年的早春，北京什刹海的醇亲王府里，爱新觉罗·溥仪降生了。
溥仪的父亲载沣是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在当时的皇室格局里，醇亲王府属于离皇权最近的地方之一，王府里的一切都透着贵气——精致的花园、成排的廊房、伺候主子的太监和丫鬟。
溥仪就在这种锦衣玉食的环境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两年。
两年之后，这个孩子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光绪先走，慈禧随后，两人的死亡仅仅相隔了一天。
慈禧临终前，留下懿旨，立溥仪为嗣皇帝。
于是，一个才两岁零十个月、连话都说不利落的孩子，被太监和嬷嬷抱进了紫禁城，坐上了大清国的皇位，年号"宣统"。
这两个1906年出生的孩子，一个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跟着父亲学着用枪，一个在北京的紫禁城里被宫人们捧着哄着，生活轨迹从一开始就分叉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上。
没有人能预料到，几十年后，他们的名字会被写在同一段历史里，彼此牵连，难以割舍。
张学良的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与征伐的气氛里成长的。
张作霖靠着手里的兵权，一步一步从绿林武装演变为正规军阀，从辽西一带逐渐扩张势力，最终控制了东北三省，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学良跟在父亲身边，从小见惯了军营里的规矩，十来岁就能骑马射击，骨子里是军人的那一套。
1919年，年仅十三岁的张学良考入奉天军事讲武堂，正式踏上了军事生涯的起点。
讲武堂里的训练严格，日常操练、战术课程、实弹射击，张学良样样不落，学得认真。
他头脑灵活，接受能力强，加上是张作霖的儿子，在军中得到的资源和机会远超旁人，进步极快。
1920年代，张学良已经开始独立领兵，参与了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之间的一系列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奉系失利，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奉系大胜，张学良在这些战争里都有实际的参与，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也在军中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溥仪的少年时代，走的是另一条路。
宣统三年，也就是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替年幼的溥仪，在紫禁城颁布了退位诏书。
这份诏书宣告了大清国二百七十六年统治的终结，也宣告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正式落幕。
退位之后，依据袁世凯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的尊号，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廷，每年由民国政府拨给四百万两白银作为优待费用，宫中的太监、宫女等也一并保留，维持着原有的宫廷生活秩序。
这就意味着，退位后的溥仪，依然活在一个完全脱离外部世界的封闭环境里。
他身边的人，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说的是旧朝的那一套话，遵循的是旧朝的那一套礼仪，每天对他行的依然是跪拜之礼，喊的依然是"皇上"。
这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是极为特殊的成长环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他在紫禁城里的童年，是被层层包裹起来的。
他几乎不接触任何外部世界的信息，宫墙之外的事，没有人会主动告诉他。
他所接受的教育，是旧式的经史子集，是由一批清朝遗臣来讲授的。
他唯一接触到相对新式内容的机会，是英国人庄士敦来担任他的英文家庭教师之后。
庄士敦从1919年开始担任溥仪的英文教师，这个英国人给溥仪带来了许多外部世界的信息，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也给溥仪申请到了一副眼镜——在此之前，溥仪近视已经很严重，但宫里的遗老们认为给皇上戴眼镜不成体统，一直不肯让他配。
庄士敦的到来，打开了溥仪对外部世界的一扇小窗，但也仅仅是一扇小窗。
1924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溥仪处境的大事。
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
政变成功后，11月5日，冯玉祥委派鹿钟麟带着一队士兵进入了紫禁城，向溥仪宣布：根据重新修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清室的皇帝尊号即日起废除，所有皇室人员限当天下午搬出故宫。
这一天，溥仪十八岁。
他就这样被赶出了住了十二年的紫禁城，带着一批随员和从宫里带出来的财物、字画，先搬进北府（醇亲王府），后来在日本公使馆的安排和保护下，于1925年2月悄然离开北京，辗转抵达天津，住进了日本租界里的一栋名叫张园的楼房，后来又迁至静园。
从紫禁城到天津租界，溥仪的生活彻底换了一番模样。
但他身边依然带着一大批遗老遗少，依然被人称作"皇上"，依然保留着清朝宫廷的那一套礼节和习惯。
他在天津租界的这段日子，一住就是将近七年。
在这七年里，溥仪与各方势力都有接触，其中与日本方面的往来越来越频繁。
日本驻华机构的人员不断登门拜访，带来各种礼物，也带来各种许诺。
他们对溥仪说，大清可以复辟，日本愿意提供帮助，只要溥仪愿意配合，重登皇位的机会就在眼前。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承认，那时候他内心里对"复辟"的渴望，始终没有熄灭过。
这是他从小被培养出来的执念，也是他身边那一批遗老遗少不断灌输和强化的信念。
这颗埋在心里的种子，在等待一个时机发芽。
而这个时机，在1931年的秋天来了。
【二】九一八那一夜，两个人的命运同时转向
1931年9月18日，夜里十点二十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路基上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爆炸的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末守中尉带人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的是南满铁路的一小段轨道。
炸完之后，关东军立即反诬说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以此为借口，向附近的北大营发动了武装进攻。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也叫"柳条湖事件"。
事变发生的时候，张学良人在北平（今北京）。
关于九一八那一夜张学良究竟在哪里、在做什么，历史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说他当晚在北平的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戏。
对于这一说法，张学良本人在后来的采访中并未明确确认也未明确否认，而是将话题引向了他接到消息之后的应对处置。
根据张学良晚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的口述，当他接到沈阳方面关于事变爆发的电报之后，东北军驻守沈阳的将领荣臻向他请示是否抵抗，张学良给出的答复是，不要抵抗，把军队撤进城里。
这就是史称"不抵抗命令"的由来。
这道命令，是张学良这辈子被追问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历史问题。
多年来，历史学界对于这道命令究竟是张学良自己做的决定，还是奉了蒋介石的指示，争论始终没有平息。
张学良在1990年代接受唐德刚采访时，给出了他自己的最终表态。
他说："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蒋介石先生。那是我的命令，我下的命令，不抵抗。"
这段话被完整收录进了《张学良口述历史》，成为研究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一手文献之一。
不抵抗命令下达之后，东北军各部队陆续撤退，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沈阳，随后向东北各地推进。
到1931年底，辽宁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
到1932年2月，黑龙江省也落入关东军之手，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从事变爆发到全面沦陷，前后不过短短四个多月。
超过三千万东北民众，就此陷入日本占领之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关东军随即启动了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需要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来充当旗帜，溥仪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了关东军参谋们的计划书上。
1931年11月，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专程赶赴天津，秘密会见了溥仪。
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直接说明来意：日本支持他回到东北，在那里重建一个国家，由他来做元首，重圆"复辟"的梦想。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述了这次会面的细节。
他说，他当时心里清楚，日本人的这个提议，背后有他们自己的算盘，并非真心要帮他复辟。
但"复辟"这两个字，还是像钩子一样钩住了他。他想，也许，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1931年11月10日深夜，溥仪在日本特务的安排下，乔装成普通人，悄悄离开了天津静园。
他穿过日本租界，登上一艘轮船，连夜驶向旅顺。到达旅顺之后，又被辗转带往长春。
那一年，溥仪二十五岁。他带着一个关于"复辟"的幻想，一步一步走向了一个他此后用了半辈子时间才看清楚真相的陷阱。
【三】满洲国的十四年：一顶没有分量的皇冠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在长春正式宣告成立。
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执政"就职典礼，出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
就职典礼的现场，关东军的军官们站在一旁，整个仪式的流程，都是按照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进行的。
两年后，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举行了登基典礼，改年号为"康德"，正式称帝。
从"执政"到"皇帝"，从"大同"到"康德"，这些名号的变化，表面上看是溥仪地位的提升，实际上不过是关东军根据统治需要做出的调整。
溥仪头上那顶皇冠，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分量。
满洲国的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中。
根据相关历史档案和史料，满洲国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都设有日本人担任的"顾问"或"次长"，这些日本人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人，而挂名的满洲国官员，包括溥仪本人，不过是盖章走程序的工具。
溥仪住的地方，是位于长春（当时日本人称之为"新京"）光复路的"伪满皇宫"，这是一栋改建自清末吉黑榷运局的建筑群。
整个皇宫的面积并不大，宫内的各项事务，全部有日本人介入管理，溥仪的日常行程，需要提前报告，他想接见的人，需要经过审查，他发出的命令和文件，在实质上都是走程序，真正的决策权从来不在他手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他在伪满皇宫里的压抑处境。
他写道，他甚至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每天的安排都有人替他规划好，他像一件被精心摆放在橱窗里的展示品，有精致的外表，却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
他曾经试图抗拒，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或争取一些实质性的权力，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关东军的强硬与傲慢，不允许这个名义上的"皇帝"有任何越权的举动。
在这十四年里，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民众，经历了极为艰苦的岁月。
日本在东北推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性经济政策，对东北的矿产、农业、工业资源进行系统性掠夺。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日本在东北设立了"劳务统制"制度，大批中国劳工被强制征用，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劳动。
这些被称为"劳工"的工人，工作条件恶劣，食物匮乏，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死亡率极高。
根据战后的调查和统计，在整个日本占领东北的时期，被强制征用的劳工数量累计达数百万人，其中死亡者数以百万计。
除此之外，关东军在东北各地还实施了大量的军事暴行，制造了多起针对平民的屠杀事件。
"无人区"政策的推行，迫使大批村庄的居民被强制迁移，土地被没收，财产被剥夺。
这些，都发生在溥仪名义上主政的"满洲帝国"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身处中国内地和关内的张学良，正在经历着另一番煎熬。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因"不抵抗"的决定，承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巨大压力和舆论批评。
学生们上街游行，要求张学良出兵收复东北，报纸上的抨击文章连篇累牍。
张学良在公开场合只能硬撑着，私下里，他明白自己在这段历史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洗清的污点。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日军进攻热河。热河省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全省沦陷，张学良再度承受了各方的猛烈批评。
同年3月，张学良通电下野，离开中国，赴欧洲考察。
他在欧洲待了将近一年，参观了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军事设施，也在这段时间里接触到了更广泛的国际视野。
1934年，张学良回国，重新出山，被任命为武昌行营主任。
1935年，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前往陕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围剿"作战。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学良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有了直接的接触。
【四】西安事变前夜：张学良与共产党的秘密接触
张学良率部进入陕西，开始对红军的"围剿"行动，但这场仗，打得极为艰难。
1935年9月，东北军主力在劳山、榆林桥一带连续遭到红军伏击，损失惨重。
其中劳山战役中，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何立中战死；榆林桥战役中，第六十七师一一〇旅被全歼，旅长高福源被俘。
这两场败仗，对张学良的震动极大。
他手下的东北军，是从东北带出来的子弟兵，许多人的家就在东北，家人就生活在日本占领之下。
这批士兵打从心里不愿意在陕西和红军耗着，他们想的是打回东北老家去。
而张学良自己，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剿共"打内战，对于收复东北、抵抗日本毫无帮助。
被俘的旅长高福源，在被俘之后与共产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高福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并主动请求回去传达共产党愿意与东北军和平共处、联合抗日的意愿。
张学良得知这个消息，没有拒绝，而是让高福源回来。
随后，经过一系列的秘密联络，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渠道被打通了。
1936年1月，高福源再度前往根据地，传递张学良希望面谈的意愿。
共产党方面同意，并委派周恩来代表前往会面。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秘密飞抵延安。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秘密会面。
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深入交谈，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核心议题交换了意见。
张学良后来在多次口述中提到，这次与周恩来的会面，是他人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谈话之一。
他说，周恩来这个人，思路清晰，谈吐不凡，说的道理让他无法反驳。
两人谈了什么，细节部分涉及当时双方的军事和政治立场，史料记载较为简略，但大方向是明确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应对日本的侵略。
从延安飞回之后，张学良对局势的判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他开始更加坚定地认为，继续打内战是错误的路，国共两党必须停止内耗，联合起来抵抗日本。
而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依然是：先安内，后攘外。
蒋介石在1936年多次飞赴西安，亲自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加紧"剿共"进度。
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但每一次都被蒋介石严厉驳回。
局势就这样一天天地积累着张力。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东郊临潼的华清池，枪声骤然响起。
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了西安的各个要道，并对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发动了突袭。
蒋介石从窗户翻出，躲进了骊山的山石堆里，随后被搜寻的士兵发现，带到了张学良面前。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改组政府、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南京方面主战派主张武力讨伐，部分人士则主张和平解决。
共产党方面经过商讨，明确表态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受命赶赴西安，代表共产党参与调停。
经过十多天的谈判，蒋介石最终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相关条件。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
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同一天，张学良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亲自陪同蒋介石飞回了南京。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轨迹。
张学良飞抵南京之后，随即被扣押。
1937年1月，军事法庭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随即被特赦，但随即转为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软禁就此开始。
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张学良在各地辗转羁押，直到1990年才正式恢复自由。
五十四年，这是他用来偿还西安那个决定的代价。
而溥仪在满洲国的日子，也在悄悄倒计时。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大举进入东北。
日本关东军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下迅速溃败，整个满洲国的军事防线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长春，溥仪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通化县大栗子沟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当场宣读退位诏书，宣告满洲帝国灭亡，自己退位。
三天后，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准备乘机出逃，被提前赶到的苏联红军俘获。
十四年的"皇帝"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溥仪被苏联方面带走，关押在苏联境内，一关就是将近五年。
而与此同时，张学良被软禁在贵州息烽、重庆、再辗转带往台湾，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度过了漫长的囚禁岁月。
两个从同一年出生的人，一个失去了整个东北，一个失去了最后一块"皇土"，各自在历史的漩涡里，沉默地等待着命运下一步的安排。
然而，当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的那间客厅里，对着录音机说出"若我当年选择加入中共，势必会除掉他"这句话的时候，沉默多年的历史，陡然间又翻起了一层惊人的涟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