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万里被降格任职，邓小平提议华国锋同志：让他去安徽吧

你敢信吗？1977年夏天，万里都收拾好行李要去湖北报到了，临出门突然被叫停。一纸调令改了目的地，把他派去了当时全国最头疼的烂摊子安徽。没人料到，这次看起来明摆着的降级调动，短短几年就彻底改变了好几亿中国农民的命运。

那时候安徽穷到啥地步？中央给政治局委员放了一部6分钟的内部片，没有一句解说，全是实拍的安徽农村画面。枯得走形的孩子，空得能跑马的粮仓，漏雨漏风的茅草屋，一屋子人看完半天没人说话。

中央急着找一个能扛事的人接这个烂摊子，挑来挑去选中了万里。那时候万里刚当上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屁股还没沾热椅子呢。邓小平那时候还没正式复职，已经开始参与核心决策，他说安徽这个老大难，就得万里去，他处理乱局有一套，敢拍板敢担事。

1977年6月调令下来，万里二话没说打包就走，直奔合肥。他到岗第一件事既没开大会也没听一堆汇报，直接扎去乡下了。三四个月轻车简从走了三千多里地，看完他直说，真没想到解放几十年了，还有这么多农村穷成这样。

当时的统计数字拿到手，谁看了都心惊。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一成能吃饱饭，六成七的队人均年收入不到60块，最穷的四分之一一年人均不到40块。那时候买块肥皂都要掰着手指头算，日子过得真叫难。

万里一眼就看出根子在哪，就是之前那套左的东西把农民捆得死死的。学大寨越喊得凶，照本宣科越厉害，农民就越穷。要改就得动根子，把种地的自主权还给农民，让他们自己说了算。

当年11月，安徽省委出了后来著名的“省委六条”，核心就一句话，生产队自己说了算，种什么怎么种不用别人瞎指挥。这在当年可是实打实的烫手山芋，直接撞了当时学大寨的红线，转头就有人给万里扣帽子，说他搞右倾翻案。

上面开学大寨的会要求省委书记去表态，万里直接跟去的人说，你就带耳朵去，别乱说话，回来也不用传达，我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敢顶着这么大的政治压力硬刚，这份胆气真不是谁都有。

人民日报头版发了文章报道这份文件，邓小平看到直接点头肯定。安徽农村一下子就活过来了，农民的劲儿终于被撩起来一点。谁知道没消停多久，更大的考验来了。

1978年夏天安徽遇了罕见大旱，秋天的庄稼基本上全旱死了，饿肚子的阴影直接悬在所有人脑袋上。万里当时拍板批了一个谁都不敢想的方案，集体种不了的地临时借给农户，谁种谁收，国家不征购。

农民拿到地赶紧种上红薯玉米，收多收少全归自己，一下子就有了奔头。结果出来谁都没想到，全省秋种面积超额完成，收成比预想的好太多。农民有了自己拿主意的权力，效率真的立马上来，这一步也给后来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

1978年11月的一个夜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间土屋里，挤了18个庄稼汉。昏黄的油灯照着每个人的脸，他们干了一件当年掉脑袋都不冤的事，十八个人在一张契约上挨个按下红手印，约定分田到户，自己干自己的，任务自己完成，出事了共同承担。

契约里还有一条看着就让人心酸，要是主事的人因为这事被抓了，剩下的人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谁都没想到，这张按满红手印的纸，后来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原点。转年秋天小岗村的收成，直接震了所有人。

1979年秋收，小岗村总产13.3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四倍，卖给国家的油料超过任务八十倍，人均收入四百多，是1978年的十八倍。一下子就翻身了，消息传出去，有人夸也有人骂，吵得不可开交。

当年3月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封批评包产到户的读者来信，背后还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凤阳上下一下子慌了，不知道该接着干还是收手。万里听到消息直接给凤阳县委打了电话，撂下一句话，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吗？就这么一句，直接给所有人吃了定心丸。

1980年1月万里亲自跑了小岗村，挨家挨户串门，翻粮食看仓库，没说什么官话套话，就是实打实看情况。看完他就说了四个字，我支持你们。还跟身边的凤阳干部说，谁想学小岗就让他们学，直接给整个安徽开了绿灯。

紧跟着安徽肥西县也动起来，一大批生产队搞了承包，夏收直接产量翻番。消息顺着省界传出去，四川也跟着学安徽的经验动了农村政策，这条路走没走通，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那了。同年4月万里调回北京当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安徽的试验，终于要推到全国了。

同年5月邓小平直接跟中央负责人表态，凤阳县搞了大包干，一年就翻身变了样子，有人担心影响集体经济，根本没必要。后来万里牵头，连续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从1982年一直发到1986年。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给包产到户落了正式户口，承认它的合法性，吵了好几年的姓社姓资的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到1987年，全国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户都用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饥荒的影子，第一次真真正正从中国农村退了出去。民间一直传着一句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那是农民实打实掏心窝子的评价。邓小平给的评价更干脆，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后来万里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直把推进改革放在第一位，五年里出了八十多部法律，还把“一国两制”用香港基本法固定了下来。1993年修宪法，他力主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写进去，给当年那十八户按手印的农民，给那段敢闯敢试的历史，盖了最有分量的章。

76岁那年万里主动申请退休，给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了榜样，从此淡出政坛安度晚年。2015年万里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天安门广场降半旗致哀，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前去送别。回头看1977年那次调任，说是降级，其实就是历史选对了人，把一个敢拍板敢担事的人，放到了最需要他的位置上。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深切缅怀万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