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位农民和四名工人同时进入副国级行列，后来结局如何？

老覃在前些天发布了《毛主席当年为何要暂停高考？三大不良现象，迫使他不得不作此决定》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了毛主席在1966年按下高考“暂停键”的三大苦衷：一、旧高考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不利于工农；二、教育脱离了实际，培养的人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脱离基层；三、大学被地富资、旧官僚子弟垄断。

以上三大苦衷，也足见毛主席对工农人民的重视。

实际上，我党从建党之初就立足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的建党根基。

毛主席在大革命时期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夜校，主张从产业工人、农民骨干里培养革命干部。

大批工人、农民出身干部也因此成长为了革命骨干，其中典型的有安源路矿工人出身的朱少连、苏兆征等等。

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也都大量从一线工农、劳动模范、战斗英模中选拔区县、地市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也规定了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因此，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始终保留大量工农劳模代表进入各级政权。

一届人大代表中，申纪兰、马恒昌、吕鸿宾等都是令人瞩目的工农劳模，他们都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参与国家立法议政。

三届人大代表中，王进喜、邢燕子、陈永贵等劳模也同样进入了国家参政体系。

一句话，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劳模进国家领导层参政”已经成为了常态化。

之所以这样，是党中央当时的治理思路是：劳动模范扎根生产一线，熟悉工农真实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基层群众，能把底层群众诉求直通中央，也能把国家政策带回基层落地，弥补机关干部脱离一线生产的短板。

即选拔工农先进人物进入高层，是践行群众路线、落实劳动者参政议政权利的制度实践。

进入七十年代后，一方面，我国工农业底子薄弱，国家需要熟悉田间生产、工厂实操的一线行家参与宏观决策，在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政策制定上贴合基层实际，避免政策脱离生产现实，工农劳模的一线实操经验是稀缺优势。另一方面，经过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统筹优化领导层组成，实行老干部、中年干部、工农基层干部搭配的班子架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统筹大政方针，专业干部分管行业，需要工农劳模代表补充基层视角，优化决策层人员结构；再有，国家正致力于探索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原有工农参政制度基础上，陈永贵、吴桂贤、孙健、李素文、姚连蔚等 5 名一线劳模在 1975 年 1 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走上副国级岗位。

其中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任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姚连蔚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人均为副国级。

陈永贵是山西大寨农民，他带领大寨开山造田，成为了全国农业劳模，大寨农田建设也成为了全国农业标杆。

吴桂贤为陕西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是纺织行业技术标兵、革新能手，全国劳模。

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翻砂铸工，基层车间工人，后升任厂党委书记、天津市委分管工业副书记。

李素文为沈阳国营副食商店营业员，财贸系统工人， 全国商业劳模。

姚连蔚为西安 847 厂车工、军工产业工人，省劳模。

他们五人虽普遍基础教育学历不高，但都是数十年一线实干、经过层层评选的全国顶尖劳动模范。而1975 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法定最高权力机关，他们任职副国级经过各地层层推选人大代表、大会民主投票选举产生，完全符合当时宪法与人大选举规则。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确立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调整高层领导选拔结构，尽管工农劳模当选人大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参政的制度一直保留至今，而历年全国人大也一直有产业工人、农民、一线劳模代表，不少优秀劳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但不再大批量直接从基层工农劳模中破格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这类行政高官，行政副总理选拔侧重具备系统教育、专业管理履历的干部。

即多名普通工农劳模一次性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阶段性特例，仅此1975年这一次。

1975 年四届人大当选副国级的五人，其中的陈永贵在1980 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保留相应待遇，病逝于1986 年 3 月。

吴桂贤退出的时间最早，她在1977 年就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返回陕西，先后在省纺织系统工作，之后退休安居西安；2024 年去世，终年 86 岁，一生清廉朴素。

孙健在1978 年停职，先回天津原厂，后进入地方机械行业经商，任企业经理、总经济师；1997 年在天津病逝，61 岁。

李素文在1978 年重回沈阳，在沈阳市糖果厂当普通工人，后升任副厂长、市轻工供销公司副总经理，1989 年正式退休；2022 年在沈阳逝世，89 岁。

姚连蔚在1979 年回西安原厂，之后自学中医，在西安基层行医，安度晚年；2012 年在西安病逝，77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