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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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早春，无锡城西的运河边，天色还带着一丝冬末的寒意。
申新纺织厂的旧址就在这里，一排排红砖厂房沿着运河一字排开，烟囱高高耸立，却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吐出过滚滚浓烟了。
厂区的铁门锈迹斑驳，门柱上的漆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墙根底下的野草从砖缝里钻出来，长得倒是挺有精神。
路过的无锡老人偶尔会在门口停下来望两眼，然后摇摇头走掉——这片厂子，搁在三四十年前，那可是整个无锡城最热闹的地方，机器声昼夜不停，工人轮班进出，运河里的船来了一批又一批，专门是给这里运棉花来的。
如今静了。
就在这个早春，有一辆轿车停在了厂区门口。
从车上下来的人，五十出头，头发梳得整齐，身上穿的是剪裁考究的西装，皮鞋锃亮，整个人看上去跟这片破旧的厂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他站在门口，没有急着进去，而是就那么抬头看着那排老厂房，看了很长时间。
他叫荣智健。
他的祖父辈在这里建起了曾经名震全国的纺织王国，他的父亲荣毅仁在这里把家族产业交了出去，而他本人，在香港打拼了十几年，做到了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位置，身家已是数十亿港元级别。
他这趟回无锡，是为了祖辈留下来的这片家业。
公私合营之后几十年，这片厂区的产权早就不在荣家手里了。
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宽松，市场经济的脚步越来越快，荣智健觉得，有些事，应该来谈一谈了。
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最终厂方拿出了一笔补偿金，双方协商解决，以和平收场。
但就在签字之前，有一件事，让荣智健接连三天没有开口说什么多余的话。
那件事，藏在一份从国资委调出来的旧档案里，是荣家当年亲手写下的几个字，字迹清晰，白纸黑字，没有任何歧义，偏偏就是这样，让他坐在那里，沉默了整整三天，才拿起了笔，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从太保墩边一个小面粉厂起步
要说荣智健为什么会有这趟无锡之行，为什么会在那间档案室里沉默三天，就得把时间往前推将近一百年，从一个叫保兴面粉厂的小厂子说起。
1902年，无锡城西门外太保墩，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俩把积攒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借来的钱，凑齐了3750块银元，开了这家保兴面粉厂。
机器是从英国进口的，牌子叫亨利·西蒙公司，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设备。
工人从附近招募，数量不多，厂区也谈不上阔气，就是几间厂房加上一些仓储设施。
荣宗敬比荣德生大四岁，两人都在上海钱庄行业摸爬滚打过将近十年。
哥哥荣宗敬个性强硬，雷厉风行，做生意的时候眼光极准，出手也快；弟弟荣德生相对沉稳，善于经营管理，厂子里的内务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
两兄弟搭档，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倒是把这个小面粉厂越做越顺。
1903年，保兴面粉厂就扭亏为盈，开始盈利。
到了1905年，规模扩大，更名为振新面粉厂。同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又开了振新纱厂，从面粉业跨进了棉纺织业。
这一跨，是荣家日后发展的关键一步。
棉纺织业在当时的中国，虽然有洋纱洋布的竞争压力，但国内需求极为旺盛，加上荣家兄弟在上海的商业人脉，销售渠道很快打开。
振新纱厂的棉纱产品打出去之后，在市场上反响不错，利润相当可观。
尝到甜头之后，荣氏兄弟的扩张速度开始加快。
1907年，荣家在上海开设福新面粉厂，这是荣氏第一次把工厂开到上海。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市场体量远比无锡大得多，荣氏进入上海，意味着彻底踏上了全国性扩张的轨道。
此后数年间，荣家在无锡、上海之间频繁穿梭，面粉厂和纱厂一家接一家地开，资本不够就举债，举债再扩大，扩大再盈利，盈利再投入。
这种快速滚动扩张的模式，放在今天的商业语境里就是所谓的"高杠杆扩张"，搁在当时，就是荣家人的做生意风格：敢借钱，敢投，不怕。
荣宗敬有一句话，大意是，做生意不借钱，那是守成，不是发展。
这句话，后来被无锡商界当成了一种典故来讲。
【二】一战红利与荣家的黄金时代
历史给了荣家一个最好的时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各国的工厂纷纷转入军工生产，对中国的工业商品出口能力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棉纺织品和面粉需求依然旺盛，甚至因为军需物资的缘故，面粉需求在部分地区有明显增长。
洋货少了，国内市场的空间骤然大开。
荣宗敬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全力扩张。
从1914年到1918年这短短四年间，荣氏新开的工厂数量，超过了此前十多年的总和。
面粉厂开到了汉口、济南，纱厂开到了上海新的地段，每一家工厂开张，都带来新的利润，新的利润又投入新的工厂。
申新纺织公司这个名号，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渐确立起来的。
1915年，荣德生在无锡创设申新纺织厂，申新这个名字，取自"申"（上海的简称）和"新"字的组合，寄托了荣家在上海和无锡两地同步发展的意图。
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是日后荣家在无锡最重要的纺织基地，位于城西运河边，厂区规模宏大，在整个华东地区都数得上号。
到1920年代中期，荣氏企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按照当时的统计数字，荣氏名下的面粉厂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共有12家，面粉的年产能占到全国机制面粉总产量的将近三分之一；棉纺织厂9家，工人总数以万计。
仅在无锡一地，荣家的工厂就是城市工业的支柱性存在，大量无锡本地的工人家庭，都在靠荣家工厂的工资吃饭。
这个阶段，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在全国工商界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
"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这两个称号，不只是在无锡叫，全国的商界同行都这么叫，也叫得心服口服。
荣家最红火的那些年，无锡城西运河边的申新厂区，昼夜都是机器轰鸣声，纱锭高速旋转，棉纱一捆一捆地从流水线上出来，再装上运河的货船发往各地。
这条运河，那些年承载了多少荣家的货物，水面下都是算不清的数字。
这是荣氏家族的黄金时代。
但黄金时代从来不是永恒的。
【三】战火打碎了一切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同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日军从上海沿长江一路打，无锡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很快成为战火波及的地区。同年11月，无锡沦陷。
荣氏在无锡和上海的大批工厂，在这场战争里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部分厂房直接被炸毁，部分设备被日军强制接管，部分原材料和成品库存在混乱中损失殆尽。
荣家几十年积累的工业基础，在短短几个月的战火里，几乎毁去了大半。
荣宗敬在战争爆发后撤往香港。他在香港看着那些从无锡和上海传来的消息，一条比一条沉，心里的打击接连不断。
1938年2月，荣宗敬在香港病逝，终年66岁，他的一生，以那片被战火毁掉的工厂为背景，画上了句号。
荣德生没有走。他留在了内地，在日军占领区里想方设法地保住能保住的东西。
这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日军对占领区的工业设施有强烈的控制欲望，要求荣家的工厂以各种名义配合日方的生产需求。
荣德生采取了一种拖字诀，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尽量减少对日方的合作，同时暗中维护工厂的基本运转能力，等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1946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各界的事。荣德生在从上海前往无锡途中，被一伙歹徒绑架，以巨额赎金为要挟。
此事惊动了当时的社会各界，最终荣德生获救，这次绑架事件后来被认为是当时社会动荡状态的一个缩影。
抗战胜利之后，荣德生重新投入工厂的恢复重建工作。
但战争带来的破坏太深，资金的缺口太大，要完全恢复到战前的规模，已经是极为艰难的事情。
在这段困难的重建期里，荣德生最倚重的助手，是他的儿子荣毅仁。
荣毅仁1916年出生于无锡荣家，从小在工厂的环境里长大，耳濡目染都是生意经。
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历史系，1937年毕业。
毕业那年正好淞沪会战打响，他直接从学校走进了家族的战时应对工作，没有任何过渡期。
战后，荣毅仁承担起了荣氏企业恢复与运营的核心工作，申新纺织、茂新面粉这些核心产业的日常经营，很大程度上都落在他的肩膀上。
1948年，荣德生病逝于上海，享年70岁。荣毅仁全面接手了荣氏在内地的产业。
这个接手，只维持了不到一年。
【四】荣毅仁的选择
1949年，整个中国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共两军的决战在各个战场上尘埃落定。
大批工商业者、企业主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或香港，很多人走得仓皇，把能带走的资产尽量带走，实在带不走的就放弃。
上海是撤离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大量富裕阶层在1949年前后涌向香港和台湾。
荣家面临同样的选择。
荣氏家族的部分成员选择了离开，去了香港。
但荣毅仁做了一个与多数工商业者不同的决定——他留了下来，留在上海，留在内地，把荣氏名下的产业留在原地。
荣毅仁后来谈过他当时的想法，大意是：工厂是在中国土地上建起来的，工人是中国人，市场也在中国，没有理由要把这一切都带走。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决定。
留下来的荣毅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积极配合的姿态迎接各项政策的推行。
1950年代初，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荣毅仁是最早一批主动申请公私合营的大型工商业者之一。
1954年，荣毅仁将申新纺织公司、茂新面粉公司等荣氏旗下的核心企业，正式申请并完成公私合营手续。
无锡的申新第三纺织厂、上海的各家工厂，以及茂新面粉公司旗下的各地厂房，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产权性质的变更。
公私合营之后，荣毅仁出任公私合营申新纺织公司的董事长，继续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在政策设计上，私方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之后，按照核定的资产总额每年领取5%的定息，定息年限原定为七年，后来延长至十年，到1966年停止支付。
这个安排，对荣毅仁来说，意味着他在法律层面上依然是企业的"股东"之一，每年能领到一定的利息收入。但实际的控制权，已经转移到了国家一方。
从1954年到1966年，荣毅仁一直在这种"公私合营"的框架下，以企业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工厂的日常运营。
然后，特殊时期到来了。
荣毅仁在特殊时期遭受了严重冲击。他一切社会职务都被停止，在那段岁月里吃尽了苦头。
他的家庭同样受到了牵连，荣家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艰难日子。
特殊时期结束后，荣毅仁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逐步恢复了社会活动。
他的儿子荣智健，在特殊时期期间曾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县，在那里做了很长时间的农场工人，条件极为艰苦。
后来又在水电站工作过一段时间，积累了一些工程管理的经验。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国家允许部分公民赴港探亲。
荣智健通过这个渠道，去到了香港，此后留在香港发展。
荣智健到香港的时候，兜里没有多少钱，靠的完全是自己从头做起。
他最初和几个朋友合伙，在香港做电子元器件的生意，专门倒腾集成电路，规模小，利润薄，但荣智健做得很认真，一单一单地积累，慢慢攒出了第一桶金。
1986年，是荣智健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他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了中信香港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背靠中信集团，是内地资本进入香港市场的重要平台，在香港金融和商业圈子里有相当的分量。
荣智健进入之后，发挥出了他在商业判断上的天赋，带领公司在香港股市上频频出手，收购了一批香港本地的优质资产。
1990年，中信香港更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荣智健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
公司旗下的业务版图迅速扩大，涵盖航空、电力、基建、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成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红筹股公司之一。
到1992年，荣智健的个人财富已经跻身香港富豪前列，《福布斯》杂志的亚洲富豪榜上，有他的名字。
就在事业最顺手的这个节点，他决定回一趟无锡。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在他心里压了很多年的一块东西。
祖辈在无锡城西运河边建起的那片申新厂区，经过公私合营之后几十年的变迁，早已是另一番面貌。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政策对历史遗留的工商业产权问题有了一定的调整空间，荣智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去谈一谈了。
他回到无锡，找到了申新纺织厂的相关管理方，提出了就历史遗留产权问题进行协商的请求。
谈判并不顺利，双方来来回回拉锯了相当长的时间，分歧在很多细节上都僵持不下。
厂方的立场很明确：历史上的产权移交是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完成的，产权归属国有，这个基本性质无法改变；但可以就荣氏家族的历史贡献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作为协商解决的方式。
补偿金额经过多轮磋商，最终定在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数字——据当时的相关记录，金额在千万人民币级别，这在1992年的内地，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眼看谈判就要收尾，荣智健在签字之前，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
他要看当年公私合营时，荣家资产移交的原始档案——那批尘封了将近四十年的纸质文件，记录着荣毅仁当年以什么名义、用什么方式，把申新纺织、茂新面粉等核心资产交了出去。
厂方和相关部门答应了这个请求，从国资委的档案库里把那批文件调了出来。
荣智健坐下来，开始翻阅。
档案翻到荣氏资产处置的核心页面，他的手停住了，眼睛落在那行字上，久久没有挪开。
接下来的三天，他几乎没有对这件事说过什么多余的话，就那么沉默着，让周围的人都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三天之后，他拿起笔，在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整件事就此了结。
档案里那几个字，让一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商人沉默了整整三天。
那几个字到底写的是什么，在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又意味着什么，这背后牵扯出来的，是荣家将近半个世纪的一段历史重量，压在那几个字里面，比任何合同文本都要厚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