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第一任内务部长，面对儿媳孙媳同样坚持执法标准，身为法律掌舵者，他始终做到有错必查有过必纠！
1957年仲春，湖南宁乡县的山风还带着寒意。满山新露的树桩却格外扎眼——当地人吃柴心急，连百年杉木也难幸免。此刻，刚满七十岁的谢觉哉拄着拐杖站在残枝间，沉默良久才问身旁的生产队长：“这些树是谁动的？”一句轻声，却让在场的儿媳和孙媳脸色煞白，“爹，我们砍了三十来棵……”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这位白发老人并非普通乡邻。二十多年前，他跟着红军越雪山、过草地，是行军纵队里辈分最高的干部之一；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奉命组建边区内务部，挑起民政、司法、公安三副担子。那时根据地百废待兴，许多旧习俗仍在，婚姻纠纷尤其突出。边区临时政府公布了婚姻条例，可如何落到实处，需要有人敢于承担。谢觉哉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周抽一天坐在窑洞口，当场接待前来诉苦的男女老少；警卫担心安全，欲将上访者挡在外头，他只是摆摆手：“先听人家把话说完，咱们再办事。”
就在那间土黄色的窑洞里，一对已经离婚三次的小夫妻第四次哭哭啼啼找上门。男的赌气挽留，女的铁了心要走。谢觉哉不急不躁，提笔列了两张单子：一张写着双方各自承担的家务与债务，另一张写着孩子的抚养责任。两人对照之下，终于明白离与不离都要自己担当，不由收了泪水。这桩看似家长里短的小案子，让乡间的“婚姻自由不是随意离散”成了共识。
制度固然重要，示范更有分量。回到宁乡，面对自家人砍树的“现行”，谢觉哉先让公社做出处罚，没收木料，补栽新苗，又亲自带着家人在村、区、县三级检讨并宣讲护林公约。此举惊动不少老乡——谁也没见过堂堂中央领导把家事摆到社员大会上解决。更重要的是，他提议恢复民国时期搁置已久的“禁山会”，让群众自己看护山林，一纸乡规把昔日裸露的山头慢慢染回青绿。
对待自己，他的尺子比对旁人更严。延安岁月里物资匮乏，窑洞里夜寒难当，他总是提前把炭火烧到半红，再舀一瓢水淋灭明火，三班倒地反复取暖。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小儿子嘴上嘟囔“鞋底快磨穿”，他顺手提起脚边那双暗褐色老皮鞋：“这双我1937年在兰州买的，还能穿。”一句话，胜过长篇说教。
同样的原则延伸到干部待遇。供给制改薪时，身边的高世文因名额有限，只定了行政十五级，满脸郁闷。谢觉哉递给他一张薄纸，上面写着“先看国家口袋，再看自己需要”。短短十字，叫这位老革命羞愧难当，转而主动要求下调补贴。
1959年，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位高了，习惯没改：依旧挤公共食堂，办公桌上放着一摞群众来信。1961年春，他收到一封从甘肃寄来的申诉。写信人是一位被判十年徒刑的医生，自称因给藏区牧民注射驱霉药，被扣上“破坏民族政策”帽子，已经羁押八年。谢觉哉连夜批示：“速调卷宗，务必核实。”工作人员千里赴甘肃走访，对照医学记录与地方档案，很快厘清案情：所谓“破坏”实为误判。最高法院随即撤销原判，医生重返岗位。这是那几年少见的上诉成功案例，不少基层法官第一次感受到监督的存在。
谢觉哉的名字后来刻在人民法院门口的大理石上，却极少有人记得他在山野间罚过家人、在窑洞里约束自己、在夜灯下翻阅厚厚案卷的模样。1971年6月15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生前未留遗嘱，只反复提醒子女：“身正，法自公。”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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