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生于大宋》：于日常细节中看见大宋风华

文｜明生

谈及大宋，世人多醉心于朝堂风云、宋词雅韵，或是被流传千年的固有标签所束缚。历史学者朱瑞熙撰写的《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跳出了王朝兴替的传统宏大叙事，将目光聚焦人间百态。该书深入称谓避讳、衣食住行、婚丧节庆、家族规制、休假习俗、身份标识等细微领域，勾勒出上至帝王贵胄、下至乡野平民，横跨都市与乡间的宋代社会生活全景。

《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

朱瑞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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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理学的刻板印象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程朱理学禁锢思想，社会风气保守拘谨，服饰礼仪一味复古，整个宋朝都陷在循规蹈矩的沉闷氛围里。不过在朱瑞熙看来，理学对宋代民间生活的影响被过度放大，两宋非但没有走向全面复古，反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最为开放、多元、鲜活的时代之一。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人其实极力反对服饰、礼仪的盲目复古。《朱子语类》中清晰记载着他的观点：衣冠服饰的根本在于“便身”“简易”，上古礼法服饰本就并非尽善尽美，后世不断添改愈加繁琐，若要沿用古制，也当酌古通今、删繁就简。他还觉得当时流行的硬帽、幞头笨重累赘、造价不菲，贫寒读书人根本无力置办，认为这类繁琐服饰终究会被时代淘汰。谈及宋代服饰源流，朱熹更是一语戳破真相：“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在他看来，服饰只需恪守华夷之别、兼顾实用节俭即可，从未主张举国恢复周汉旧礼。

从理学传播的时间线来看，其影响力也远不及后世想象。二程之学在北宋元祐年间才小范围流传，宋徽宗时期更是被划入“元祐党籍”，遭到明令禁传，沦为私下讲授的学说。朱熹一生仕途坎坷，在朝任职仅四十天，其学说生前还被定为“伪学”，门下弟子接连遭受打压。直至南宋理宗时期，理学才正式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在朱瑞熙看来，两宋国祚三百余年，理学真正占据主流思想地位的时间不足五十年，以理学全盘定义整个宋代的社会风貌，显然有失客观。

在破除刻板印象之后，《生于大宋》点明了宋代社会繁荣的根基：传统社会结构迎来颠覆性变革。唐代延续已久的门阀士族、部曲贱民体系彻底瓦解，官僚地主、佃客、雇工、仆役等新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彼时土地私有制发展成熟，土地买卖自由通行，国家以律法保护私人产权，租佃制成为农业主流模式。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幅弱化，佃客可自由迁徙、自主选择佃种田地，不少人还放下农具投身商贸，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

社会结构的变革，催生出宋代全方位的发展。彼时农业产能领先世界，铜、铁、银等矿产产量冠绝全球；雕版印刷全面普及，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改写了文化传播格局；罗盘为远洋航行保驾护航，火药从燃烧类器具演进为爆炸式火器，世界上最早的火箭、火枪相继问世。货币体系同样迎来革新，铜钱、铁钱、白银并行流通，交子、会子等纸币应运而生，中国率先迈入信用货币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远至非洲东海岸，临安更是十三世纪全球规模最大、经济最富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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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与点滴趣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代的日常生活，始终游走在礼制规范与市井烟火之间。《生于大宋》从官方典制、民间风俗、伦理教化等角度，勾勒出宋人言行举止的基本准则。

纷繁的称谓体系，是宋代社会身份的直观写照，也藏着诸多逸闻趣事。宋代职官体系庞杂，各类别称雅号流传甚广。龙图阁学士人称“老龙”，直学士为“大龙”，待制唤作“小龙”，直龙图阁则称“假龙”。地方官职也有专属叫法，知州别称“五马”，通判俗称“倅”，知县唤作“明府”，翰林学士尊为“内相”，掌管财政的三司使号称“计相”，仅凭称谓便能分辨官员品级与职权。

民间称谓则满是烟火气息。百姓将皇帝亲切称作“官家”，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意，民间甚至调侃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后宫之中，皇后称“圣人”，嫔妃唤“娘子”。市井里，富商被尊为“员外”，医者自此有了“大夫”“郎中”的称呼。行当称谓各有特色，厨师叫“铛头”，船夫称“长年”，理发匠是“刀镊家儿”。

地域差异也体现在亲属称谓上。福建一带称父亲为“郎罢”，陕西百姓唤父亲为“老子”，四川人将祖父称作“波”。姻亲称谓沿用至今，岳父称“泰山”，岳母为“泰水”，女婿雅号“娇客”，两广民间更是戏称女婿为“驸马”。宋代女子大多没有正式名讳，日常以“阿”加姓氏相称，如阿张、阿李，自称“奴”“奴家”，成为时代独有的称谓特征。士大夫阶层流行以行第相称，陆游曾记载，江南一带子弟成年后，亲友便不再呼其小名，转而以排行相称。

避讳制度是古代等级秩序的延伸，宋代避讳规矩森严，也闹出不少千古笑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便出自此时。北宋仁宗年间，田登出任应天府知府，为避自己名讳，严令全州不得提及“登”及同音字，违者施以鞭刑。上元佳节官府照例放灯，官吏不敢书写“灯”字，只得张贴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沦为后世笑谈。

宋代避讳分为官讳与私讳两类。官讳需避帝王名讳、宗庙名号，宋英宗名赵曙，民间便将“薯药”改称为“山药”。私讳则要避让父祖名讳，朝廷规定无论官职高低，日常称谓、公务用语触犯家讳都需规避。罗点因官职名中的“起”字冲撞曾祖名讳，主动从起居舍人改任太常少卿；蔡京之父名“准”，他便将官署“平准务”改为“平货务”；司马光为避父讳，特意将好友韩维的字“持国”改作“秉国”。

风靡朝野的押字，相当于宋人的“专属签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花押。宋徽宗的御押融合笔画，化作“天下一人”四字的组合符号，尽显帝王心气；王安石的押字笔画潦草、随性仓促，被旁人误认成“歹”字，成为坊间趣谈。司马光的花押端正雅致，是当时文人争相效仿的范本。《生于大宋》提到，在宋代，公文若无押字便不具备效力，就连民间田宅契约、诉讼文书、手工器物、纸币钞券，都要以押字作为信用凭证。

簪花更是跨越阶层的全民风雅。宋徽宗出游时常头戴小帽、簪花，随行官员、侍卫皆获赐花。宋真宗曾亲手为大臣陈尧叟插上牡丹，一时荣宠无双。每到春日，洛阳城中百姓皆头戴鲜花出游，成为宋代独有的人文风景。

休假制度与宗族规制，划定了宋人的生活节奏。宋代官员休假体系完善，堪称古代福利高峰，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日各休五日，每十日还有一天旬休，全年法定假期超百天。除此之外，婚嫁、丧葬、养病、探亲皆有对应假期。包拯曾上奏疏，提议缩减节日假期、勤勉公务，却终究挡不住宋人热爱休闲的生活态度。

民间宗族则以互助向善为底色，范仲淹置办十顷义田，定下十三条规约，宗族中五岁以上族人按人口分发口粮，婚丧嫁娶、日常困难皆能得到接济，苏州范氏义庄也成为宋代宗族慈善的典范。陆九渊家族以家训治家，每日清晨击鼓诵读家规，子弟犯错便依规惩戒，整个宗族和睦有序，成为古代基层治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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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腾腾的大宋细节

如果说礼制秩序是宋代社会的骨架，那么市井百态、饮食服饰、岁时节庆便是丰盈的血肉。书中以细腻笔触，铺展开汴京、临安两座大都会的繁华盛景，也描绘出乡野村落的朴素日常。

在《生于大宋》看来，饮食文化是宋代市井最动人的篇章。此时，已然形成北食、南食两大体系。北方以面食为主，朝野上下偏爱羊肉，北宋宫廷御厨每年消耗羊肉数十万斤，羊肉与猪肉的消耗比例约达百倍，“御厨只用羊肉”更是成为宫廷旧制。南宋定都江南后，南方饮食以稻米为核心，猪肉、水产成为主流，临安城内专门开设肉市、南猪行，猪肉按部位精细拆分售卖，分工极为细致。

日常主食品类琳琅满目，包子由古时“牢丸”演变而来，成为全民喜爱的美食。汴京王楼山洞梅花包子、临安朱家馒头铺声名远播，太学馒头深受学子青睐，蟹黄馒头更是名贵珍馐。胡饼、油饼、蒸饼、各色面条遍布街头巷尾，临安的面食店通宵营业，彻夜灯火不息。北宋灭亡后，北方百姓南迁，江南种麦规模扩大，曾经泾渭分明的北食店、南食店，渐渐打破地域界限，成为南北交融、民族融合最生动的见证。

岁时节日，是宋人一年之中的欢乐高光时刻。元旦之时，全城开放关扑游乐三日，百姓换上新衣，共饮屠苏酒，燃放爆竹，汴京街头彩棚林立、车马往来，世家女子也出门游玩赏乐，满城喧嚣热闹。上元节连张五夜花灯，城中搭建巨型鳌山灯景，数万盏灯火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杂剧、百戏轮番上演，帝王登楼与民同乐。寒食节全城禁火三日，百姓食用冷食、蒸制枣糕，待到清明，人们结伴扫墓、郊外踏青，宫中还会赐出新火，暖意融融。此外，端午插菖蒲、食粽子、赛龙舟，七夕陈设摩睺罗、乞巧晒书，中秋望月泛舟、燃放河灯，重阳品尝花糕、登高赏菊，除夕守岁驱邪、辞旧迎新……从宫廷到民间，热闹贯穿整年。

两宋的都市生活更是精彩。两宋都城彻底打破了延续千年的坊市界限，商铺沿街排布，夜市通宵达旦，全城四百一十四行各行各业各司其职，茶坊、酒肆、勾栏、瓦舍鳞次栉比，勾勒出繁华盛景。临安城内厨艺精湛的厨娘备受豪门追捧，受邀赴宴酬劳丰厚；人力、女使皆为雇佣身份，双方订立契约，拥有人身自由，不再是世代依附主人的贱仆。商人地位大幅提升，可与士族官员通婚，也能通过捐纳步入仕途。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满载丝绸、瓷器的商船扬帆远航。民间工匠技艺精湛，漆器、瓷器、铜镜之上都会刻下工匠押字，以签名为质量担保，尽显匠心。

读完此书便能明白，真正的历史，从来都藏在人间烟火里，藏在一代代普通人的三餐四季、喜怒哀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