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获普利策奖：《十一月的此刻》中的无尽劳作与生存韧性

约瑟芬·约翰逊（1910—1990）是美国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她曾多次获欧·亨利奖。1935年，年仅25岁的约翰逊凭借自己的首部小说《十一月的此刻》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这本小说以美国大萧条与西部大旱灾为背景，讲述一家五口从城市回到乡村务农、在债务与自然的双重绞杀下艰难求生的故事。

这部曾获普利策文学奖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尚显陌生。6月7日，“她的生活会一直向前——约瑟芬·约翰逊《十一月的此刻》分享会”在京举办，《十一月的此刻》译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乙瑶，作家、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得主辽京，媒体人冷建国围绕《十一月的此刻》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自然、女性与生存韧性的对话。

《十一月的此刻》书封

苦痛以后的开阔与治愈

《十一月的此刻》是美国作家约瑟芬·约翰逊24岁时写下的作品，并在25岁凭借该作斩获普利策文学奖。

书中的故事回到美国大萧条时期，麦格一家因负债不得不举家回到农村生活。饥荒、干旱、重税、无尽的农活，生活的沉重时刻挤压着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只好拼命劳作，换取收成。大自然偶尔以温柔的力量治愈着麦格与这个家庭，雇农格兰特的到来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唤醒了三姐妹的情感，但幸福在贫瘠的生活面前几乎没有绽放的可能。亲情、爱情和乐观的信念逐一离去，在自然与生活坚硬而温柔的两面中，日子仍将继续下去，人们仍需保持面对每一个清晨的勇气。

辽京首先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作者在展现苦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生活。她依然把目光投向自然的变化，即便在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她依然能在半夜感受到月亮和凉风。这本书最后给我留下一种开放的、甚至治愈的感觉——所有的苦痛都会结束，活着的人会活下去，它让我读到了一种微小的光芒”。

郭乙瑶则从书中读出了作家萧红的影子。“翻译的时候，我并不太喜欢大姐凯琳，觉得她性格乖张、不讨喜。但最近重读，我忽然觉得她有点像萧红——非常有才气，非常受压抑，只是没能成功离家出走。”她感叹，“好的故事就是如此，同一个人物，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感受完全不同”。

这种“反复阅读时会获得截然不同的感受”的体验在冷建国看来，与小说所用的“有限视角”的写作手法有关，“全书以二女儿麦格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三姐妹关系复杂，她对姐姐充满评判和怨念，跟妹妹分享自然的秘密。一直读到姐姐自杀的情节，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姐姐的理解并不足够。这种坐井观天式的有限视角的写法，一方面充满情感和偏见，另一方面也让读者无法不代入自身”。

辽京从写作者的角度补充道：“日常生活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把别人当成纸片人是很常见的。麦格就是这样，她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活、自然和爱而不得的爱情上。她对姐姐和妹妹的视角是非常真实的，甚至带着点审判。这种真实，恰恰是很多全知视角的小说做不到的。”

对比同类的作品，冷建国谈到，与《愤怒的葡萄》那种史诗级的男性书写相比，《十一月的此刻》常被归为“家庭故事”或“女性成长小说”，似乎被“往小了说”。“但如果你拿放大镜读，你会发现它既细腻又具有史诗般的观察力。它能兼顾这两点，正是因为它没有离开个人的温度。”

被遗忘的经典

本书的译者郭乙瑶回忆，自己最初通过出版社推荐接触到这本书，读了几章便深深喜欢上了它。“作者的语言非常诗意，句子很短，风格唯美。翻着翻着就沉浸进去了。”郭乙瑶认为这部作品是“被遗忘的经典”，“经典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实质的创造性，约翰逊写这本书时不知道什么叫自然文学，也没读过女性主义理论，但她写出的作品让后人读起来总觉得‘它是这个，它是那个’。其次是无限的可能性，读一遍、两遍、三遍，对人物和故事的理解都不一样。最后有时空的跨越性，一百年前人们遇到的问题，今天我们依然会遇到。”

冷建国认为，《十一月的此刻》是一本非常动人、非常残酷，同时也非常温情的小说。“约翰逊虽然在乡村写这本书，但她对当时美国社会的观察非常细致。大萧条时期人物的心理状态，即使在最底层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框架，都被她精准地捕捉到了。”

同为创作者的辽京感叹：“写小说不是因为市场需要，而是我自己需要。写作让我打捞自己、理解自己。”她坦言，自己在写作中有时像“叙事机器”，但《十一月的此刻》让她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的书是一生一次的。作者把自己全身心投入进去，那种最深的感情、痛苦都投入进去，这种写作非常动人，但对作者来说也是一次性的、无法复制的。就像写作者到了30岁再写20岁的初恋，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6月7日，“她的生活会一直向前——约瑟芬·约翰逊《十一月的此刻》分享会”在京举办。

疗愈的自然观

对自然的书写是这部小说最动人的部分之一。在旱灾肆虐的背景下，父亲和雇工格兰特代表的是“征服自然”的男性视角——他们要跟土地战斗、控制、赢得什么。而麦格则始终与自然融合在一起。

辽京分享了小说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雇工格兰特丢了手表后说“不要相信自然，要相信表上面的小格子”。“格兰特和麦格的父亲一样，都是要战斗、要对抗、要控制自然的”，辽京说，“他们不会停下来体验到那种天人合一的融合感。但麦格没有走向那种极端的绝望，她依然愿意看到自然的美，依然愿意看到生活的希望，她的视角永远是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当她痛苦的时候，她可以从周边的田野、动物、植物、风月中得到疗愈”。

郭乙瑶也对这两个人物印象深刻，她谈到，“父亲和格兰特代表的是文明，是二元对立中要去征服自然的那一方。他们永远意识不到，如果时令未到，你想得到一颗豆子也是枉然。而麦格代表的则是与自然共生——人就是自然的一分子。”

冷建国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麦格从自然中获得的安慰，“她从自然的绝对残酷、绝对客观里反而获得了某种疗愈——我的命运相对于自然是如此渺小而短暂，自然的循环是无穷尽的、不受任何人意志控制的，我的痛苦相比之下微不足道。”

“无尽的劳作”

《十一月的此刻》出版于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小说中一家人始终生活在债务的巨大阴影下。冷建国认为，这一主题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着强烈的共鸣。“这种贫困不是你能挣多少钱、买多大房子的比较，而是一种大环境对人心的压迫——你始终处于无尽的劳作、无尽的恐慌之中。”她指出，“小说中一家人每天早上起来就背着债，一年过去还是背着债。这种亏欠是亏欠过去也亏欠未来，亏欠时间也亏欠空间。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也在经历这种挤压——如果我今天停止工作，明天社会地位可能就要下降。这种持续的紧张感，与书中的描绘是共通的。”

辽京用“徒劳”一词概括了小说中最刺痛她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可能是在绝对贫困之上的，还没有到吃不上饭的程度。但是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到最后盘点时发现，牛奶卖不出去了、果酱换不来钱了，一切都是徒劳。”她认为，正是这种“看不到意义所在”的状态，驱使麦格发出追问——而她的追问对象，依然是那个既给予她安慰、又无法给出答案的自然：“土地可以如约生产农民种下去的东西，大自然是不失约的，但是生活呢？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郭乙瑶从小说中提炼出一个关键词：resilience（复原力）。“这个词指的是你受到挫折、创伤之后，能很快自我修复，能坚持下去。小说中麦格一次次到自然中欣赏美，目的就是得到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种疗愈。”郭乙瑶还乐观地表示：“死并不可怕，活着才需要勇气。这本书最打动我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保持‘面对每一个清晨的勇气’。”

辽京对此回应，resilience这种百折不挠的企业家精神是人在面对困难时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力量，对现在的很多人而言，这个词相当于“苟住”。她指出，《十一月的此刻》与《活着》最大的不同在于，麦格“还没有麻木”：“福贵到最后是一个近乎麻木的状态，但麦格仍然朝向未来，依然保存着她那颗敏感的心。不管现实给她多少打击，她都没有放弃追问——哪怕只是朝向不会回答她的大自然追问。她仍然在等待那个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