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新四军战史》《中共党史人物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隐蔽战线春秋》百度百科"卢志英"词条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8年11月30日深夜，徐州城外的官道上，一支溃散的长龙正在黑暗中蠕动。
三十万人马拖着炮车、驮着粮袋，争先恐后往城外涌，官兵们彼此踩踏，人喊马嘶，原本规定好的撤退序列早已荡然无存。
骑在马上的副官回头望了一眼徐州城的轮廓，低声说了一句：这一走，还不知道能走多远。
没有人回答他。
就在队伍跌跌撞撞走了两天之后，值班军士的一声急报打破了沉默——前方宝塔门方向，一个营的兵力炸开了门，当场抓住了七名解放军武工队员，人就押在外面，请示长官如何处置。
消息传进指挥部，杜聿明正盯着一份电报发呆。
他抬起头，问了一句：审了没有？
军士回答：审了，什么都没问出来。
杜聿明沉默了片刻，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就地枪决。
命令传出去，七个人被押向后山。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道命令传出去的同一时刻，另一个人已经打定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主意。这个人，叫文强。
整整十一年之后，当杜聿明拿到特赦通知书的那一天，他才终于知道文强当年做了什么——那一刻，他握着那张薄薄的通知书，久久说不出话来，眼眶慢慢红了...
【1】黄埔一期的陕北少年
1924年3月，一批来自陕西的年轻人从北京乘船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这些人里，有一个叫杜聿明的，来自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刚刚二十岁。
他的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早年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加入了同盟会，曾多次回米脂鼓动县里民团赶走清政府官吏，还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这样的家世，让杜聿明从小便不是那种只知道读死书的少年，血液里带着一股闯劲。
他在榆林中学读书的时候，校长杜斌丞是他的堂哥，教师里有陕西的革命人士魏野畴、李子洲，同班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谢子长、霍世杰，以及现代文学家柳青。
那时候的榆林中学，各种新思想交汇碰撞，让还是少年的杜聿明开了眼界。
1923年，杜聿明从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曹秀清成婚。
转年初春，他与榆林同乡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人一路北上进京，原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
然而在北京停留期间，他目睹了北洋军阀贻误政事的种种乱象，又在《新青年》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革命思潮的冲击让他改变了主意，毅然决定投考黄埔。
1924年3月，杜聿明与堂兄杜聿鑫和十来个陕籍同乡，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
因为陕西元老于右任的推荐，他们全部得以录取，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
于右任临行前赠给杜聿明一幅对联：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
进了黄埔，杜聿明学什么都不马虎，步兵、炮兵、工兵各类课程，战术战法，队列操练，全身心投入，从不敷衍。
他在同期里不是最出风头的那种人，但每一件事都扎实，一步一个脚印。
军校期间，他和同期的陈赓一起参加了讨平广州商团的战斗，后来又在东征讨伐陈炯明时一起报名加入了攻打淡水城的敢死队，率先爬上了城头。
那是他第一次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亮相，把这个陕北少年的胆气彻底磨了出来。
黄埔毕业之后，杜聿明历任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随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中队长，参加了北伐战争，打过1933年长城古北口抗战。
在这个过程里，他先后得到了张治中、徐庭瑶等人的赏识，军事才干一步步在实战中磨砺成形。
1936年，一个关键的机会找上了他。
徐庭瑶向蒋介石推荐，让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任职，专门培训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军官。
那时候中国的机械化军事还是一张白纸，能站到这个位置的人，等于是踩在了一个全新的起跑线上。
杜聿明没有犹豫，接下了这个差事，很快便在这个多数同期生都没有涉足过的领域站稳了脚跟。
同年10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5月，他成为国民党军建立的第一个装甲兵团的第一任团长，同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把机械化部队第一次开上了抗日的战场。
两年之后，他遇上了那场让他声名大振的仗。
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意图切断中国与外界的国际补给线。杜聿明以第五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核心任务是夺回昆仑关。
那场仗，杜聿明打得精细。
战前，他对部下说：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里的头等主力，正面强攻死人太多，要用要塞式攻击法，一步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啃。
部下问：一口一口地啃，要啃多久？
杜聿明说：啃完为止。
1939年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
戴安澜的师首先夺占了仙女山，各部乘胜夜袭，相继攻下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整整打了十八天，终于在1939年12月31日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告终，史称昆仑关大捷。
此役击毙了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打出了抗战正面战场少有的酣畅战绩。
仗打完之后，杜聿明在昆仑关上立了一块"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亲笔写了四百余字的悼念碑文。
一名记者采访他，问这场胜利最值得书写的是什么，他说：本军的胜利，其实是民众的胜利，你们写的时候，千万要带一笔民众。
然而昆仑关的光辉还没有散去，一场更加惨烈的考验便已经到来。
1942年初，日军大举进犯缅甸，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担任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率第五军为中路军，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踏上了那片他日后每每提起都沉默许久的土地。
缅甸这一仗，打到后来完全失控。
英缅军节节败退，盟军之间的协调一塌糊涂，日军很快截断了归路。
杜聿明不得不下令穿越野人山，率部踏上那段后来被无数人提起、却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想象的归程。
野人山里，瘴气弥漫，粮食断绝，疾病肆虐，将士十去其四。
杜聿明自己身染重病，靠担架抬着走，历时数月，最终于1942年8月带着残部踏回国土。
野人山归来，他落下了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发作时腰直不起来，常年靠一根手杖撑着行走，却仍然在东北、在中原的战场上一路坚持到了1948年，坚持到了淮海。
这一路，是他用命走下来的。
【2】走了两条路的文强
1948年9月，文强接到了一纸调令，去徐州给杜聿明当副参谋。
临行前，文强的老上司程潜把他叫到跟前，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你这次去很危险，必须做好当俘虏的准备。
文强抬起头，看着程潜，问道：程老，连您都这么看？
程潜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
文强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带着它踏上了前往徐州的路。
文强是黄埔四期，1907年9月出生在湖南长沙，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
他有一位姑母叫文七妹，正是伟人的母亲，也就是说，文强是伟人的舅表兄弟。
伟人大他十四岁，他从小叫对方"毛大哥"。
文强在晚年口述自传里说：我自打认识这位表哥，就一直跟他抬杠，一直抬到底，从来没有服过气。
文强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
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他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前夕，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宣传员，随后转到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
1927年8月，他赶赴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贺龙部队中的少校特务连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辗转逃往香港，几经周折，潜回上海，与组织断了联系。
1928年春，文强再次冒险入川寻找组织，在成都接上关系之后，被派去做地下兵运工作，先后担任江巴兵委书记，到1930年10月，已经升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
1931年6月，叛徒出卖，文强在四川被捕。
所幸党内特工相助，他侥幸逃脱。
死里逃生归队，迎接他的却不是宽慰，而是一纸"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理由是"有失节行为"——省委认为，他能活着出来，本身就值得怀疑。
文强当场提出申辩，对省委负责人说：我被捕是叛徒出卖，逃脱是靠地下党救助，有什么失节的地方，你们讲清楚。
省委负责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服从就好。
文强没有再说话，回去写了一封信放在桌上，带着妻子出川，信里留了一句：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
两人去了上海，四处打听周恩来的下落，想请他主持公道，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只好返回长沙老家，靠教书和写稿维生，从此脱离了党。
1935年，文强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湖南省主席何键的追杀令。
走投无路之下，他找到了黄埔同期的老同学廖宗泽求援，没想到廖宗泽已经进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廖宗泽把他引见给了军统头子戴笠。
戴笠见到文强，打量了他半天，说：你这样的人才，来了军统屈才，不过先跟着干，日后再看。
文强就此走进了军统。他清楚这条路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清楚自己是被一步步推着走进了这扇门，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往下走了。
在军统期间，文强历任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在戴笠的倚重下官至中将，并以国民党的身份参与了抗日战争。
他始终守着自己的一条底线：从不出卖共产党人，不残害共产党员，两手上从来没有沾过共产党人的血。
这一条，他在日后的审查里反复强调过，后来也被核实属实。
1946年3月，戴笠在南京附近的岱山坠机身亡。
靠山没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处境渐危，便设法抽身，转入程潜的系统，在长沙绥靖公署担任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正是在这里，他收到了那纸去徐州的调令。
带着程潜那句话，文强到了徐州，成了杜聿明身边的副参谋。
到任没多久，两人便一起经历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
那是从南京飞回徐州的途中，飞机飞了半个多钟头还没落地。
文强觉得不对，走去问飞行员。
飞行员说：到过徐州上空了，跑道没有灯光，没法降落，现在飞去济南找机场。
杜聿明从半梦半醒中猛地坐直：下面不是大明湖吗？
王耀武就是在这里败的，共产党的重兵就在这里，降下去不是自投罗网？赶快掉头！
文强也急了：你还要落？这里早就是共产党的地方了！
驾驶员愣住：我还没降呢！
飞机掉头，险险飞回。文强事后对身旁的人说：好险，差点提前结束。
然而几个月之后，这两个人还是在陈官庄成了俘虏。
那一次的侥幸，不过是命运多给了他们几个月的时间。
【3】1948年11月30日：宝塔门外的七条命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头一仗，解放军就打出了气势。
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将黄百韬兵团围困在碾庄圩，激战十六天，至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黄百韬本人阵亡。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徐州守军的心里。
消息传来那天，杜聿明正在和几个幕僚研究地图。
参谋处长走进来，把电报放在桌上，没有开口。
杜聿明扫了一眼电报，把它翻过去，按在桌上，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了一句：黄百韬完了。
文强从旁边走过来，看了一眼电报，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都清楚，黄百韬一完，徐州就成了一座孤城。
此时，黄维兵团已被围困在双堆集，援兵无力突破，徐州周围的包围圈正在一天天收紧。
1948年11月28日，杜聿明飞回南京，在蒋介石那里请准了撤退。
回来之后，他在公开会议上依然高喊坚守徐州，却暗中把撤退计划悄悄推进，连多数部下也被蒙在鼓里。
1948年11月30日深夜，命令下达。
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连同党政人员、随军家属，近三十万人，沿徐州往西南方向开始大撤退。
队伍出城就乱了。
本来规定好的序列和路线全部废了，士兵们争先恐后往外跑，有军官悄悄换上了便衣，有炮车因为争路在路口堵成了死结。
文强骑在马上，看着那条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对身旁的参谋说了一句：这个样子，走不了多远的。
参谋沉默着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文强说的是真的。
队伍一路向西南方向推进，走了整整四天。
1948年12月3日，蒋介石从空中投下手令，命令杜聿明改变方向，南下接应被围的黄维兵团。
杜聿明转向强攻，遭到解放军各部的顽强堵截，三天打不动分毫。
1948年12月4日，解放军追击部队完成合围，将杜聿明集团三十万人马困在了以河南永城陈官庄为中心的一块弹丸之地，南北不过五千米，东西不过一万米。
三十万人，就这样被装进了这口袋里，再也走不出去了。
就在这场撤退途中、合围成形之前，宝塔门出了事。
那一天，一个营的兵力在排查四周动静时，强行炸开了宝塔门，当场截获了七名解放军武工队员。
这七个人身上带着炸药，被押进来的时候腰背挺直，目光沉稳，丝毫没有慌乱之色。
值班军官把七人押进审讯室，盘问了半个多小时，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能问出来。七个人的回答高度一致，只说了一句：我们早知道你们今晚在这里，专门来炸的。
值班军官把审讯结果上报，消息一层层传进了指挥部。
杜聿明此时正被一堆乱事压着——前方的包围圈在收紧，补给跟不上，各兵团司令官之间扯皮不断，蒋介石的电报隔三差五从天上飞下来，每一封都是命令，前后矛盾，让人无从执行。
值班军士进来，说宝塔门抓了七个武工队员，带着炸药，审问无果，请示处置。
杜聿明抬起头，问了一句：带炸弹的？
军士说：是，专门来炸我们的。
杜聿明没有再多想，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就地枪决"四个字，把命令推了过去，挥手示意退下。
七个人被押着出了院子，向后山方向走去。
文强是在不久之后听到这个消息的。
一个处长走到他跟前，压低声音说：文参谋，杜长官下了枪决令，那七个武工队员已经被押去后山了。
文强抬起头，静静地看了那个处长片刻，问道：走了多久了？
处长说：刚走，还没多远。
文强站起来，说：你现在能不能把人追住？
处长迟疑了一下，说：应该还来得及。
文强说：先把人压住，等我的消息。然后不动声色地坐了回去，点上一支烟，一个人想了很长时间。
七个人死不死，和这场战局的走向没有半点关系。
杜聿明签下那道命令，不过是焦虑积压太久之后的一个泄口，事后他自己也未必会再想起这七个人。
但另一层东西，是杜聿明来不及去想的——程潜那句"必须做好当俘虏的准备"，在文强脑子里又转了一圈。
淮海战役打到这个节骨眼，输的方向已经定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兵败被俘，审查是逃不掉的。
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哪一个不会被一条条翻旧账？
杀俘，尤其是杀解放军武工队员，在任何一份审查档案里，都是最重的那一条。
这道命令白纸黑字是杜聿明签的，将来出了事，洗不掉的。
七个人活着，是将来能开口说话的人。
七个人死了，是将来永远钉死在案卷里的铁证。
文强把烟掐灭，叫来那个处长，把他的打算说了出来。
那个处长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最终点了头，悄悄找了几个信得过的下属，把七名武工队员带去后山，到了那里，把手铐松开，手一挥——走吧。
七个人看了看面前这几个士兵，没有多说一句话，转身走进了夜色里。
几天之后，杜聿明听说七人"已带去执行任务"，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战局进入了最后的绞杀阶段，没有人顾得上七个武工队员的生死。
文强把这件事压进了心底，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压了整整十一年。
然而文强没有想到的是，十一年之后，他对杜聿明说出这段往事的那一天，杜聿明在他面前久久说不出话，双眼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那一刻，一道算术题的答案，走完了它全部的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