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荣德生自订年谱》《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为中国打开一扇窗》《人民网·党史频道》荣毅仁专题等相关记载
部分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2年的冬天，无锡，梁溪河边。
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站在一片老厂区的铁门外，站了很久，没有迈步，也没有说话。
厂区铁门还是老式的，门柱上锈迹斑斑，门楼上依稀可辨几个繁体字的痕迹。
院子里有机器声从厂房里传出来，工人进进出出，一切运转如常。
这一切，和他的家族早已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姓荣。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块砖，当年都姓荣。
他这次来无锡，目的很明确：找回祖辈留下的东西。
荣家在这里创业起家，厂房、地基、设备，那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后来因为历史原因易主。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类似的情况开始被重新处理，他认为这是个可以谈的时候。
经过几轮接洽，厂方给出了一千万元的补偿方案。
态度算客气，没有强硬推拒，双方基本谈拢了方向。
就在他打算点头签字的前两天，一个在无锡做地方档案工作的老朋友，私下给他传了一句话：去国资委查查档案再决定，当年移交的原始记录在那里头，你先看清楚再说。
他去了。
档案调出来，工作人员翻到荣氏企业的那一页，手指着一行字，照着念。
八个字，不多，落地有声。
他当场愣住，整整三天说不出一句话。
【一】从广生钱庄到"面粉大王"：荣氏兄弟如何用二十五年打造一个帝国
荣氏家族的根在无锡荣巷。
祖上世代经商，祖父荣锡畴是往来沪锡两地的贩运商，父亲荣熙泰早年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账房，后来经人推荐到广东三水县，在清政府的厘金局做税吏，勉强维持家业。
荣宗敬，1873年9月23日出生，是兄弟里的老大。
4岁时被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账房，第二年转到永安街的源豫钱庄正式学艺，三年满师后在鸿升码头附近的钱庄跑街，负责揽生意联系客户。
1895年，那家钱庄倒闭，他回无锡赋闲了一段时间。
弟弟荣德生，1875年8月4日出生，小哥哥两岁。
15岁进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亲到广东三水县厘金局帮理账务，在那里待了三年，到1895年任期届满，才和父亲一起离职回乡。
1895年，荣氏父子三人都赋闲在家，一起琢磨后路。
当时江浙一带开钱庄成风，荣熙泰说服两个儿子：兄弟俩都是钱庄出身，开钱庄最熟门路。
1896年2月，荣氏兄弟与人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边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账。
头两年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相继抽走股金。
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荣德生去无锡开设分庄，专营上海与无锡及江阴、宜兴之间的汇兑业务，业务逐渐兴旺。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00年。
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局势大乱，北方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荒蔓延，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而面粉北运免税，经营面粉的商人个个获利。
荣德生从广东经香港返回上海途中，在香港码头看到了成千上万袋进口面粉等待转运内地的场面，顿时意识到这个行业的体量之大。
他回到上海，把所见告诉荣宗敬。
荣宗敬在钱庄账目里也早就注意到，不管行情怎么变，涉及小麦的汇款金额从来没有大幅缩减，沪上增裕、阜丰两家面粉厂的收入始终坚挺。
两人一合计，决定入这一行。
1900年10月，荣氏兄弟以钱庄积累的6000元为基础，联合刚卸任的官员朱仲甫，集资3.9万两银，在无锡西门外梁溪河畔的太保墩购地建厂，共分十三股，购置了四台法国产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及一台60匹马力发动机。
1902年2月正式投产，起名保兴面粉厂，这是无锡有史以来第一家机器面粉厂。
1903年，朱仲甫见面粉厂盈利不多，撤出股份，荣氏兄弟独力经营，改厂名为茂新面粉厂。
开业头几年，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四台石磨每天最多生产300包面粉，出粉质量不稳定，销路打不开。
荣德生为了让产品立住脚，定了一条规矩：收购小麦时，凡是受潮受湿的麦子，不论价格多低，一律不要；每天清晨到厂里，用当天生产的面粉煮一碗不加任何佐料的清汤面疙瘩，专门用来检验面粉的本味是否纯正。
他还请来人脉广博的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专门跑北方市场，凭着与营口、烟台、天津等地客商的多年交情，逐渐打开了销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战区面粉需求骤增，茂新厂的"兵船牌"面粉及时跟上，1905年账面盈利6.6万两银，第一次真正飘红。
有了底气，荣氏兄弟立刻开始扩充：1910年3月，投入巨款引进美国最先进的制粉机器，生产规模一举扩大三倍，日产量从300包跃升至更高数量级。
1912年，荣氏兄弟联合王禹卿等人，集资4万元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当年即盈利3.21万元，随后连续扩张，最多时在上海、无锡、济南、汉口等地开设了福新系列八家面粉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交战各国粮食产量锐减，中国面粉出口的窗口期猛然打开，茂新、福新各厂趁势大扩产能，日产量持续上涨，兵船牌面粉开始远销英、法、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各国。
面粉只是第一步。
1915年4月，荣氏兄弟退出早年参股的振新纱厂，在上海白利南路另起炉灶，出资18万元创立申新纺织公司，开办申新一厂，荣宗敬自任总经理。
创办的时机极好——大战期间西方各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进口纱布大幅减少，国内棉纱价格猛涨，申新一厂当年投产即盈利。
1917年，荣氏以收购方式获得上海日商恒昌源纱厂，改建为申新二厂。
1919年"五四运动"后，民间抵制日货情绪高涨，国货棉纱销量猛增，荣氏趁势在无锡筹建申新三厂，1921年建成开工，配备纱锭5万枚、布机500台，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纺织厂之一。
随后在武汉设申新四厂，又陆续开办五厂、六厂……到1931年，申新系统扩张至九个工厂，分布上海、无锡、武汉、常州等地。
1932年，申新九厂的数据汇总如下：共有纱锭52万余枚，布机5300多台，固定资产超过4180万元，工人达到16万人以上，年产棉纱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厂总产量的18%，棉布产量占29%。
加上茂新、福新的面粉体量——1922年时，荣氏兄弟已拥有面粉厂12家，面粉年产量占全国机制面粉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两顶帽子同时架在荣宗敬头上，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能戴。
伟人后来在一次公开场合评价荣氏家族：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这条路，从1896年广生钱庄算起，走了整整二十五年。
但鼎盛之后，是一场持续数年的危机。
1926年起，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荣辅仁、荣溥仁开始在交易所大量投机洋麦、洋棉，频繁买空卖空。
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棉花、小麦价格连续下跌，投机的窟窿越来越大，两年间荣氏因此亏损超过1000万元。
这场投机失败，直接加剧了荣氏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
1932年后，世界性经济危机蔓延至中国，日本纱厂的棉纱在中国大规模倾销，民国政府还对申新纺织一家就征收了1500多万元特税，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把荣家推到了悬崖边上。
到1934年6月底，申新全部资产6800万元，负债已达6300万元，单是利息支出每年就超过500万，后来连利息都付不起，银行不再放贷，申新一至九厂全部抵押出去，这就是当时震惊上海工商界的"申新搁浅"事件。
1934年7月4日，上海各家报纸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那一天，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荣毅仁看到了报纸，他18岁，当场愣住，半天说不出话。
危机最严峻的时候，国民政府实业部和一些官僚资本的代表，扬言要把申新收归国有，趁机吞并；英商汇丰银行则在1935年以拍卖方式处置申新七厂的抵押资产，委托洋行以225万元低价将厂房拍出，意图被日本商社接手。
消息传出，上海各界舆论哗然，全国实业界声援，申新七厂4600余名工人护厂抗议。
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最终派实业部长出面与汇丰斡旋，拖延到1936年12月，荣宗敬与汇丰银行重新签订了延期还款协议，申七拍卖才正式撤销。
熬过了危机，又熬过了1936年的短暂复苏——申新各厂当年合计盈利308万元，荣德生精神大振。
然后，1937年来了。
【二】战火压顶：荣宗敬的最后岁月与荣德生的十年坚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
荣氏企业主力工厂，密集分布在上海、无锡、武汉——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处于最早的交战地带。
损失来得很快，也很彻底。
淞沪会战期间，申新八厂处于上海战区腹地，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投下19枚千磅以上炸弹，纺织厂烈火腾腾，死亡职工430余人，厂房设备全部摧毁，此后再也未能恢复。
茂新一厂同年11月被日军战机炸毁，荣德生在日记里写："茂一全毁，仅存瓦砾"，字迹平静，背后却是三十多年心血的片刻化灰。
申新三厂库存的五万多担棉花、三千多件棉纱及大批厂房设备，被日军抢劫和焚毁；茂新二厂库存的数万包小麦、面粉、麸皮也被洗劫一空。
据后来核算，抗战中荣氏企业的直接经济损失，按战前币值计算达5281万元，约三分之一纱锭、一半以上布机及五分之一粉磨被破坏毁损，幸存的大量机器也遭到日军"军管"劫夺。
荣宗敬所受的打击尤其沉重。
1937年底，他为维持企业运转，曾参加了一个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组织——上海市民协会，随后发现这个组织暗中有日本侵略军在幕后操纵，立刻决定脱离关系。
但这段短暂的瓜葛，叠加连续轰炸带来的财产损失，把本就不好的身体彻底压垮了。
1938年1月4日深夜，上海陕西北路（时称西摩路）120号荣宗敬的花园洋房里，65岁的荣宗敬在英国商行通和洋行经理薛克的安排陪同下，带着小儿子荣鸿庆，趁夜坐车赶到黄浦江码头，登上一艘英国轮船，秘密离沪，去了香港。
在香港住了不到四十天，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终年66岁。
临终前，据在场人回忆，他还喃喃说着"申新复业"。创业四十年，就这样结束了。
弟弟荣德生，性格与哥哥迥异。
荣宗敬喜冒险、爱排场，在上海呼风唤雨，出手阔绰；荣德生外号"二木头"，常年长袍马褂、黑色瓜皮帽，话不多，算账细，在无锡守着老家地盘，扎实经营。
两人配合了三十多年，哥哥打市场，弟弟管质量，荣宗敬走了，一切重量落到荣德生身上。
1938年5月，荣德生从汉口赶回上海，深居简出，竭力周旋于日方和汪伪政权的各种压力之下，拒绝一切合作邀请。
1941年，汪伪政权实业部出面，派人找上门来，要求荣德生将申新一厂、八厂出售给日本丰田纱厂，荣德生当场拒绝，措辞明确。
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亲自来沪，在上海国际饭店约见荣德生，荣德生只派儿子荣尔仁代为前往，代传一句话：工厂和人格，一样都不出卖。
褚民谊当面威胁，荣尔仁当场代父回了一句话，后来被传进了史料：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日本人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整个抗战期间，荣德生还在后方条件下积极建厂——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建立新厂，开办机械、采煤、造纸等企业，为西南后方供应物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荣德生从西南返回无锡，着手收回茂新二厂和申新三厂，重新招募工人，恢复生产。
好景不长，1946年4月25日上午，上海高恩路（今高安路）125号，荣德生与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同乘一辆福特轿车，刚从宅门驶出转过街角，就被一辆打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牌照的雪佛兰截住。
车上下来三名穿军装的男人，出示了一张"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的逮捕令，以"经济汉奸"为由，将71岁的荣德生强行架走。
绑匪要价一百万美元。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中国是天价，相当于2亿5千万人民币。
荣德生被关押在黑屋子里，整整33天没有见到阳光。
关押期间他写下了遗嘱，表明如果交出全部赎金将影响工厂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本人宁可牺牲个人以保全事业。
后经上海当局出动军警追查，发现系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卫队长黄锦堂中校勾结黑社会绑匪所为。
1946年5月28日，荣德生被放回，案件随后侦破，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
荣家前后付出的赎金及给军警当局的"破案酬谢"共计60余万美元。
这场绑架案，将荣德生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点期望彻底击碎。
此后，他坚决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机器拆往台湾，明确表态不离开大陆，并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派代表与解放军方面秘密联络，积极迎接解放。
除了实业，荣德生这一生还做了大量公益事业：他投资创办公益小学、竞化女小、公益工商中学，与荣宗敬共同出资创建大公图书馆，两人为这两项事业投入共计一百万银元；在无锡建造梅园，重修南禅寺塔；晚年还创办了江南大学。
他去世时，遵照遗嘱，家属将大公图书馆藏书三千多部、五万多册全部捐给无锡市图书馆。
1952年7月29日，荣德生在无锡病逝，享年77岁。
他没有等到荣氏企业公私合营的那一天，但他在去世前立下的一个姿态——阻止迁厂、留守大陆，帮助完整保留了荣氏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为新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工业基础，也为他的儿子荣毅仁铺下了后来那条路的起点。
【三】1949年，荣毅仁选择留下
荣德生七个儿子里，老四荣毅仁，1916年5月1日生于无锡。
193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一年日本人全面进攻，毕业典礼刚结束，战争已经开始。
他没有出走，进入家族企业，先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后担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三新银行经理，战时还主持修复了被日军炸毁的茂新一厂——1948年，他出资2亿5千万法币，清平焦土瓦砾，拆除残存烟囱，修复厂房，从英国订购最新式磨粉机，让茂新一厂在解放前夕重新开工。
1949年，局势明朗。
荣家大多数成员陆续离开大陆，前往香港或海外。
荣德生早已表态：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不离开大陆。
荣毅仁和父亲选择一致：留下来。
1949年5月，国民党当局给荣毅仁罗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向军方提供霉烂面粉、导致部队在东北战场失利，上海地方法院已提起公诉，开庭日期定在5月25日。
就在那一天，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公诉烟消云散。
荣毅仁留下来之后，面对的第一个严峻考验，比他预想的来得更快。
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畅。
申新纺织厂到了春节前夕，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部分女工堵进荣毅仁家里，坐在客厅里催钱，场面极其难看。
后来还是陈毅派出总工会负责人出面疏通，帮申新申请了贷款，才勉强渡过了那一关。
1950年4月1日，荣毅仁组织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推选父亲荣德生为主席，自任总经理，各厂陆续复产，到当年9月开始出现盈余。
1954年，荣毅仁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参与讨论宪法草案并发言。
然后是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至1952年，运动席卷上海私营工商业。
荣毅仁作为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首当其冲，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
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被查出了一些问题，最初经薄一波与陈毅协商，拟定为"基本守法户"。
这个结论报给周恩来，再往上到了伟人案头。
伟人批了一句话：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由陈毅在上海正式宣布。
消息传出，整个上海工商界震动。
荣家是"完全守法户"，等于为当时整个民族工商业者群体的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一大批悬而未决的案子跟着松动了。
这次，伟人亲自替荣毅仁打开了一扇门。
而真正让荣毅仁走上历史前台的，是此后不久那份亲笔递出的申请书。
【四】1954年7月31日：无锡的那场签字仪式
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明确列为重点任务。
全国各大城市的私营企业主，开始面对同一个问题：公私合营，主动走还是被动等。
选择的窗口，不会永远开着，而且早走和晚走的代价截然不同。
荣毅仁在1953年响应政策的时候，他持有股份的广州第二纺织厂，是全国第一家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的私营工厂。
这个"第一"在当时的示范意义非同小可，全国各地工商界都注意到了。
1954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正式授权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三厂的合营手续，当天，荣毅仁亲自向无锡市人民政府递交公私合营申请。
同年4月，申新系统86户股东召开全体会议，正式议决由荣毅仁代表全体股东，统一办理所有荣氏企业的公私合营手续。
1954年7月31日，无锡市政府举行了五家企业公私合营的签订仪式，其中三家是荣氏企业——申新三厂、茂新面粉厂等。
签字那一天，现场并不隆重，就是几张桌子，几份文件，签字，盖章，握手。
茂新面粉厂，从1900年在太保墩集资筹建，1902年2月出第一批面粉，到1937年被日军炸成瓦砾，到1945年重建，到荣毅仁主持修复后的1948年再度开工——五十多年，三代人，就在1954年7月31日这一天，正式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私方的所有权益随之让渡给国家。
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工作人员胡琦霞在多年后查阅这批档案时有专门记录：荣氏的茂新面粉厂在二战后设备先进性曾位居全球前三位，荣氏的申新三厂是当时江苏省内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这两家企业率先走进公私合营，对全国工商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
1955年，荣毅仁出任合营后申新总管理处的董事长。
据无锡市档案记录，无锡申新三厂完成合营仅一年，生产总值就增加了16%，为国家积累资金增加了39%。
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
1月20日，在上海市公私合营大会上，荣毅仁以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身份，与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副市长曹荻秋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总申请书。
就在那一天，上海十余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冒着大雨游行，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全面完成。
全国五十多个大中城市在1月底全部跟进，历史性的一页翻篇了。
荣毅仁还在1956年1月，陪同伟人和陈毅视察了上海申新九厂，这是伟人一生中唯一一次视察私营企业。
此后，荣毅仁将自己全部商业资产正式并入国家，家族半个世纪积累的企业，全部国有化，资方股份以定息方式由国家赎买，荣家开始领取固定股息，不再与企业经营利润挂钩。
1957年，陈毅以前上海市长身份，专门出来支持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并公开说了理由：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荣毅仁从此进入国家干部序列，1959年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然而，往后迎来的那段岁月，让所有人的命运都急转直下。
特殊时期开始后，荣毅仁被扣上"走资派"帽子。
他被派去锅炉房运煤、清洗厕所；右手食指在冲击中被打断，因治疗延误而导致左眼致盲；夫人杨鉴清被打成重伤，长期卧床。
家里存有的古董字画名贵器物，悉数被砸毁或抢走，荣氏从公私合营后每年领取的定息，也全部停发。
这段时间，荣毅仁基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1966年11月12日，他以筹备委员会成员身份出席了一次纪念活动，在会场遇到邓颖超。
邓颖超关切地询问了杨鉴清的状况，听说杨鉴清被打得起不了床，便悄声转告了周恩来的一句话：要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
荣毅仁听后，只说了一句话通过邓颖超转达：我跟党是跟定了的。
这段时期结束，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
1978年，荣毅仁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1979年，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邓小平和叶剑英认为，由荣毅仁主持即将成立的对外经济窗口公司是最合适的人选。
理由很具体：荣氏家族有四百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多是工商界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荣毅仁本人在国际商界有深厚人脉，这些是当时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条件。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正式宣告成立。
董事会成员共44人，李嘉诚、霍英东等工商界巨擘列席其中，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印章上带有国徽，经时任副总理谷牧特批，这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待遇，彰显了这家公司在国家体制内的独特地位。
中信的启动极为艰难。
国务院首拨1000万元，花完后续资金迟迟未到。
荣毅仁从自己多年积攒的定息存款里拿出1000万元，以储蓄存款形式借给公司周转。
据荣智健后来回忆，当时能够动用的启动资金加上借款，拢共不超过3000万元。
创业初期，二三十个人挤在和平宾馆十几间客房里办公，连买信封信纸的钱都没有，荣夫人杨鉴清从银行取出1000元人民币，才印出了公司第一批信笺。
14年里，荣毅仁从未领取一分钱工资。
在荣毅仁的主导下，中信逐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对外窗口。
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80%用于仪征化纤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境外融资，史称"仪征模式"，开创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借款搞建设的先例。
此后中信在日本、德国、新加坡、香港陆续发行多次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完成四次海外融资，合计规模超过300亿日元、3亿港币、1.5亿西德马克和1亿美元，为中国工业化引入了大量急需的外部资金。
1984年，中信投资建设北京国际大厦，这是新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建成后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出租给98家外国公司，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租金等于成本加固定利润"的惯例。
1992年，中信投建的京城大厦建成，中信集团总部迁入。
这两栋楼，是中信模式在建筑上的具体体现。
就在荣毅仁事业走向顶峰的那个节点——1992年，他的族人回到了无锡。
那一趟带走的不是荣耀，而是一份档案，八个字，让人沉默了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