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价值上千万的科研仪器，在浙江嘉善几分钟就预约到了，背后谁在买单？

在浙江嘉善，一套用于病原体快速检测的设备，差点因为没法做热学测试而停在实验室里。

几个月前，祥符实验室半导体检测项目负责人刘博和团队正在推进一项关键研发。他们开发的微流控病原体检测设备已经向样机验证阶段迈进，却在一次看似不起眼的技术优化中卡住了。

为了改进设备散热结构，团队需要分析一种新材料的热学性能。偏偏，祥符实验室没有这类专业热学检测设备。

祥符实验室中科研人员正在做实验。

如果按照以往的办法，他们只能联系第三方机构送检，或者四处寻找合作单位预约测试。费用不低不说，还很耗时间，短则一两周，长则数周。对于研发周期以天计算的科研项目而言，这样的等待往往意味着整个研发节奏被打乱。

就在团队为此发愁时，刘博打开电脑，登录了上海转化医学中心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几分钟后，就成功预约到一台位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专业设备。

申请、审核、安排测试，整个流程与身处上海本部的科研人员几乎没有区别。作为祥符实验室入驻团队，他们还能享受内部协议价格，检测成本远低于市场价格。

仪器在上海，刘博所在的实验室在浙江嘉善。能够如此顺畅地完成调用，背后依靠的不是一次临时协调，而是一套服务于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的制度安排。

祥符实验室中科研人员正在做实验。

祥符实验室挂牌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上海）嘉善分中心。实验室公共技术平台由嘉善投入建设，上海交通大学指导运营。双方建立互通的用户体系、预约系统和集中结算机制。上海科研人员可以使用嘉善的设备，嘉善科研团队也可以直接预约上海的仪器；交大排期紧张的检测可以直接转嘉善承接，嘉善缺少的设备则能够直接调用上海资源。实验室之间实行协议价结算，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最大限度降低科研创新成本。

刘博对此感受很深：“如果没有这个通道，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到处寻找设备资源，研发的确定性会大幅降低。”

大型科研仪器历来是科研创新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台高端设备往往价值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过去，高校院所各自建设、各自管理，即使设备近在咫尺，也常常因为系统不通、规则不同而难以共享，好像有一堵“仪器之墙”。

而在祥符实验室和上海交通大学之间，这堵墙率先被“拆”掉了。不仅如此，祥符实验室的资源正在更大范围内开放。过去3年，祥符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服务合同金额中，来自上海和江苏的项目占比已经超过50%。

放眼整个长三角，截至今年5月，长三角区域共享大型科学仪器已达6.88万台（套），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约8.2亿元。 下转 5版（上接第1版）

重要的是，被拆掉的并不仅仅是一堵“仪器之墙”。这种变化正在长三角持续扩展。随着公共技术平台的打通，越来越多创新要素开始跨越行政边界自由流动。

刘博团队研发大肠杆菌快速检测设备的过程就是典型案例。长期以来，自来水厂检测大肠杆菌主要依赖传统培养法。从采样到获得检测结果，往往需要数天时间。为了缩短检测周期，团队尝试利用微流控芯片技术，将传统实验室中的复杂检测过程集成到一枚芯片之中，实现病原体快速富集与检测。最终研发出的设备，将检测时间压缩到3.5小时以内。技术源头来自上海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成果；产品开发和工程化验证主要在嘉善推进；设备测试则放在上海的一家自来水厂进行。

这种跨区域协同，如今已经成为祥符实验室的日常。实验室展厅里摆放着一个不足3厘米高的小玻璃瓶，这看似不起眼的瓶子里装着约1克白色粉末，实际是一种矿化DNA材料。理论上，这1克材料能够存储近10亿太字节（TB）信息。基础研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樊春海院士团队，成果转化在祥符实验室推进，相关DNA合成产品则依托上海市场进入产业化应用。

不同领域的创新实践，背后反映的却是同一种变化——创新资源正在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按照创新规律重新配置。

过去，科研合作更多依赖个体联系和临时协调。现在，统一的平台、统一的规则和统一的机制正在成为支撑创新活动的新基础设施。

祥符实验室所在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是这种变化最集中的观察窗口。从上海市中心出发，一个多小时即可抵达，在示范区，科研人员跨省工作、跨省合作早已成为常态。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嘉善复旦研究院、同济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建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一批创新载体相继布局于此，一个汇聚多所顶尖高校创新资源的实验室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刘博的家安在上海，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嘉善之间。但在他的感受里，这样的双城通勤早已没有“跨省”的意味。正如祥符实验室副主任沈锋所说：“这里不是‘外地’，而是上海科创资源的自然延伸。”

共享的是设备，打通的是创新体系。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优势，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创新发展的现实动能。

原标题：《上海交大价值上千万的科研仪器，在浙江嘉善几分钟就预约到了，背后谁在买单？》

栏目主编：陈抒怡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巩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