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王家烈词条、《贵州文史资料》第一辑、《民国贵州军事史》、《桐梓系军阀史料》、《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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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的贵阳，春雨下了整整三天没停。
城里的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得发亮，路边的老槐树叶子绿得发油，空气里带着一股潮湿的泥腥味。
贵阳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条主干道从老城心向外辐射出去，连着周边的村寨和山路。
雨天里，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顶油纸伞在雨幕里晃过，脚步也是匆匆的，没人愿意多停留。
省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的公务人员比平日少了许多，走路也轻手轻脚的，没人大声说话。
这座大院原来是清代贵州巡抚衙门的旧址，几经修缮，廊柱油漆斑驳，屋檐下的排水槽滴滴答答响个不停，显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闷气息。
大院正堂里，一个将近五十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桌上摆着几份公文，他却一张都没翻动。
他就那么枯坐着，眼神落在窗外那片被雨水打得稀碎的芭蕉叶上，半天没动一下。
这个男人叫王家烈，贵州桐梓人，字绍武。
在贵州这块地界上，他打拼了整整二十多年，从一个私塾先生半路出家当兵，在黔军里爬摸滚打，一路从排长、连长、旅长、师长，熬到省政府主席兼第25军军长的位置，把贵州上上下下攥在手里将近三年。
可就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四月，他手里那些东西，正在一件一件地被拿走。
几天后，王家烈走出省政府大院，坐进了一辆黑色轿车，直奔清镇飞机场。
车窗外的贵阳城一闪而过，他没有回头。
登机那一刻，他身上揣着蒋介石给的银元，耳边是飞机发动机越来越响的轰鸣声，那是他这辈子头一回坐飞机。
而就在这个时候，贵阳城里，一道密令已经悄悄发了出去，收信人遍布贵州各地要员，内容只有一个核心——这件事，远比王家烈本人想象的复杂得多……
【一】桐梓出来的人
贵州桐梓县，坐落在大娄山脉腹地，四面皆山，沟壑纵横，耕地稀少，土地贫瘠。
从遵义往北走，翻过娄山关，下去就是桐梓。
这条路，明代戚继光的军队走过，清代官军征苗也走过，到了民国年间，兵荒马乱，这条路更是踩烂了一茬又一茬。
清末民初那会儿，桐梓这里的老百姓过日子，靠的是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
穷山沟里，偏偏出了一批走军伍的汉子，后来人们管他们叫"桐梓系"，也叫"黔军桐梓派"。
这批人，是民国时期贵州军政舞台上的主角。
王家烈，就是这批人里头最终爬到最高位置的那一个。
1893年7月10日，王家烈出生于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乡。
家境在当地算是中等，父亲是前清秀才，但父亲早早去世，留下三男三女六个孩子给妻子。
家里虽穷，但还是供他在桐梓县城的明德私立学堂和向家义学读了几年书。
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周西成、毛光翔等一批后来在贵州名噪一时的人物，这批乡党、同学，日后成了统治贵州近十年的桐梓军政集团的基础。
向家义学后来因为经办人筹资困难停办了。
失学后的王家烈，凭着自己高大有力的身板，加入了"背二哥"的行列——就是背盐巴挣钱的苦力。
綦江是川盐入黔四大盐岸之一，盐船溯流而上，运到桐梓松坎离岸，再由背夫背运到桐梓、遵义，然后转运各地。
王家烈就是干这个的，一背篓盐，山路几十里，这就是他少年时代的日常。
1912年，王家烈去了遵义，在县境里的私塾当了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
那个年代，贵州一穷二白，科举废了，读书出路窄，有点门路的人家会送孩子去学做买卖，没门路的，就送去当兵。王家烈在私塾教书只是暂时的，心里还是想着别的出路。
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正式入伍，成为贵州省防国民军的一名士兵，这是他军事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随后他先后进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陆军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入湘参加了护法战争。
1918年6月，王家烈进入周西成营任见习排长、排长。从这一年起，他的命运就和周西成绑在了一起。
周西成，也是桐梓县人，与王家烈算是地地道道的老乡。
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同乡之谊是最实在的纽带。
周西成有魄力，有眼光，带兵打仗也有一套，在黔军里上升得很快。
王家烈跟了他，算是找到了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树。
1920年代，贵州军政格局动荡复杂，各路势力反复拉锯。
王家烈先后跟随周西成东征西讨，1922年随周西成前往四川，被晋升为团长；1923年又跟随周西成回到贵州，收编了罗成部后，晋升为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
几经沉浮，历经多次战事，资历越来越深，手下的部队也越来越多。
周西成在贵州军政圈里留下过一句话，大意是桐梓系继承人的顺序由高到低：毛光翔、王家烈、江国璠、犹国才。王家烈排第二，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1929年春末，蒋桂战争爆发。为了压制"联桂"的周西成，蒋介石以龙云为第十路讨逆总指挥、李燊为第十路前敌总指挥，出兵贵州。
这场滇黔之战里，周西成在关岭中弹溺水身亡，滇李联军攻入贵阳。
噩耗传来，桐梓系群龙无首。好在骨干将领们在周西成战死后从各地会聚遵义，共推毛光翔代理第25军军长，毛光翔口头举荐王家烈代理副军长。
随后，王家烈收拢部队重整旗鼓，带兵反攻贵阳，赶走了在贵阳待了18天的李燊，夺回了省政权。
贵州，又姓"桐梓"了。
此后几年，王家烈与毛光翔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王家烈认为自己各方面强于毛光翔，心里不服气。
1931年，南京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25军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更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
1932年2月，王家烈重兵压向贵阳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25军军长。
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
当年3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
至此，王家烈站上了他人生的最高点。那一年，他三十九岁。贵州全省的军政事务，都要看这个桐梓汉子的脸色。
【二】治黔三年，内忧外患
王家烈主政贵州，时间从1932年算起，到1935年被免职，前后将近三年。
这三年，他做了些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是了解这段历史绕不开的一环。
先说他上台之初面临的局面。
王家烈主政之初，桐梓系内部就不太平。他逼走了毛光翔，但毛光翔并没有就此消停。
1932年11月，毛光翔、蒋在珍在遵义起事反王。
正当王部全力进攻遵义时，驻安顺的第25军第二师师长犹国材，于1932年11月24日发兵反王，迅速袭占贵阳。王部回援不及，败走榕江。
12月初，蒋介石令犹国材接任第25军军长，暂兼代贵州省主席。
这一次，王家烈又狼狈了。
但他没有认输。1933年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夺回贵阳，21日宣布复任，4月8日获国民政府承认。
这一来一去，王家烈在黔军内部的地位经历了一次考验，也让他深刻认识到，桐梓系内部的那些将领，谁都靠不住，关键时刻各有各的算盘。
实际上，就算王家烈复任之后，他能直接调遣作战的部队也相当有限。
贵州内部，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
这三人虽然口头上表示听从王家烈的命令，但实际上王家烈根本无法插足三人的地盘，更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
王家烈能直接调遣作战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所辖五个旅，共十五个团。在西南各省军阀当中，王家烈的实力堪称最弱。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王家烈在对外关系上想了不少办法。
他疏通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让贵州烟土从广西过境，缴纳"通关税"；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定立所谓"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妻子万淑芬在这方面出力甚多——她曾代表王家烈亲赴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又到广东会见陈济棠，把这些外交关系一手打理了下来。
再说财政。
贵州历来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王家烈接手时，省府财政已是一个烂摊子。
军费开支庞大，地方行政经费有限，税收来源单薄，入不敷出是常态。
王家烈主政期间，为了维持军队运转，在税收方面动作不少，财政始终是一块心病。
基础建设方面，王家烈任内贵州有一些公路修建工程推进，这对当时交通极为闭塞的贵州而言有一定意义。
但受限于财力，整体进展缓慢，贵州交通落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1934年秋冬，红军开始了长征，贵州成了他们进入的第一块西南大省。
王家烈主政贵州三年，积累了不少矛盾，也攒下了一些隐患。
当外部的冲击真正到来，这些隐患便一一浮出水面。
【三】红军入黔，中央军也来了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边境，局势开始变得微妙。
王家烈对这个局面进行了反复的掂量和权衡，最终的方针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与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
1934年5月，王家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一带，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同年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相关部署分路督战。
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
王家烈心里盼着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哪知道，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本意还包藏着另一层打算——"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好"。
中央红军入黔，给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拿掉王家烈，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
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东部，先后占领黎平、剑河、镇远等县城。黎平会议在此期间召开，进一步明确了进军方向。
1935年1月初，红军突破乌江，进入黔北腹地。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地处黔北交通要冲，战略位置重要。
遵义的失守，是王家烈主政期间军事上最具代表性的挫败之一。
黔军在遵义方向的防御，没能挡住红军的攻势，城池在短时间内易手。
就在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央军却不仅没有配合黔军，反而于1935年1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的整体局势。
1月8日，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进驻贵阳。
薛岳随即任命郭恩演接管贵阳城防，王家烈本人进出贵阳，竟然也要经过薛岳部队的盘查，这让王家烈心里窝火得很，可面对薛岳这个蒋介石的绝对心腹，又发不出脾气来。
消息传到贵阳，王家烈脸色难看是自然的，但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连锁反应。
1935年1月，李仲公由重庆入黔，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报告呈蒋，蒋介石随即写了一道手谕，派李仲公为"贵州省临时行政特派员"，在王家烈离职期间负责省政，并发五万元临时行政经费——这道手谕，算是预告了王家烈离职已是早晚的事。
1935年1月中旬，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对红军的领导层进行了重大调整。
会后，红军在川黔滇边区展开大范围机动作战，最著名的战役行动就是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1935年1月29日，红军从猿猴（今元厚）、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此前的土城之战，红军原计划歼灭追击的川军，但战斗进行得比预期艰难，未能全歼对手，随即渡河北进。
二渡赤水，1935年2月18日至20日，红军回师东进，再度渡过赤水河，重入贵州。
2月25日，红军前锋在娄山关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
娄山关，就在桐梓县城以南，是黔北第一险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一仗，黔军师长柏辉章部在娄山关一带顽强抵抗，但依然未能守住，红军取得娄山关战役的胜利，随后于3月初再度占领遵义。
三渡赤水，1935年3月16日至17日，红军从茅台附近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意在吸引追敌向北。
四渡赤水，1935年3月21日至22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迅速渡回赤水河东岸，随即南渡乌江，向贵阳方向进逼。
红军南渡乌江、逼近贵阳的动作，让贵阳城内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陈诚、晏道刚、陈布雷由重庆飞抵贵阳，王家烈和李仲公到清镇飞机场迎接，行辕设于贵州省绥靖公署。
蒋介石坐镇贵阳，一面调部队追击红军，一面着手设计下一步的安排。
随后，红军转向云南方向，贵阳方向的威胁解除。
从1935年1月到4月，短短三个多月时间，贵州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风波，而王家烈作为贵州的主政者，在这场风波中的处境，已经到了最难堪的地步。
1935年4月，蒋介石仍坐镇贵阳。
红军已经离开贵州，转入云南，贵阳城里的火药味却没有散。
王家烈清楚地感觉到，身边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来拜访他的人少了，路上碰到的旧部，打招呼的方式也变得拘谨起来。
更让他心里没底的，是何知重、柏辉章等桐梓系将领的态度变化。
原来这帮人都是他的嫡系，是他最核心的兵力依托。
可就在这一段时间，这两个师长被蒋介石派来的晏道刚一一接触，重金收买，已经在暗中倒戈。
何知重、柏辉章被收买后，开始怂恿士兵"闹饷"，以向军部索要欠薪为由，在贵阳城内制造了数起士兵聚集闹事的事件，把矛头直指王家烈的军部，搅得贵阳城里鸡犬不宁。
王家烈镇不住这场面，发不出军饷，失去了对嫡系部队的实际控制，渐渐被彻底孤立起来。
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令，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只能留其一。
这道选择题，怎么选都是输，王家烈心里清楚得很。
1935年4月6日，走投无路的王家烈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
4月9日，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算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但这个职务，不过是一个空头衔，没有实际兵力支撑。
随即，蒋介石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连军长的职务也一并放弃。
4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改组贵州省政府，免去王家烈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职务，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
紧接着，蒋介石又下令成立中统贵州特务室，免去王家烈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及第25军军长职务，调他去当没有实权的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蒋介石专门安排张学良前来，说是请王家烈一起搭飞机出行，去武汉转转。
张学良来到贵阳，说王家烈没坐过飞机，邀他上飞机在贵阳上空绕飞一圈，顺道一起去武汉。
王家烈当时并不知道，这趟"游览"已经在蒋介石的安排之中。
他走向那架飞机的时候，已经身无一职，只带着离开贵州的行装。
发动机轰鸣，机轮滚动，飞机离开清镇机场的跑道腾空而起。
机舱里，王家烈看着窗外贵阳城越来越小，心里大概也明白，这一离开，就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贵州王"了。
而他浑然不知的是，就在专机起飞前后，贵阳城里，一道与他名字直接相关的密令已经签发出去，送往贵州境内多处——这道密令，直接决定了他接下来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