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防务需有备用计划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东盟的重要性明显下降。为此东盟国家必须做好准备，在防务领域寻求多项备用计划，确保自身获得最大灵活性和更强的博弈筹码，以便在这个艰难时期争取到符合当前实际的最优结果。

谈及多边对齐原则——即与多个域外行为体（包括但不限于大国或区域集团）建立非约束性但具备实际效用的协作关系——东南亚11国组成的东盟无疑是精明务实的典范。

尽管该组织的起源可追溯至1954年美国扶持的、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但冷战结束后，随着东盟的建立与扩大，其成员国与区域利益攸关大国（中美俄等）打交道时，展示出了越来越强的灵活性与活力。

在对华对美关系上，指导大多数东盟成员国的传统方略，以及该地区模糊且不稳定的“建制共识”，可以概括为“基建与投资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两边都要做贸易”。

中国大力推动基建投资，作为创造就业和扩大战略影响力的手段，并借此成为了多个东盟大陆国家互联互通基建的主要提供方。此外，寻求将部分供应链（乃至价值链）迁往海外的中国制造商，也依托其南部周边地带，布局便利的合资企业与境外生产基地。

然而，这种经济融合虽长期存在，却并未带来相应的军事或安全伙伴关系的提升。南海问题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双边关系中仍是关切议题，虽然程度各异。印尼通过北纳土纳海也间接涉入争端。因此，东盟国家长期依赖美国的安全、情报和军事支持，以此作为遏制所谓中国区域野心的一种手段，或如我博学的同事郭清水所言，是在两大力量之间进行“对冲”。

风动沙移

自2025年1月以来，形势已发生巨变。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东盟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让位于这位自诩的“交易大师”感兴趣的一众其他外交政策议题，如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格陵兰、乌克兰、委内瑞拉、古巴，当然还有现在的伊朗。

截至本文撰稿时，在美国派驻东盟11国的大使职位中（缅甸军政府不被承认为合法代表），仅有文莱、新加坡和泰国的三个职位得到填补，包括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等长期伙伴在内的其余八个仍然空缺。

澳大利亚裔政客尼克・亚当斯自诩“强势领袖”，因过往发表冒犯伊斯兰教与女性的争议言论，白宫不得不撤回其驻马来西亚大使的提名。

尽管部长级和技术官僚主导的对话与交流大体得以维持（例证便是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中，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得到相对热情的回应，他的涉华表态言辞较去年也明显缓和），但来自高层的信号是明确的：特朗普没有一个严肃的东盟政策，他并没有认真对待东盟。即使他的团队里或许有真正重视东盟的人，但其声音往往被周围的人掩盖和否定，因为他们对东盟既不关心，事实上也拿整体外交政策不当回事。

▲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第23届IISS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

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部分说明了特朗普团队对东盟利益的漠视，因为东盟多国依赖海湾国家的能源供应，是全球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更确切地说，2024年通过该海峡的约84%原油、约83%液化天然气最终目的地是亚洲。

此外，伊朗对海湾美军基地的袭扰，也让依赖美国提供防务保护（尤其是防范比伊朗实力强大得多的对手）的地区国家心生不安。伊朗至多是一个经济上有依赖性、技术上有缺陷的地区强国。显然，东盟国家需要一套备用防务方案。

多管齐下

没有万全之策。解决方案必须多管齐下。

首先，东盟应推行防务多边对齐。一方面，成员国应努力保持与美方的接触和信息畅通，但绝不能依赖其提供绝对安全保障。在1991年出台“东进政策”基础上，新德里态度积极，并表示有意通过先进导弹交易和海上安全执法加强与东盟的军事合作。

印尼越来越多地在特定领域与中国开展军事合作，这既是善意姿态，也展现了多向灵活性，2024年12月的“和平神鹰-2024”联合演习即为明证。今年4月，雅加达和华盛顿宣布升级防务伙伴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普拉博沃访问了俄罗斯。越南则深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和安全联系，将合作范围扩展至公共和国内安全领域。

▲中国与印尼的“和平神鹰-2024”联演中，中方跳伞员在高空敬礼致意。

部分东盟国家正积极培养并发展与美方以外各方的“软硬件”协同能力。对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南海利益攸关方而言，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很可能被证明是明智之举。

其次，东盟必须大力投资于国内军事技术能力，并将此类发展融入经济转型总体愿景。

2022至2024年，主要东盟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防务采购和研发支出在78亿美元基础上又增加27亿美元，两年间增长了35%。

当下亟需调整军费投向，扶持本土具备竞争力的军工龙头企业，使其能够对接美俄技术资源，同时更有效地在东盟特定的地缘安全环境中落地实施。

改进硬技术的同时，各国还需整治腐败、指挥效率低下以及武器系统互不兼容等内部顽疾。强化采购与创新的问责制与透明度，将与东盟各国针对外部挑战及潜在破坏者维持“最低可信威慑力”相辅相成。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在区域层面，泰柬冲突和缅甸的大规模动荡仍是持续的安全问题，需要更持久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目前看来仍遥不可及。

第三，在可能且完全遵重主权和政治现实的前提下，东盟国家应审慎校准处理对华多维关系的方法，利用自身在决定中国制造商市场准入与转口贸易流向方面日益关键的地位，以此为筹码，争取在南海问题上达成更具可持续性的共处安排。

2026年4月，苏林总书记新上任后首次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其间，这位越南领导人着重强调了深化社会主义情谊、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拓展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将两国领土争端列入需“有效管控”的分歧领域。

尽管过去几年有激烈的摩擦，菲律宾似乎正通过探索南海联合油气勘探等小步试探方式，努力为其对华关系重建“稳定基础”。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前该地区面临能源危机，但此举同样可能是向华盛顿发出的深思熟虑的信号：马尼拉的地缘战略忠诚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总之，东盟国家必须做好准备，在防务领域寻求多项备用计划，确保自身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博弈筹码，以便在这个艰难时期争取到符合当前实际的最优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