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合肥地方志、《民国人物传》等公开史料及百度百科"王亚樵"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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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上海，是远东数一数二繁华的一座城。
繁华到什么地步呢？
那会儿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人，提起东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海。
黄浦江上，大小轮船往来如织，挂着各国旗号的货船、客轮，汽笛声从清晨一直拉到深夜，就没断过。
外滩那一排气派的洋楼，一栋紧挨着一栋，飞檐立柱，雕花的窗棂，石头的门脸被擦得锃亮，处处透着说不尽的阔绰。
一到入夜，那才叫一个热闹。
南京路上的霓虹灯次第亮起，红的绿的招牌把整条马路照得亮如白昼，跑马厅、舞厅、戏院、西餐馆，灯火彻夜不熄。
穿西装的、着旗袍的、拉黄包车的、卖报的、舞女、买办、洋行职员、码头工人，各色人等在这片土地上擦肩而过，谁也顾不上多看谁一眼。
用今天的话讲，这就是当时妥妥的"顶流"城市，多少人挤破了头想往里钻。
可这副花团锦簇的光景，说穿了，不过是上海的一张面子。
揭开这层面子往里看，又是另一番天地。
苏州河北岸的棚户区，低矮的窝棚一间挨着一间，污水横流，蚊蝇乱飞，住的全是从四面八方逃荒、讨生活来的穷苦人。
码头上，赤着膊的脚夫扛着比人还重的货包，在颤悠悠的跳板上来来回回，汗珠子砸在地上摔八瓣，一天累死累活下来挣的那几个钱，刚够一家老小不饿肚子。
这座城，最讲究的体面和最难堪的辛酸，就这么紧紧地挨在一处，谁也甩不开谁。
繁华是真繁华，吃人也是真吃人。
三教九流挤在这片十里洋场上，每天都在上演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有人一夜暴富，转头就有人一夜倾家；有人在舞厅里一掷千金眼都不眨，街角就有人冻饿而死无人收尸。
各路帮派盘踞着地盘，背后又各有各的靠山，租界当局、巡捕房、军政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犬牙交错，斗得不可开交。
这地方，最是藏龙卧虎，也最是吃人不吐骨头，没两把刷子，根本别想在这儿立住脚。
就在这一年，城里的巷子口、茶馆里、码头边，常有人压低了嗓子，提起一个名字。
这名字一出口，挺有意思——说话的人会下意识地朝四下里看看，把声音又压低了几分，活像生怕这两个字被不相干的人听了去，会惹出什么祸事来。
有人说他义薄云天，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有人说他心狠手辣，沾都不敢沾。
有人提起他满脸钦佩，眼睛放光；有人一听这名字脸色"唰"地就白了。
同一个人，在不同人嘴里，竟像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模样。
这个人，不是坐拥万贯家财的大老板，也不是手里攥着重兵的实力人物。
他从安徽合肥的乡下走出来，到上海统共不过十来年光景，却硬生生在这座最难站稳脚跟的城市里，闯出了让各方都不敢小看的名头。
市面上的人，一面忌惮他，一面又忍不住四处打听他的来历——这么个其貌不扬、操着一口安徽腔的汉子，到底是凭什么，把自己活成了整座城都要侧目的存在。
他叫王亚樵。
而这个让整座城市侧目的名字背后，是一段从乡间穷书生，到乱世风云人物的曲折来路...
【一】磨店乡里走出来的穷书生
王亚樵是清光绪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生人，老家在安徽合肥北乡的磨店。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皖中村落。
搁地图上你都未必找得着，就是那种"村里有口井、村口有棵树"的寻常地方。
家里世代务农，守着几亩薄田，看天吃饭，遇上风调雨顺还能混个温饱，碰上年景不好，一家人的肚子都得跟着遭罪。
就是在这样紧巴巴、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家里，王亚樵出生了。
照常理推，穷人家的孩子，能平平安安长大成人、跟着爹娘学着伺候庄稼，那就算烧高香了，读书识字这种事，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笔墨纸砚哪一样不要钱？
可王亚樵这孩子，打小就跟旁人不一样。
别的同龄娃在田埂上追鸡撵狗、滚一身泥的时候，他偏爱往有书的地方凑；旁人觉得枯燥得屁股长钉、坐都坐不住的之乎者也，他却听得津津有味，眼睛瞪得溜圆。
家里大人一看，嘿，这孩子是块念书的料啊，一咬牙一跺脚，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也要供他去读书。
他也确实争气，没辜负这份苦心。
脑子活络，记性又好得出奇，旁的孩子要死记硬背上好几天的文章，他扫上几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
在油灯底下啃书本的那些年，村里别人家的灯早早就灭了——灯油贵，舍不得点——可他屋里那盏豆大的灯火，常常亮到大半夜。
一年一年熬下来，他硬是把一肚子学问，扎扎实实装进了脑子里。
十几岁的年纪，就考取了秀才。
（这里多说一句：王亚樵早年的求学经历和这个"功名"，各家记载在说法上略有出入，咱们就按通行的讲，具体的你感兴趣可以再去翻翻地方志细抠。）
在那个年月，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农家子弟能读出这点名堂，可不是件小事，搁村里那是要放鞭炮的。
乡里乡亲提起磨店王家这个后生，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上了岁数的老人摸着花白胡子直点头，说这孩子骨头里就透着股不一样的劲儿，将来必定不是个安分守己、一辈子困在田埂上的主，往后准有大出息。
老人们这话，后来还真就应验了——只不过，应验的方式，是当年谁都没能料到的。
王亚樵渐渐长大的那些年，正赶上清王朝气数将尽，眼瞅着就要走到头了。
朝廷腐朽，官员贪墨，外头列强又一口一口地啃着中国的肉，各地的暗流一处接一处地涌动，到处都在憋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
乡间虽说偏僻闭塞，可时代的风声，还是一阵一阵地往里头刮。
读了书、明了理的年轻人，本就比旁人多长了一双看世道的眼睛。
眼瞅着官府的盘剥一年重过一年，眼瞅着洋人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横、越来越不把中国人当人，眼瞅着身边的乡亲一个接一个被逼得活不下去——血气方刚的王亚樵，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再也压不住了。
他越来越看不惯眼前这些不公不义的破事，也越来越想明白一个理：光埋头读书、考个功名、谋个一官半职，根本救不了这烂透了的世道。
这样的时代浪头一来，像王亚樵这种又有学问、又有脾气、心里还实实在在装着事的年轻人，几乎就没有不被卷进去的。
他很早就一头扎进了反清的革命大潮里，加入了同盟会，跟着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志，在安徽地面上四处奔走联络。
那是一段实打实提着脑袋干事的日子，今天还活蹦乱跳，明天就可能脑袋搬家，稍有不慎，便是杀身灭门之祸。
可王亚樵不怵，干得有声有色，胆识、口才、心气，样样都拿得出手，压根不知道"退缩"这两个字怎么写。
也正是从这段日子起，那个在油灯下埋头苦读的农家少年，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把个人安危看得极轻、把心里认定的那点"大义"看得比命还重的人。
这份脾性，像烙印一样刻进了骨头里，跟了他一辈子，到死都没变过。
【二】被逼出故土的人
辛亥年前后，整个中国都在剧烈地动荡，跟煮开了的一锅水似的。
安徽的局势，更是乱得像走马灯，看得人眼花。
今天这一拨人得了势，耀武扬威；明天那一拨人又压了上来，把前头的踩下去。
前脚还称兄道弟、勾肩搭背的，后脚就能翻脸不认人、刀兵相见。
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种时候，寻常老百姓固然跟着遭殃，像王亚樵这样卷在漩涡里头、又偏偏不肯随大流和稀泥的人，处境就更加凶险了。
王亚樵这人，性子刚直，眼里头是真揉不得半粒沙子。
看不惯的事，他偏要梗着脖子站出来说、要争、要管；认准了的死理，纵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不肯松半个口。
这样的脾气，搁太平年月，兴许还能落个"耿直""有风骨"的好名声，可在那个翻云覆雨、最讲究见风使舵、谁脸皮厚谁吃香的乱世里，那简直就是处处埋雷、自找麻烦。
这么一来二去的，他几次三番得罪了当地手里有实权的人物。
这些人，记仇记得牢，手里又有的是阴损手段，明里一套暗里一套，铁了心要把王亚樵往死里整。
到后来，局面越闹越僵，越搅越死，偌大一个安徽，竟是再没有他王亚樵的容身之处了。
官府四处张贴告示，画影图形，悬赏要拿他归案。
人到了这步田地，是真没辙了。
走投无路之下，王亚樵只得连夜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咬着牙告别了生养自己的故土，远走他乡去避这场祸。
天底下能去的地方那么多，他偏偏挑中了当时全中国最繁华、也最复杂凶险的那座城——上海。
为啥是上海？
也许在他想来，上海地方大，人多嘴杂，三教九流什么牛鬼蛇神都有，最是个能藏得住人的地界；也许他心里头还揣着别的盘算，觉得这么个风云际会的大码头，才装得下他这样不甘心就这么平庸过一辈子的人。
总之，一个揣着满腔不平、口袋里却比脸还干净、没几个铜板的合肥汉子，就这么孤身一人，背井离乡，一头扎进了人生地不熟的十里洋场。
那一年的王亚樵，心里大概也没底，前路究竟是福是祸。
他只知道，身后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眼前是举目无亲的陌生异乡。
可这个打骨子里就不肯认命的人，偏就不信邪，不信自己会窝窝囊囊地在这儿埋没掉。
而等着他的，是一段连他自己做梦都料想不到的际遇。
【三】斧头帮是怎么打出来的
刚到上海那阵子，王亚樵的日子，过得是相当之惨。
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兜里又没本钱傍身。
这座城认钱不认人，最是现实，没有门路、没有靠山，那真是寸步难行，连个像样的落脚地都难找。
头些日子，他只能先把自己安顿下来，四处打听着寻些零工糊口，走一步看一步，活得颇为窘迫狼狈。
换了一般人，落到这步田地，多半也就认了命，能挣口热乎饭吃便谢天谢地了。
可王亚樵到底是读过书、有心气、又在刀尖上历练过的人，看世道的眼光，跟寻常那些垂头丧气的落魄汉子就是不一样。
他很快就敏锐地留意到一桩事：偌大的上海滩上，有一大批和他一样，从安徽出来讨生活的同乡。
这些人，大多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本钱，浑身上下就剩一把力气，只能靠卖苦力过活。
他们在码头扛大包，在工厂做苦工，在商铺里跑腿打杂，干的全是这座城里最苦、最累、最不起眼的营生，挣的是一分一厘的辛苦血汗钱。
可就是这么累死累活，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没盼头、没指望——黑心工头变着花样克扣工钱，地痞流氓三天两头上门勒索敲诈，连巡捕都看人下菜碟，专挑他们这些没根没底、叫天天不应的外乡苦力欺负。
这些个窝囊气，安徽老乡们大多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咽进肚子里，想找个地方说理都没门。
王亚樵自个儿就是合肥人，又是从苦水里泡大的，最见不得乡亲被人这么往死里作践。
他有见识，有口才，遇上事又肯豁出去替弱者出头，渐渐地，那些散落在上海各个犄角旮旯、受尽了腌臜气的安徽人，就一个传俩、俩传仨，慢慢都聚拢到了他的身边。
他张罗着把这些同乡组织起来，弄了个安徽旅沪一类的同乡团体，专替这些做工的苦力撑腰、说话、出头。
谁家要是遇上了欺行霸市、克扣工钱、仗势欺人的腌臜事，只要找到他王亚樵，他从不打哈哈、不含糊，总要想方设法替弟兄们把这口气讨回来，把公道争回来。
一来二去的，他在安徽同乡里头，威望蹭蹭往上涨，大伙儿都打心眼里拿他当主心骨、当靠山。
只是那个年头的上海，光凭一张嘴皮子讲道理，是万万行不通的。
各路帮派盘踞着地盘，背后又各有各的硬靠山，说到底，还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的丛林规矩。
你手底下要是没有几分真本事，没有几个敢提着脑袋拼命的弟兄，别说替旁人出头了，连自己人都护不周全，迟早被人连皮带骨头吞了。
这中间的关节，王亚樵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终于琢磨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
他让聚拢到身边的弟兄们，每人备上一把锋利的斧头。
可别小看这把斧头，里头的门道可多了。
头一样，价钱便宜，再穷的人家也置办得起，不像枪械那玩意儿，又金贵又难弄还犯忌讳；第二样，往怀里一揣，衣襟一掩，外人压根瞧不出半点端倪，平日里跟寻常做工扛活的人没两样，谁能想到他怀里揣着家伙；可一旦到了要紧关头、真动起手来，这斧头又狠、又快、又利落，比赤手空拳厉害太多了。
就靠着这一招看似简单、却实用到家的安排，一支让整个上海滩都得侧目的队伍，渐渐就有了声势，攒起了名气。
江湖上的人，给他们起了个让人一听就头皮发麻、闻之色变的名号——"斧头帮"。
斧头帮的名头越传越响，王亚樵在上海滩的分量，也跟着水涨船高，一天比一天重。
不过话又说回来，要说王亚樵能聚起这么一帮甘心为他两肋插刀、卖命的人，要是光靠一把斧头、光靠狠，那可远远不够，江湖上比他狠的多了去了。
这个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旁人比不了、学不来的——他最重义气，最讲信用。
答应过别人的事，哪怕砸锅卖铁、搭上自己的身家，他也要给办成了；手下的弟兄一旦出了岔子、遭了难，他从不会缩着脖子袖手旁观、撒手不管，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搭救。
正是这份在乱世里头难得一见的情义，让三教九流里头，不少落魄潦倒、走投无路的人，都打心眼里念着他的好。
这些人心里头琢磨：跟着王亚樵这样有情有义的人混，就算把这条烂命搭上了，也值！
于是一个个心甘情愿地聚拢在他周围，死心塌地为他奔走效力。
更要紧的是，王亚樵心里头装着的，从来就不只是地盘和银钱这些寻常帮派头目眼里头唯一放不下的东西。
他始终没忘年轻时投身革命的那股子热血劲头，那双眼睛盯着的，是更大的、他认定了这辈子非管不可的"大事"。
也正是这份与众不同的心气和格局，让斧头帮和上海滩上那些只盯着赌场、烟馆、码头抽头分账、争地盘抢生意的寻常帮派，从根子上就分道扬镳、不是一路货色了。
一帮原本任人欺凌的市井苦力汉子，在王亚樵的带领下，慢慢拧成了一股谁也不敢小瞧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往后究竟被王亚樵攥在手里，使到了什么地方去，又掀起了怎样惊天动地的滔天巨浪——那就是后话了。
眼下，咱们先按下不表，卖个关子。
【四】山雨欲来
时间，到了1932年的开春。
这一年的上海，气氛跟往年比起来，明显不一样了。
具体哪儿不一样，又一时半会儿说不真切。
就好像一场大雨落下来之前，那种闷得人喘不过气的感觉——天还没黑，云却一层一层往低处压，空气里头湿漉漉、沉甸甸的，风都停了，连知了都不敢叫了，可你心里头清楚，这是要变天的前兆。
1932年初的上海，就笼在这么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紧绷劲儿里。
空气里头，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悄悄绷紧、悄悄发酵，连市井里头最没心没肺、最迟钝的人，都隐隐约约嗅出了几分不对劲来。
街面上的风言风语，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邪乎。
茶馆里、码头边、弄堂口，凑在一块儿的人，谈的话题也悄悄变了味——从前唠的是哪个戏园子又出了名角、哪只股票又涨了，如今你一言我一语，翻来覆去绕的，都是些让人心里发慌、坐立难安的事头。
说话的人眉头紧锁，听话的人面色凝重，谁的脸上都罩着一层化不开的愁云。
熟悉王亚樵的人，这阵子也分明察觉到，这位平日里行事就让人捉摸不透的斧头帮主，整个人的状态，跟往常很不一样了。
往日里的他，虽说行踪不定、神出鬼没，可在相熟的弟兄面前，总还是有说有笑的，透着安徽汉子骨子里那股豪爽痛快的劲儿。
可近来这些日子，他话明显少了，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神色里头压着旁人读不懂的凝重，像是有一桩天大的心事，沉甸甸地坠在他心口上。
那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说不出的压抑。
仿佛有什么大事，正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水面底下，悄无声息地酝酿、翻涌，只待一个时机，便要轰然破水而出。
而站在这一切中心的王亚樵，那个把生死早就看淡了的汉子，眉宇间那股沉郁与决绝，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重、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