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芬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正在公司加班处理季度报表。
“芬啊,这个月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先给爸转两千块钱?”电话那头,65岁的林建国声音有些犹豫。
淑芬愣了一下。
她月薪两万,父亲开口只要两千,按理说不算什么。可她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上个月回家时看到的场景——茶几上摆着两条没拆封的“中华”烟,厨房里堆着几箱高档酒,母亲在世时攒下的养老存折,父亲说过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爸,您的退休金呢?”淑芬放下手中的笔,语气尽量平和,“您退休金一个月五千多,我妈走了之后就您一个人吃饭,怎么每个月都不够花?”
电话那头沉默了。
“您是不是又去棋牌室了?上次张叔跟我说,您打麻将一晚上输了八百块。”淑芬的声音不自觉提高了半度,“还有您那些老战友,三天两头拉您去下馆子,每次都是您抢着买单,我说过多少次了——”
“行了行了。”林建国打断了女儿的话,“不给就不给,说那么多干什么。”
电话挂断了。
淑芬握着手机,胸口堵得慌。
她不是舍不得这两千块钱。去年父亲膝盖做手术,她二话不说掏了四万;过年给的红包,塞了一万;平时家里换空调、修水管,哪次不是她抢着付?
可她现在越来越怕接到父亲的电话。
每次打来,不是要钱,就是诉苦。
淑芬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月薪才三千五,住在城中村的隔断间里,夏天热得起痱子,冬天冻得脚生冻疮。那时候父亲从来没问过她缺不缺钱,每次打电话只会说:“在外面好好干,别给家里丢人。”
她咬牙攒了三年,终于付了买房的首付。
那时候父亲倒是打电话来了,但说的是:“你弟明年要结婚,彩礼还差五万,你这个当姐姐的得出把力。”
她给了。
后来又给弟弟出了买车的一万,给侄女出了上幼儿园的赞助费,给老家翻修房子出了三万。
她从来不是个小气的人。
可最近这一年,她明显感觉到父亲变了。母亲去世后,父亲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开始热衷于各种花钱的社交——今天跟老李去钓鱼买装备花了八百,明天跟老王去足疗按摩花了三百。棋牌室是去得最勤的地方,输赢都是成百上千。
上个月回家,她发现父亲居然学会了网购,快递堆了半个客厅。拆开一看,全是些用不上的东西——养生足浴桶、磁疗手链、号称能治高血压的“特效枕头”。
“爸,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您别乱买。”
“你懂什么,人家直播间说了,这是高科技产品。”
淑芬当时就有点上头,但还是忍住了。
今天她没忍住。
因为两千块钱这个数字刺痛了她——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她忽然意识到,父亲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她:我的钱花光了,你给我补上。
可她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房贷一个月七千,车贷三千,孩子的补习班两千五,家里的生活费四千。她月薪两万,刨去这些,每个月能存下来的也不过三四千。
有时候她真想问父亲一句:您有没有想过,我也需要存钱?我也需要为自己的养老打算?
但她没有问出口。
因为她知道,在父亲眼里,女儿就是女儿,永远不需要为自己考虑什么。
挂了电话之后,淑芬盯着电脑屏幕发了很久的呆。
微信震动了一下,是父亲发来的语音。
“芬啊,爸刚才语气不好,你别往心里去。那个钱……我不要了。爸就是最近心里闷,想出去走走,手里没点活钱,总觉得不踏实。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淑芬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听出来了,父亲不是真的缺那两千块钱,他缺的是被需要的感觉。母亲走后,那个家空荡荡的,弟弟在外地很少回来,她一个月也才回去一两次。父亲每天对着四堵墙,唯一的消遣就是出去跟人凑热闹,而凑热闹是要花钱的。
她拿起手机,给父亲转了两千块。
又发了一条消息:“爸,这周六我带孩子回去住两天。您别去棋牌室了,咱们去菜市场买条鱼,我做给您吃。”
过了一会儿,父亲回了个“好”字,后面跟着三个大笑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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