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被降格任职，中央提议华国锋同志：让他去安徽吧

万里被调任降职之际，中央建议华国锋同志前往安徽任职，这一安排背后有何深意？

1977年初春，淮河两岸的麦苗泛黄，村庄里的石磨却闲着；老人蹲在门口，一声接一声叹气，孩子们围着空锅爬上爬下。乡亲们拦住县里下来的工作组，不是抱怨，而是问一句：“今年能吃上几顿饱饭？”那幅景象，被赶来调研的新任省委负责人看得清清楚楚。几周前，他还在北京主持铁路整顿，如今却踏着尘土站在阜阳地头——万里。

干部大调整正处于收官阶段。最初，名单上写着“湖北”，位置也不低。一次碰头会上，李先念提了不同意见；邓小平听后，只留了一句话：“安徽更缺人，那里必须有人能扛事。”6月18日，华国锋与叶剑英通知结果，万里即刻动身。三天后，他在合肥站台放下行李，身边只带了几页调查提纲。

到任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下乡。九天里，他跑了七个县，住生产队，夜里铺草席。每到一处，总有人围上来。“书记，家里揭不开锅。”这是最常见的诉苦。“地是大家的，责却落在自己头上。”一位老会计悄声补充。万里不多言，只掰着指头算工分，又问亩产、问口粮、问集市价格。数字摆在本子上：人均口粮不到150斤，近三成劳力外出乞讨。如此窘境，已到临界点。

症结并不玄奥。人民公社体制下，队里分配拉不开差距，干多干少一个样，副业也被层层禁锢。为调回生产积极性，省委很快拿出被称为“六条”的办法：土地由生产队自行安排，秋后粮食先保口粮再交公购；副业可恢复，小片自留地不再追究；集市交易不再查抄。文件只两页纸，却如久旱甘霖。消息传开，滁州一夜之间就有七十多个生产队要试。有人私下嘀咕：“这算不算‘单干’？”万里回了句，“给群众一点活路，比什么都要紧。”

天不作美。1978年夏天，安徽遇到百年不遇的干旱，淮河见底，稻秧枯萎。面对皲裂的田垄，省里干脆批准农户“借用”荒滩、河槽，能种多少算多少。那年秋天，居然还有人把晚稻挑到集市出售。实践给了干部们底气：只要肯放手，农民自会找出路。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同年11月。凤阳县东陵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在深夜聚到一间茅草屋，点着油灯摊开一张薄纸。“谁也别说出去，按了手印就算定了。”严宏昌低声嘱托。十八个红手印落定，宣告全部耕地包干到户。第二年，小岗村亩产跳到400多斤，是往年的五倍。消息传到省城，省委农村会议上炸开了锅。有人担心政策“右倾”，也有人说“这不就是私分集体财产”。万里听完争论，只说：“成效摆在那儿，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一句话定了调：允许试行，先看一年。

1979年秋收后，数据堆满案头：全省粮食总产突破250亿斤，增幅列全国前茅。更多重要的是，逃荒要饭的人几乎绝迹。中央随即调研安徽经验，在年底的若干文件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写进推广意见。自下而上的闯劲遇到自上而下的“开口子”，中国农村的经营方式从此拐弯。

一年后，万里被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临行前，他回到小岗村。老乡们抬来一袋新米，硬塞进吉普车。“万书记，记着咱这片地。”有人红着眼圈说。万里点头，把米又转送给村里的小学：“孩子要长身体。”

安徽后来仍有波折，但那几年的跋涉、争论、试验，已在田野里落地生根。等到1983年全国普遍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才恍然——当初那两页“六条”其实是一根撬动旧体制的杠杆。万里本人在1988年走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岗位，履历再丰满，也掩不住那段在皖三年的泥土味；正是它，照亮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